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薪尝胆

　　日本自1873年与中国建交后至1935年，一直以上海为对华外交基地，前后43位公使均常驻上海。1935年5月17日，日本将设在鼓楼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但此后4位大使仍常驻上海，南京事务由总领事负责。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本将位于中正街(现白下路)的总领事馆迁至大使馆旧址，后于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恢复“大使馆”，但不为中国政府承认。

　　王高科到日本公使馆时是1932年。他曾在使馆警察佐藤基家打杂帮工，后经佐藤基介绍到使馆办公室当差。一年后，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特工、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黄泗清盯上了他。黄多次劝导他，说“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工作就是汉奸，为生活所迫而不忘救国仍是爱国青年”，于是他“心甘情愿”地加入了军统，从此利用工作和略懂日语之便，为军统搜集日伪情报，随时向黄报告。

　　1934年4月，公使馆缺一杂役，王高科便将詹长麟介绍进去。詹长麟到使馆才干了十天半个月，就有人到家中找他。此人将他约至附近的鼓楼旅社二楼一个空房间，详细问起他的工作和报酬情况，并令他吃惊地说起他曾经参加淞沪抗战并因母亲生病被88师黄永淮团长特准回家探视的经历。

　　这个人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说完他撩起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放在桌子上，让詹长麟自己选择。是要生，还是要死。如果选择生，就答应做国民政府的特工，收集公使馆的情报，如果只愿做汉奸服侍日本人，就举枪自尽吧。

　　詹长麟起初有些惊讶，但他没有犹豫，选择了生。詹长麟从此成了蓝衣社的卧底，化名袁露。

　　1936年2月，詹又将自己的哥哥詹长炳介绍进来。不久，哥哥也参加了蓝衣社。这段时间，南京发生多起汉奸被捕的事件，日本人开始怀疑内部有奸细，但又查无实据，便将办公室的3位差役统统辞退，其中包括王高科。主要在厨房当差的詹氏兄弟得以继续留任，且由于办公室缺人，詹长炳补入当差，获得接触公文、信件的机会。

　　藏本事件

　　在詹长麟进入日本公使馆不久后，凭借他的仔细，詹长麟就立下了大功，这就是在历史上有名的藏本事件。

　　1934年日本方面宣称日本总领馆的副领事藏本英明失踪，因为人是在中国的地盘上不见的，他们要求中国政府给一个交代。这件事情给中国的外交施加了很大压力，日本这个伎俩当时在“七·七事变”的时候就已经使用过了，现在却又在故技重施，很可能是想要攻打南京。

　　当时的国民政府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找到藏本英明。但偌大的南京要找到一个处心积虑藏好的人真如海底捞针，就在他们焦头烂额的时候，詹长麟却向赵世瑞上报，藏本英明就藏在紫金山，赵世瑞赶紧带着手下前往紫金山寻找藏本的行踪。

　　那么，詹长麟是如何知道藏本的藏身之地的呢?那藏本又为什么要躲进深山里呢?原来，藏本的失踪是日军设下的一个局，日军要求藏本英明躲进紫金山，并且在山中自杀。这样即使中国军方找到藏本，也只是一具尸体，日本也可以以此为由，诬赖中国绑架了日本的领事，以此来挑起战争。

　　在一个夜晚，日本派车把藏本偷偷送往紫金山，而恰好这车的司机是詹长麟联系的。当时天色已经很晚了，按理说没什么大事不应该外出，并且藏本的神色凝重，詹长麟就留了一个心眼，看到车子往长极阁方向去才离开。没想到第二天就有日军向中国政府要人的情况，才知道兹事体大，赶忙向赵世瑞报告。

　　而蝼蚁尚且偷生，藏本也不愿牺牲自己的性命，在山洞里躲了几天后，饥肠辘辘的藏本偷偷下山向村民讨要吃的。当时赵世瑞正漫山遍野地找他，村民看他举止奇怪，当即上报给赵世瑞，藏本事件就此告一段落。

　　詹长麟的准确情报粉碎了日本的谎言，让南京得以平安度过两年时间。

　　毒酒案发

　　1937年“七•七事变”当月，军统河南情报站副站长尚振声奉命调任南京区副区长。尚与戴笠为黄埔六期校友，军衔也和戴同级，均为少将。尚振声在南京沦陷后由地上转为地下，公开身份是中华路一家批发店老板。尚到任不久，就由军统南京特警科少将主任钱新民(沦陷后任南京区区长，是尚的领导)亲自介绍认识王高科，要王与尚单线联系。王在离开日本公使馆后被安排在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当传令警，月薪18元加5元津贴。

