这是一个充满无畏勇气和冒险精神的民族，这是一个狂野奔放而难以捉摸的帝国。这些

　　来自荒蛮草原和瀚海大漠的游牧者有着说不清的来历，道不明的去向。他们如席卷千山万水的沙尘暴一般骤然兴盛，将无尽的杀戮劫掠和金戈铁马用刀箭刻在史书之上;又像树叶草丛中凝结的露水般默然消逝，只留下千年的感慨叹息和英雄豪情在后人心头萦绕――这就是匈奴。匈奴是一个被汉帝国击败摧毁的苍狼之国，说起匈奴的故事，中国人大都知道秦皇汉武的雄才大略，卫青霍去病的赫赫武功，可是谁又会注意到看似落后的匈奴文化对于中原汉文化的逆向渗透，以及匈奴宗教为汉帝国带来的一场血雨腥风呢?

　　哪来的匈奴?

　　关于匈奴的话题，在中国绝不新鲜。介绍匈奴的书籍却寥寥无几，随手捡起一本书来看看，翻来覆去大概总是那几句话：“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这段话首先将匈奴划到华夏族的范畴内，毕竟大伙都有同一祖先，于是暗中埋下了可以进行统战工作的伏笔。接着又指出淳维的子孙们是专营畜牧业的蛮族人士，明确将其与农耕为主的汉民族划分开来。而且其祖先山戎、猃狁、荤粥都曾有侵扰中原祸害百姓的旧账，倒叙起来的话山戎侵扰过燕、齐;猃狁曾与周宣王姬静大打出手;而身为蚩尤余孽的荤粥更是胆敢抗衡伟大领袖轩辕黄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大伙与其打交道时还是小心为上。这么有水平的话自然出自大家之手，作者便是太史公司马迁先生。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西汉时期，那时候东亚大陆上的两大强国：汉帝国与匈奴帝国正展开争夺霸权的长期争斗。在争霸过程中，汉与匈奴上演了绵延数百年的和亲与战争的戏码。

　　汉对匈奴的态度正与司马迁的这段话相符，在又打又拉的过程中分化瓦解了不可一世的匈奴帝国。话说回来，虽然匈奴本身未必同意司马迁的论断，可惜他们本身没有发展出文字，后来又逐渐衰落消亡，自然更加无法占领舆论宣传阵地，使用笔杆子为自己摇旗呐喊。于是在以后的历史中，匈奴的“夏起源说”便被魏晋南北朝乃至于隋唐五代和宋元明清的历史学家们一辈辈地加强巩固，逐渐发展出“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和“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等诸多注解。尤其是最后这条很有意思，利用匈奴特有的收继婚姻风俗来加强自己的论据。大体上是说夏王朝的末代君主姒履癸被商汤流放而死后，他的儿子獯先是收编了自己的若干后妈，接着率部跑到北方草原上过起游牧的浪漫生活，从而形成了匈奴。

　　这种对匈奴起源的认识绵延两千余年，虽然不断受到其他历史学家的挑战，但是对于匈奴帝国是草原民族，匈奴人信仰游牧文化这一点却被大家所公认。

　　草原之子的纯真生活

　　游牧生活是匈奴人的不二选择，毡房木车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居住在用木架、毛毡和兽皮构成的帐幕中，一家人不分老少同居在一处帷幕下。匈奴人的生活节奏和迁徙方向完全依照牲畜的需要而定，在不同季节，他们经常移换牧地，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做夏营地，寻找可避风寒的谷地作冬营地。马群一般依山而营，羊群则临涧而驻。在迁移时，他们将拆下的毡帐及家庭用具装在马或牛拉的车上。匈奴在宿营地驻屯时，将车子围成一圈，毡帐扎在圈内，一般是部落酋长住在圆圈中心，其他人按地位高低从内向外分布。当部落驻扎停当后炊烟袅袅升起，匈奴人在歇息时唱起歌谣。匈奴人虽没有文字，但他们的民歌曲调优美嘹亮悠扬，在胜利时高歌，在挫败后低唱。除了歌颂领袖和英雄之外，匈奴人还擅长把身边的事物和自身境遇编入歌词，于是匈奴人的喜怒哀乐都会在歌声中悠悠传四方。为民歌伴奏的是胡琴，《后汉书・窦宪传》中有“远兵金山，听笳龙庭”的记载，其中的笳指的是胡笳，除此外还有�鼓也是匈奴的常用乐器。这些乐器后来也传入中原，直到魏晋南北朝时还有中原人演奏的记录。例如晋朝的并州刺史刘琨就擅长吹奏胡笳，他吹出的“出塞入塞之声”凄婉动听，令匈奴人听了“有怀土之切”，在思念故乡时泪眼朦胧。

