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下旬，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雪还未化尽，瓜迪奥拉便率领拜仁慕尼黑提前七轮锁定了德甲冠军。这是一项了不起的记录，但当时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那个摧枯拉朽的赛季，我和一个芬兰女孩在安联球场观看了许多场精彩的比赛，她把我从一窍不通的足球门外汉变成了忠实的拜仁球迷，以至于在此后的人生中只要提起拜仁，首先浮现在我脑海的不是那枚漂亮的圆形队徽，而是她洋溢着迷人笑容的脸庞。如今的每个周末，我都会守在电脑前等待拜仁的比赛，这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意味着我将会永远记住她，我的心将永远受到歉疚与悔恨的鞭笞。

　　我初次到德国是2013年的秋天，彼时我刚从武汉某所大学毕业，即将去慕尼黑工业大学读研，导师是一位在学术圈初露锋芒的年轻华人，主要研究空气动力学。由于学生宿舍供不应求，需要排队等一年半载才有机会申请上，我只得去校外租房住，这对人生地不熟的我来说是件相当麻烦的事。我花了整整两天时间，跑遍了大半个城市，终于在距市中心老校区两条街的位置找到一间相对廉价的合租公寓。虽然房间逼仄，窗外就是尘土飞扬的主干道，但对我来说，在离家八千多公里的异国他乡，有一张床睡觉就没什么可挑剔的了。

　　安置完行李，我在附近找了家啤酒馆吃晚饭。这里充满了巴伐利亚风情，拱形屋顶上绘有蓝白相间的菱形格子和色彩明艳的人脸壁画，管弦乐队如痴如醉地演奏着巴伐利亚民谣，身穿皮裤和方格衬衫的服务员怀抱满满几扎啤酒，轻盈地穿梭在一张张实木餐桌间。我点了烤猪肘、白香肠和碱水面包，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德国黑啤。菜肴说不上可口，却别具风味，在新鲜感的加持下，我吃得津津有味，但往后几天这些食物必然不会再次出现在我的餐桌上。我开始怀念中餐，白米饭配上炒菜才是深深镌刻在我灵魂中的美食。啤酒杯很大，剩下小半杯酒我实在喝不下了，但看到周围客人的杯子里连泡沫都不剩，便还是硬着头皮灌进了胃里。

　　来慕尼黑的第一周，我为学籍注册、导师见面以及一堆杂事忙得焦头烂额，连驻足几秒欣赏街头那些风格迥异的古老建筑的时间都没有。九月下旬的阳光分外柔和，微风挟带着些许凉意，吹得路旁的橡树簌簌作响，而我晕头转向地奔走于陌生的街头，汗水浸透了我的白色衬衫，背后仿佛黏着一块英格兰地图。等这漫长而艰辛的一周结束后，我感觉离家似乎已有半年之久。

　　我的留学生活逐渐迈入正轨，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单调枯燥。白天在教室、实验室和食堂之间往返，过着三点一线的日子，晚上则窝在公寓里精进德语水平。我从图书馆借了本赫尔曼·黑塞的《荒原狼》，每天精读十来页，书看累了就看维纳·赫尔佐格的电影。合租的室友是个绿眼睛，留着一头长发的德国小伙，二十岁出头，来自杜塞尔多夫。他声称自己是摇滚乐歌手——这点从他的打扮上就能初见端倪，在一家酒吧中驻唱，未来将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摇滚乐明星。每晚我躺在床上睡眼惺忪时，就听见他开门进屋的动静，接着就是一阵丁零当啷的声音，如狂风般将我的睡意驱散。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从床上爬起来，迎着刺眼的灯光走出卧室。他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喝啤酒。

　　“喂，麦尔，你将酒瓶放在玻璃茶几上时就不能轻点儿吗?每晚我都被这尖利的声音吵醒。”我眯缝着眼，口齿不清地说道。

　　“我已经够小心了啊。”他睁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你总不能让我像幽灵一样全然无声无息吧。”

　　“你可以把啤酒拿进卧室里喝。”

　　“嘿，我喜欢躺在这张沙发上喝，这是我的权利。”他举起酒瓶猛喝了一口，然后啪的一声放回茶几，身子后仰，瘫在沙发上，“你早上出门也总把我吵醒，但我什么都没抱怨。合租就是这样，你得学会包容与忍耐。”

　　“好吧。”我喟叹一声，摆了摆手，转身向卧室走去。

　　“老实说，我很想练习一会儿吉他再睡觉，但出于尊重，我从没这么做过。”他那低沉的烟嗓音从我身后飘来。

　　那天之后，我们就没再说过话——实际上之前也很少交谈，但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确有其事，我感觉晚上他回来时动静小了许多。十月的一个星期六，麦尔突然邀请我去他驻唱的酒吧喝啤酒，我正好无事可做，吃过午饭后便跟着他一起走了。酒吧在三个街区外的马路边，门前还搭着高高的脚手架，看样子是在对整栋楼的外墙进行修复处理。我们坐在吧台前就着椒盐卷饼喝啤酒，麦尔指了指角落里的圆形舞台，他每晚就在那里演唱。下午三点左右，陆陆续续进来了几批客人，墙上挂着的巨幅电子屏幕亮了起来，画面是体育频道的演播室，两个西装革履的主持人在讨论球队的首发阵容，他们身后悬浮着两支球队的队徽——拜仁慕尼黑和美因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