　　南京沦陷前，钱新民率部分人员撤至江北六合县，城内詹氏兄弟等一批地下特工由尚振声领导。王高科也被尚留在南京，尚让他开个烟酒杂货铺作掩护，实际身份是军统的地下“交通情报员”。王将军统特工搜集到的情报，放在香烟里送到江北。王生前曾记录有一次冒死将一台发报机装在盛豆油的木桶里从江北运至南京的惊险经历。

　　此次军统南京区获悉，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及随从三重等将于6月9日到访南京。由于是南京沦陷后到访的日本最高级别外交官，时任南京总领事的堀公一决定于6月10日晚隆重设宴招待，并邀驻宁日军首脑及伪“维新政府”政要作陪，地点就在总领事馆府内。

　　获邀人员阵容强大，几乎囊括南京日伪所有军政要员。日方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岩松中将、鸟本少将、谷田大佐、高桥大佐、三浦大佐、泽天海军大佐、三国大佐、秋山大佐、公平中佐、田中中佐等。中方有: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交通部长江洪杰，司法行政部长胡艿泰，教育部长顾澄，外交部长廉隅，实业部长王子惠，财政部次长严家炽，伪南京市市长高冠武等。宴会拟由总领事堀公一、领事内田、副领事有久等主持。

　　请柬于1939年6月8日发出，詹氏兄弟将掌握的情况立即向上级报告。军统决定利用这次宴会实施毒杀行动，给气焰嚣张的日伪以严厉打击。南京区成立由尚振声任组长的行动小组，钱新民遥控指挥。尚振声星夜策划安排，商定政治助理书记卜玉林负责联络，情报助理书记李再生和刘益谦负责撤退事宜，交通组长赵希贤负责撤退工具，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挑选毒药，并命令詹长麟执行最艰难也是最危险的任务——投毒，并做好与日伪同归于尽的准备，詹长炳予以配合。参加具体工作的还有潘崇声、王高科等。詹长炳参加相关会议后向弟弟传达了行动任务，詹长麟郑重接受。

　　军统决定将毒下在酒里。日本人爱喝酒，到中国后尤爱喝绍兴老酒。当时南京中华路119号有一家“老万全酒家”，是绍兴人章桂生开的老字号酒店，在全国多个城市有分号，名气很大，生意兴隆，日本人常来该店买酒。但日本人对“入口”的东西高度警惕，每次买酒都有警察监视，并当场开坛，将酒灌入酒瓶。日军攻打南京前，章家将酒店关闭，举家外逃。不到两年后，章家回到南京，占地4亩共60多间房子的酒店已满目疮痍，幸好埋在地窖里的100多坛绍兴陈酒未被发现。重新开张后，南京市面萧条，生意大不如前，但日本总领事馆闻讯仍常来采购，军统便选择在该酒店的绍兴老酒中下毒，而酒店老板当然蒙在鼓里。

　　9日下午，毒药由军统资深特工、詹氏兄弟的妹夫潘崇声取回并交给詹长炳。詹当晚将毒药带回家中交给弟弟。詹长麟记得药是白色粉末，小小药瓶外有“USA”字样，后来判断是氰化钾。10日下午，领事馆果然着人从“老万全”采购老酒回来。

　　詹长麟当天下午四点钟就(把药)倒在一温桶里，就是温黄酒的瓶子里面，然后倒了一点点黄酒摇了摇，摇匀了以后，放好，放在了一个过道的柜子底下，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临开席之前，詹长麟把这瓶毒酒倒在一个大瓶子里面。为了防止那些佣人们随手乱拿。詹长麟最怕下人们自己去拿酒，这些酒吃了就不得了，所以必须把酒藏好，放在柜子的最里面。开席之前，詹长麟把酒端上去了。端上去时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是好几桌嘛，怕不匀，不能让他们自己倒，詹长麟一个一个给他们倒好。

　　10日是星期天。当晚，日军多数头目因故未到。宴会七点开始，总领事堀公一简短致辞，对清水莅临视察表示欢迎，又招呼大家举杯为“天皇”干杯。随后便觥筹交错，杯盘声响，现场敬酒频频，热气腾腾。玉食满台，美酒方酣，詹长麟亲手为各桌倒下的毒酒开始生效。只听席间忽有人惊呼:“不好，酒里有毒!”呼喊者随即倒下。宴席上的人几乎都出现中毒症状，或呕吐不止，或倒地不起，有的踉踉跄跄跑到走廊，又跌倒在地。领事馆书记官宫下及领馆会计船山口吐白沫跌落椅下，“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等也已人事不省，现场服务的仆人杂役个个呆若木鸡，领事馆个别还能说话的官员急忙报警呼救。

　　此刻，总领事馆一片慌乱，大批日伪军警迅速到场，救护车辆呼啸而至，警笛声尖锐刺耳，日伪较为信任的南京同仁会医院医生紧急施救，翻肠洗胃，全力以赴。当夜，宫下和船山不治身亡，部分汉奸首脑直到次日仍昏迷不醒。南京日伪当局惊慌失措，日本朝野也为之震惊，至11日晚日方才于南京和东京分别公布消息，并称逮捕一人。消息传出，南京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但也为投毒英雄担心。