　　在匈奴的社会分工中放牧和狩猎是男子的事情，妇女负责挤奶、制作奶酪、剪羊毛纺线和制衣等工作。匈奴的女子真是顶起了半边天，在游牧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匈奴部落发生战争时，青壮年妇女往往随军出征，管理行李和钱财，同时搭建毡帐，运送粮草辎重等物。在危机时刻甚至要随男子一同上马战斗，这种特有的劳动分工方式决定了妇女在游牧民族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后来花木兰的故事会出现在同是起源自游牧民族的鲜卑传说中，自然也是这种半边天地位的写照。

　　游牧民族的牧民都是纯朴、善良的化身，远来的陌生旅人可以把毡房当成自己的家一样走进去歇息。主人会热情地招待客人，不过这种招待是有时间限制的：以热情好客的哈萨克人风俗来看，在他们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祖先的遗产中一部分是留给客人的。只要沿途有哈萨克，那怕你走一年的路，也用不着带一粒粮、一分钱”。于是第一天的客人是“上天派来的客人。”要殷勤招待;住到第二天则变成了“祖先请来的客人”自然接着好好款待。俗话说事不过三，在哈萨克人家中做客不要超过两天，毕竟牧民家的牛羊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于是第三天就变成了“魔鬼派来的客人”，给以粗茶淡饭提醒客人该走人了。如果客人真存了就此留在这里白吃白喝一辈子的念头，那么第四天什么招待都没有了，直接撵出去拉倒……我有个朋友曾去内蒙草原深处游玩，他结识了一位蒙族牧民朋友，两人结伴同游相谈甚欢，无拘无束饮酒高歌。当他离开的时候，那牧民忽然给他跪下磕了一个头。朋友大惊失色忙问这是为何?牧民说你是我的好友，但这一离别今生再也不能见面，所以用这种方式送你。如此真性情，只有草原民族，想来匈奴人自然也不例外。

　　胡巫的天与地

　　匈奴人的精神世界很原始简单，他们信奉以灵物与偶像崇拜为特点的萨满教。在万物有灵的信念支配下，匈奴人膜拜氏族或部落的祖灵，也膜拜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土地，乃至于苍狼白鹿等一切草原上的生灵。匈奴的萨满教没有成文的经典，没有宗教组织但每个部落都有巫师，没有寺庙但有祭坛，没有统一、规范化的宗教仪礼但有相似的祈祷和施法模式。匈奴的萨满巫师被中原称之为“胡巫”。胡巫最基本的功能是为人间沟通和联络神灵、祖灵、精灵、鬼灵诸界，以帮助人问解脱痛苦和灾难。而通灵这个神圣的使命，是普通的氏族成员难以承担和胜任的，必须具有天赋异性的人才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做胡巫的基本素质。通灵能力和某些疾病相联系，如精神疾病的治愈者、得了天花而不死者、重伤不死者等，据说他们的伤痛是由神灵加诸其身的，因此，在选拔胡巫时他们往往是未来合格的萨满人，而胡巫的职位一旦确定后也常在本部落氏族中靠口传身受世代嬗递。

