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治之极，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风俗一，言理者虽异人殊世1，未尝不同其指2。何则?理当故无二也。是以《诗》《书》之文，自唐虞以来，至秦鲁之际，其相去千余岁，其作者非一人，至于其间尝更衰乱，然学者尚蒙余泽，虽其文数万，而其所发明，更相表里，如一人之说，不知时世之远，作者之众也。呜呼!上下之间，渐磨陶冶3，至于如此，岂非盛哉!

　　自三代教养之法废，先王之泽熄，学者人人异见，而诸子各自为家，岂其固相反哉?不当于理，故不能一也。

　　由汉以来，益远于治。故学者虽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驰骋上下，伟丽可喜者甚众，然是非取舍，不当于圣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说未尝一，而圣人之道未尝明也。士之生于是时，其言能当于理者，亦可谓难矣。由是观之，则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4?

　　长乐王向字子直，自少已着文数万言，与其兄弟俱名闻天下，可谓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驰骋上下，伟丽可喜者也。读其书，知其与汉以来名能文者，俱列于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后。考其意，不当于理者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穷探力取，极圣人之指要，盛行则欲发而见之事业5，穷居则欲推而托之于文章，将与《诗》《书》之作者并，而又未知孰先孰后也。然不幸蚤世，故虽有难得之材，独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与子直之兄回字深父所以深恨于斯人也。

　　子直官世行治6，深父已为之铭。而书其数万言者，属予为叙。予观子直之所自见者，已足暴于世矣，故特为之序其志云。

　　1异人殊世：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

　　2指：要义，宗旨。

　　3渐磨陶冶：磨砺熏染。

　　4岂不系于治乱哉：与世道的治乱有很大的关系。

　　5盛行则欲发而见之事业：如果得志，就将这大义运用到政事上。

　　6官世行治：做官经历和一生大的作为。

　　曾巩这一篇文章是为王子直的文集所写的序言，这篇序言我们看到，首先是谈的是人们的道德认识与社会治与乱的关系，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深的东西。在文章中曾巩是从“治”与“乱”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的。首先是讨论治世与道德认识的关系。曾巩首先指出，大治之世，教化淳厚，道德观念就相同，风俗就统一。处在大治之世，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对道德是非的认识却都是相同的。这是因为道德是非的判断标准，本来只有一个。以此指出道德相同、风俗统一的本质原因。接下来是讨论乱世与道德认识的关系。曾巩认为，乱世，先王之道废弛，于是道理遂不能统一。作者分别以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与汉代文坛人才盛出而持论不能统一的事实，指出，原因在于不合于真理。接下来曾巩为我们介绍了王子直，他主要是从“文”与“道”两个方面来介绍王子直的才能的。作者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他的对王子直的评价，给人留下鲜明具体的印象。文采上，作者借重的对比参照物是汉以来有名的文章大师，“道”上，作者借重《诗》《书》的作者，按，《诗》《书》篇目作者多不可考，编订者是孔子。最后的部分里曾巩是写王子直身后的一些事情。从这里曾巩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治乱与道德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然而也是很显然的，如果君王真的爱百姓，真的为老百姓着想，那肯定会得到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当然也就是能做到长治久安，如果没有这种为天下百姓着想的念头，而仅仅只是为自己的话，那么真的就是寡人一个了，必然导致亡国灭家的惨剧，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要以德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