　　事发当夜，日本人首先想到“老万全酒家”，立即把老板章桂生及配酒师、账房等抓来严审。排除他们“作案”嫌疑后，又集合领事馆中方雇员，这才发现詹氏兄弟早已不知所踪，不禁大怒。日本宪兵一边全城戒严，一边赶至詹家，发现无人，一把火将房子烧掉，随即张贴告示，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进行通缉。

　　投毒前一天，尚振声突然通知王高科:“江北需要一个人做饭，你妻子合适，你赶紧陪她带着孩子过去。”而王妻当时怀有身孕，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产，显然并不合适做饭。但王断定有大事将发生，军统的纪律是不该知道的决不多问，遂坚决服从。第二天上午，他将一只金手镯交给父母，要他们留着今后生活用，便带领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女儿从燕子矶乘船过江。这时他惊讶地发现，詹氏家属也在等待过江。

　　原来，10日一早，军统在鱼市街一家菜馆请詹氏兄弟全家(包括他们的父母)吃饭。这顿团圆饭所为何来，只有詹氏兄弟心里有数。饭毕，军统工作人员将詹氏家属全部经燕子矶送往江北的八卦洲隐蔽起来。事后王高科方知，他所预料的大事，就是这宗毒酒案。他当时还有点意见，觉得为什么军统不把自己的父母也转移走。王高科到了江北，军统负责与他联系的刘益谦带着毛蓝田在对岸接应。毛也是军统特工。刘对他说，家属交他照应，命令他立即和毛蓝田回到江南燕子矶芭斗山电瓷厂大门对面的大柳树下，等候两个人。刘说:“等什么人，你们见面就知道了。”于是，他和毛带着一个木帆船(连船夫)又渡江回去。

　　10日傍晚，詹长麟预先向管事者说，自己肚子一直疼痛，等宴会准备完毕想去医院看看。当晚一切准备停当，酒宴如期开席， 眼看日伪魁首们将杯中酒痛饮下肚，他赶紧向主管告假，说胃痛难忍，必须去医院了。说完， 他就推起自行车从后门出去，径直向傅厚岗的高云岭骑去，与先已溜出并在那里等候的哥哥詹长炳会合。这里距领事馆骑车不到10分钟，兄弟俩不敢停留，向东北方向奔去，途中穿过玄武门，还向站岗的日本兵鞠了个躬，然后在玄武湖连人带车上小渡船，过了湖后继续骑车，不久便到了燕子矶。

　　两人赶到大柳树下时，王高科和毛蓝田已等候多时，王这时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接应老熟人詹氏兄弟。詹长炳说城里那边已乱得一塌糊涂，几人随即上船。上船前，詹长炳还有些舍不得扔掉那两辆自行车，当时自行车是东洋货，还挺稀奇的。但最后大家还是将车沉入江里。

　　船划出去没多远，就见一艘日本汽艇打着探照灯经过这里。王高科果断让船夫停止划船，并和詹氏兄弟商量，万一日本兵发现，三人就投江(其实三人都不会水)，这样船夫和毛蓝田都可脱身。好在上天保佑，恰在这时江上飘来一团浓雾，挡住日本兵视线。待汽艇过去，他们终于过江来到江北六合县一个叫“徐家洼”的小集镇。此刻已是次日凌晨。这里是军统一个秘密据点，王、詹两家家属也被转移至此，不久他们便与家人团聚了。

　　詹、王两家在六合乡下隐藏了近一年时间，王高科长子王正山就出生在这里。后来因军统与新四军部队屡发冲突，六合秘密据点势将不保，两家人才被转往上海。

　　南京那边，日伪四处戒严，全城搜查，逮捕近千人，汉奸乘机敲诈。詹氏在南京城里的亲戚几乎全被抓获，其中詹的二姨父、詹妻的姐姐以及詹的岳母等，均被施以灌辣椒水、烙烫等酷刑。王高科作为介绍人，其家属也未能幸免，其舅父因在珠江路一茶馆做跑堂，詹父常去喝茶，熟人间偶有交谈，也被抓捕并遭严刑拷打。父母将儿子行前留下的金手镯给了伪保长马忠兴，才免吃过多苦头。

　　一个多月后，军统安少如称情况危急，又将詹、王两家合在一起，决定转移，这时詹长麟妻已有身孕。两家人趁夜乘船渡海，颠簸2 1 小时，饱受晕船之苦，到达浙江某海滩。国民党浙江省警备司令部情报科派人在当地接应，给王和詹氏兄弟每人发了100大洋以示慰劳。

　　随后，两家人再度被分开安置，竟从此未再见面，直至抗战胜利后南京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