　　萨满教的产生与古老的猎、牧地区的自然灾害和流行疾病分不开，因此在胡巫的职能中天然地包含了医治疾病和占卜凶吉的内容。胡巫在治病时以跳大神的方式为主，并辅以火、水、木器、金属器等法器作法。如胡巫赤脚踩踏烧红的炭火后，再用脚去踩病人患病的部位，以神灵之力来驱逐病魔――做这个技术动作的要领是快，只要够快自己决不会受烧伤，在今天的一些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还能看到类似的表演，不过已经沦为旅游区的观光项目了。此外，也有用烧替身的办法为人治病的，即用纸或草等扎成人形后施以巫术，使这些替身有了“生命”后用火烧掉消灾。胡巫虽然靠巫术做法，手里还是要有些真本事的，否则治一个死一个，很快就混不下去了。他们的原始医术从实践中得出，很擅长治疗筋骨毛病和皮外伤，这些也都是草原上常见的创伤。

　　原始的萨满教中，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是最主要的成分。在匈奴人的自然崇拜中，最突出的是对天、地、日、月的崇拜。《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林，课校人畜计。”。匈奴人对天地十分尊崇，在一年三次大规模祭祀中，正月的春祭、五月的龙城大祭，都要祭祀天地，因为单于代表苍天，阏氏则代表大地。这样，祭拜天地的同时等于也是对单于夫妇的膜拜，有利于巩固其统治。匈奴祭天最早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云阳甘泉城下。后来此地被秦朝夺去，只好向西迁到河西走廊休屠王右地。后来此地又被霍去病夺取并获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据《魏书・释老志》的记载，这个金人大约有一丈高，汉武帝把它陈列在自己的行宫甘泉宫内并不祭祀，只派人烧香礼拜而已。

　　对日月，单于要每天在其升起时朝拜：“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另外每次出兵之前都要观察星月，月盛则可攻战，月亏则必须罢兵：“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由于太阳从东方升起，匈奴人自然产生了以左为尊的观念，毡房的房门也常向左开。因为太阳带来了光明，匈奴人崇敬代表光明的白色，与人盟约时要杀白马歃血，共饮血酒。

　　对于祖先，匈奴认为人的灵魂不灭，所以要随葬大批的衣物、器皿乃至奴婢人牲，供其在天国享用，必要时还会通过巫师与祖先对话。正所谓“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每年五月，单于会在龙城大会诸侯，举行大规模的祭祖活动。坟墓是祖先的住所，位置要严格保密，而且严禁任何人破坏。《后汉书・乌桓传》记载在汉昭帝时东胡的后裔乌桓曾挖掉了匈奴单于的坟墓，打扰了祖先的清静，匈奴大怒，发兵东击乌桓。

　　胡巫除了装神弄鬼之外，还肩负着生物战专家的职责。在汉武帝反击匈奴连获大捷的情况下，单于命令胡巫在死去的牛羊身上施用法术，然后抛弃在汉军经过的地方和大漠草原上的水源地。《汉书・西域传》上说“匈奴使巫埋牛羊于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汉军接触后大批感染疾疫损失很大，《资治通鉴》中记载“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胡巫导演了古代历史上最早的“生化危机”，现代历史学家何新在《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中认为这些牛羊是被巫师做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物武器”，匈奴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使用生物武器的人。汉武帝时的名将霍去病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汉书》中说“骠骑将军登临翰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也就是说霍去病的军队全靠俘获匈奴的补给来维持军需，所以历代学者大都认为他是匈奴散步瘟疫的受害者。至于到底是什么引起了瘟疫，历代学者众说纷纭。不过可以肯定不是胡巫跳大神的结果，大体上有炭疽、天花和鼠疫等几种猜测。以发病时的症状和日后蒙古军队的类似做法来看，似乎以鼠疫最为可能。无论如何，被汉人称之为“伤寒”瘟疫由匈奴传入中原，酿成了延续数百年的可怕灾难，连汉朝的灭亡也与瘟疫有直接的关系，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正是依靠送符水治瘟疫的办法串联组织起来的。

　　由于有了神灵代言人的身份，使得巫师的神权与匈奴贵族的世俗权力往往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除了替匈奴首领沟通上天和祖先之外，胡巫还经常参与现实政治斗争。每次匈奴对外出兵时，都要先由巫师做祷告和占卜，吉则出，凶则缓。从当时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胡巫常常参与到匈奴的司法审判体系中，当主持断案的官员无法判断时便要求助神灵指点，也就是全凭胡巫说了算。甚至有不少匈奴显贵也会被政敌串通胡巫陷害，不仅会失宠下台还可能丢掉性命。胡巫传到中原后与中原固有的鬼神观念结合，成为贵族官宦们打击政敌的工具，后来酿成了汉代的一场巨祸。

　　汉武帝与巫蛊之祸

　　在汉与匈奴的长期竞争历史中，汉的先进文明对于匈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匈奴那原始野蛮的文化却也能在文化交流中暗中腐蚀汉帝国的肌体，令匈奴闻风丧胆的汉武帝刘彻就在自己的晚年成为匈奴文化渗透的受害者，但同时他自己也是一个加害者。这就是汉武帝统治期间一再爆发的“巫蛊”之祸，这场灾难是典型的落后文明逆向文化入侵的产物。所谓巫蛊指的是使用巫术诅咒害人的“技术”，大体上分为两个流派，一种是生物战流派，大体上是将蜘蛛、蝎子、蟾蜍、毒蛇、蜈蚣等毒虫放在一个容器中，密封十天，开封后存活下来的那只就是最毒的，它也就是蛊的首选，然后经过饲养最终就是蛊，把它的粪便放在被人家的水井或粮食里吃了的人肚子里就会长虫，慢慢身体虚弱而死;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简单的精神战流派了，大体方式是在木偶上写上被诅咒者的名字和生辰八字，然后靠巫师做法进行诅咒。相比之下自然是后一种简便易行，所以几千年来一直是广大人民群众广泛使用的“报复”手段。在汉武帝时代，很多从匈奴流传到中原的胡巫担负着对人偶施法诅咒的任务，这大概是出于“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考虑。

　　汉武帝是个很狂妄的独裁者，以至于他不能接受年老体弱会多病这个客观规律，所以一直疑心身边有人用巫蛊害他。这种可怕的疑心病造成的灾难极为恐怖，一般来说只要被告发参与了巫蛊案绝对是在劫难逃并且株连家族和朋友。很快的不断有大臣贵族被指控勾结匈奴胡巫诅咒皇上，这是铁板钉钉的大逆不道兼叛国投敌罪行，帝国丞相刘屈�亲自组建了一个个专案组，将一批又一批的罪犯族诛。族诛是一个很可怕的字眼，它意味着罪犯所属家族的毁灭，以汉武帝时常见的夷灭三族为例，罪犯的父族、母族以及妻族的所有亲属都会被一网打尽。一时间长安城里血雨腥风，刘丞相的密探不断罗织罪名，将一张空前巨大的罗网投向太子一党。

　　太子刘据是皇后卫子夫的孩子，也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所以史称卫太子。其实当初卫子夫上位做皇后的原因正是有人指控汉武帝原配陈皇后行巫蛊诅咒，这样才接替了被废黜的陈皇后之位。陈皇后就是那句著名成语“金屋藏娇”中的阿娇，当时一朝红颜老之后，金屋的房门就再也不会对阿娇打开了。美丽聪慧的卫子夫为皇帝生儿育女，她的弟弟卫青和外甥霍去病为皇帝冲锋陷阵，但数十年后巫蛊之祸的最高级别牺牲品宿命般的变成卫子夫自己。随着一条条诬陷的罪证指向卫氏一族，早已年老色衰的卫子夫再也无法保护自己和孩子。很快卫青的宿将旧友接连被族诛，连他的儿子也不能幸免，随即卫子夫的女儿们也被诛杀，一直发展到专案组声称在太子宫中发掘出诅咒皇帝的木偶!卫太子知道在劫难逃，他不肯做秦太子扶苏，愤而率军五万与刘屈�激战于长安。最后兵败自杀，连自己的三子一女也一起死难，只有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孙子幸免。刘彻认定是卫子夫母子背叛了自己，赦令没收皇后的玺绶，这是夫妻彻底决裂的暗喻。卫子夫在无比的凄苦中自杀身亡，整个卫氏家族荡然无存。

　　卫氏外戚的覆灭源自于他们过度集中的权势，而这种独特情况之根源又在于卫太子。在汉武帝和卫太子并存的时间里，汉帝国官僚中形成了两条路线之争，一类积极追随汉武帝的“大有为”路线;一类拥护卫太子主张对内休养生息对外与匈奴和解的“宽仁”路线。汉武帝和卫太子既然各有一班为自己效力的臣僚，他们的关系就出现了竞争之势，身为皇帝的汉武帝不能容忍任何威胁自己绝对权力的苗头存在，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经过十多年的对匈战争胜利，在汉帝国内部制造出了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军人外戚集团的崛起。在卫青、霍去病两位名将周围聚集了大批战功卓著的将领，这些人或出将入相，或为九卿郡守，成为朝廷政治中的股肱之臣。这些盘根错节的势力，通过卫青、卫子夫及卫太子以母系血缘纽带而相联形成了势力极其庞大的外戚集团。有这样的外戚集团为后盾，卫太子刘据的太子地位之巩固自不待言，但对于汉武帝造成的芒刺在背感觉也不是一天两天。虽然汉武帝曾设想分化出霍氏外戚集团来制衡卫氏集团，但由于霍去病是卫青外甥，更是卫太子表弟，所以仍属至亲。更何况霍去病英年早逝，使得汉武帝的这种策划以失败而告终。

　　卫青其实对于这种状态早有警觉，他退居二线后拒绝召士养客以免引起汉武帝的猜忌，甚至还向汉武帝宠信的王夫人献金以献媚。但这些措施并不能避免他的三个儿子先后被治罪失侯，这是汉武帝对于权势过大的卫氏外戚的严重警告和削弱措施。卫青死后不久，其姐夫、丞相公孙贺便因巫蛊之祸被诬陷而灭族。汉武帝正是以此为突破口，纵容江充等鹰犬编制罪状来针对卫氏外戚展开一场大屠杀。

　　对旧外戚势力的大扫荡结束了，但腾出来那些沾满鲜血的位置又便宜了谁呢?此外在这场悲剧当中年老偏激的汉武帝是惟一的凶手吗?警方侦破凶案一般从受益人是谁来分析，这件事的最大受益者是昌邑王刘�，卫太子死后他正好可以在舅父的支援下继承皇位。但刘�并不是策划者，从公元前九十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与自己的姻亲兼政治盟友丞相刘屈牦合谋推举昌邑王刘�为太子，打算趁卫氏被消灭之际一举占据所有空出来的政治版图的动作来看，巫蛊之祸中有李氏外戚集团做手脚的痕迹。

　　当汉武帝事后回顾这段骨肉相残的惨痛历史时，他说过：“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今丞相亲掘兰台蛊验，所明知也。至今余巫颇脱不止，阴贼及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这说明汉武帝毕竟不是昏聩之主，他很快想清楚丞相刘屈�得到自己授权后，才通过审理此案将卫氏外戚集团一网打尽。进而怀疑是刘屈�指使江充绕开廷尉审理的正常途径，与胡巫设谋牵连陷害太子一党。而正是刘屈�亲自去兰台太子宫掘地寻找巫蛊证据才进而将巫蛊之祸办成铁案，从而刺激逼迫太子造反。由于胡巫源自匈奴，汉武帝还进而怀疑匈奴是否也参与其中，以制造汉帝国的内乱。最后他得出结论是“左丞相与贰师谋逆乱，巫蛊之祸才流及士大夫。”

　　一直操纵外戚斗争以维护自己皇权的汉武帝此刻才明白过来自己被利用了，他的愤怒可想而知。正恰逢李广利与刘屈牦之间的密谋被汉武帝的密探内者令郭穰探知，郭穰还举报刘屈牦之妻因为老公被皇帝斥骂而请胡巫“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立昌邑王为帝。”汉武帝立即派人稽查，结果属实。李广利曾对刘屈牦说过一句话：“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尚何忧乎?”，这段话被郭穰传给汉武帝后，六十六岁的刘彻才算是大彻大悟：刘屈牦能有什么担忧?不过是怕参与陷害卫太子的阴谋被揭发罢了。好，很好，你们让我汉家骨肉相残，我让你们断子绝孙!

　　汉武帝的报复雷厉风行：此案被判为大逆不道，汉武帝下诏将刘屈�游街示众后在东市腰斩处决，其妻在华阳街斩首，家族夷灭。此外李广利的妻子也牵连被捕，远在千里之外前线上的贰师将军这下子吓傻了。经过痛苦的思考后，他决定深入匈奴获取更大的战功来为家族赎罪。于是他不顾一切地挥军深入，汉军虽然连续击败匈奴主力但也疲惫已极，狐鹿姑单于抓住机会亲率大军与汉军决战获胜，七万汉军最后全军覆灭，李广利这个痞子出身的将军也投降了匈奴单于狐鹿姑。消息传回长安后，汉武帝立即将李氏外戚集团全部诛灭。当然他也没忘记已经死去的江充，死人报复不了那就报复活人，于是江充家属被灭族。

　　至此汉武帝先后扶植仰仗并操纵玩弄的两大外戚集团全部毁灭，汉武帝的雄心壮志和政治抱负也沉寂消褪下去。长期战争造成的人力物力的巨大损失使得汉帝国再也承受不起，中原各地频繁出现的农民起义已经给帝国敲响了警钟，如果坐视不管的话警钟随时可能变成丧钟。所以此后汉武帝再也没有发动过对外战争，而是按照卫太子的思路开始休养生息政策。他颁布了《轮台罪己诏》向天下认罪，为儿子和卫氏外戚集团平反昭雪，但人已经生死两隔，后悔又有什么用?

　　李氏外戚集团被族诛之后三年，在位整五十四年之久的汉武帝刘彻停止了呼吸。这位强硬的统治者摧毁了强大的匈奴帝国，将汉帝国的疆域扩张了两倍之多。虽然他建立了后人难以企及的丰功伟绩，但是在临死前却倍感凄凉，因为巫蛊之祸使他失去了皇后、儿子、孙子和诸多宠信之人。

　　刘彻被胡巫毁灭了，李广利这个投降匈奴的罪人也同样毁在胡巫手中。狐鹿姑素知李广利是“汉大将贵臣”，所以对他另眼相看“以女妻之，尊宠在卫律上”。卫律是归顺汉朝而又叛变的匈奴人，他与李广利算是老朋友了。而李广利之死的祸根就在于卫律身上，卫律是个纯粹的小人，无法忍受有人位居自己之上，哪怕是亲密友人也不行。李广利在匈奴只风光了很短时间就足以让“卫律害其宠”，恰好狐鹿姑的母亲生病，卫律串通胡巫在作法时声称这都是先单于且�侯老先生愤怒的缘故，且�侯通过胡巫之口呵斥儿子说：“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狐鹿姑可是大孝子，此刻也顾不上丈人女婿的情面，立刻收押李广利，洗洗干净就送上了祭坛。李广利在像猪羊般被宰杀时放声痛骂、大加诅咒：“我死必灭匈奴!”，可是骂归骂咒归咒，还是被胡巫一刀下去“屠贰师以祠”。说来也巧，李广利被虔诚地献祭之后，匈奴不仅没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外加母阏氏康复如故，反而是“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面对这一系列可怕的异象，狐鹿姑大为恐惧，他决定立即采取措施――不是率众抗灾自救而是为李广利立祠室祭祀以求安抚作祟的怨灵。李广利被胡巫所杀，最后又被胡巫祭奠安抚，在天有灵的话恐怕也是哭笑不得吧?

　　往事越千年，匈奴胡巫在塞外与中原之间横行，将巫蛊之祸四处点燃，把瘟疫散播各方的身影依旧令人毛骨悚然。他们是匈奴这个草原民族藏在暗处的杀手锏，人们回顾历史时往往只看到匈奴战士们挥刀成林射箭如雨，马蹄踏处大地崩裂山河变色，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些萨满胡巫在暗中作祟的鬼魅身影。二千年斗转星移，把一切野心梦想都化成了点点尘埃;几万里风霜雪雨，将所有恩怨情仇皆消磨得烟消云散。只有悠悠青史继续流传着匈奴胡巫令山河变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