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苏联作家安德烈·谢尔盖耶夫到纽约拜访老朋友约瑟夫·布罗茨基，两个人谈论文学，后者询问道，新的小说创作中你最看重谁?安德烈·谢尔盖耶夫回答说：“萨沙·索科洛夫的《狗与狼之间》。”

　　约瑟夫·布罗茨基说：萨沙·索科洛夫只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中等水平，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新人中最棒的是库特济。

　　谢尔盖耶夫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反驳道：“我读过库特济的《等待野蛮人》，不喜欢，像是一个外省的卡夫卡。”

　　布罗茨基喃喃自语说：莫扎特如今听起来已不如海顿了，海顿才是真正的……他那些交响乐……

　　以上是安德烈·谢尔盖耶夫《谈布罗茨基》(刘文飞译)一文中的片断。他们谈到的那个新人作家库特济，就是库切(J.M.Coetzee)——也有人译作科特兹、柯慈，或柯埃泽等等。按照Coetzee这个姓氏的英语发音，译作“寇奇”似乎较贴切些。布罗茨基推崇库切为新人当中最棒的作家，那个时候，后者已经出版《等待野蛮人》和《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但还没有创作《耻》、《彼得堡的大师》和《八堂课》等作品。

　　文中这场谈话过去14年之后，库切出版他的第二部自传体小说《青春》(Youth：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 II)，恰好也谈到了约瑟夫·布罗茨基，颇有一番惺惺相惜的意思。那是上世纪的60年代初，库切还在伦敦的IBM公司上班，做计算机程序编写员，通过BBC电台第三套收听一个“诗人和诗歌”的系列节目，他听到这个俄国人的谈话，第一次知道诗人的名字。《青春》(王家湘译)的作者是这样描述的——“‘黑得像缝衣针的里面一样。’布罗茨基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他无法从心头驱赶走这行诗。如果他一夜又一夜地专心致志，真正专心致志，如果他能够以绝对的专心迫使灵感恩惠降临到他头上，他也许可能想出什么可以与之匹配的句子来。因为他知道他有这个才能，他的想象力和布罗茨基的有着同样的情调特点。但是在有了匹配的句子以后，怎样才能够把话传到阿尔汗格尔斯克去呢?”

　　布罗茨基的那句诗，吴笛的译文是——“如此之黑，仿佛处在针的内部”(参见吴笛译：《黑马》)。在诗人对于黑暗所做的一连串比喻或隐喻中，这个比喻也最为精彩。阿尔汗格尔斯克是苏联一个北方半岛，当时约瑟夫·布罗茨基在那儿服刑，因为写诗而被苏联当局判刑5年，罪名是“社会寄生虫”。对于西方的自由世界里为生存意义而挣扎的文人来说，这个“靠鱼头和圆白菜汤活着”的劳改诗人无疑有着不同寻常的感召力。这是冷战时代铁幕背后一个献身于诗歌的英勇化身。克洛德·西蒙出版于1997年的小说《植物园》(余中先译)，第73页的“有一张布罗茨基的照片……”这个段落，对诗人也有过一番动人的描写。

　　他们写的是同一个事件，所知不多，但是一点点信息似乎也足够了。在这个伴有自我沦陷感的逐渐冷寂的物质世界中，阿尔汗格尔斯克的诗人通过电波、诗句，向人传递囚禁中的信念。库切的意思是说，他接受到了从远方传来的信息，但他要为自己辩护：他可能还不够专心致志，如果他真有那么专心，能够为诗歌献身的话，他相信自己也能写出那样的句子。他觉得自己的想象力的情调特点与布罗茨基的很接近。

　　库切与布罗茨基都是出生于1940年，他们是同龄人。在布罗茨基去北方半岛服刑的60年代初，大约相同的时段，库切从南非首都的大学毕业来到伦敦，打算献身于诗歌和文学创作，这便是《青春》这本书所要讲述的一段往事。

　　文学是这本书谈论的一个主题。或者说，在库切这部追述往事的自传体小说中，文学扮演主要的角色。如果减去庞德、艾略特、乔伊斯、贝克特、福特·马克多斯·福特这些名字，这本书就是不完整的，会失去很大一部分意义。这些名字是书中的主人公仰望的星座，引导他默默无闻的生活。从开普敦辗转来到伦敦，是朝圣者的一段旅程。他默念庞德和艾略特的教诲，像一个虔诚而拘谨的学徒，在未知的世界里摸索。对于库切来说，这个未知的世界具有双重意义，横亘在他这样的乡村殖民地的青年人面前，那就是伦敦这个充满机遇的陌生舞台，还有文学高深莫测的召唤人的本质。

　　这两者是分开的，但它们应该合为一体，意味着生活与创作的融合在他身上得以实现，而且是完美的性体验与创作灵感的高度融合。如果不是为了这一点，他跑来伦敦干什么?为什么要把毕加索奉为最伟大的艺术家?毕加索和亨利·米勒，他们不正是已知的艺术家取得成功的楷模吗?巴黎和伦敦的意义也在于此，为未来的艺术家提供锻造的熔炉，提供数不清的灵感和性爱的机遇。所以说，从事艺术的人多半想到欧洲的这些大都市定居，就像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所描写的那样，至少也得混迹一段日子，获得一种富有刺激性的私生活。当年的海明威和福克纳也是如此。虽说福克纳的记录并不可观，甚至乏善可陈，但他这个人确实是具有纨绔子弟的惊人天分，这一点读过他作品的人一定不会否认。《青春》20个章节叙述的动机，是作者对于这个未知世界的双重诠释。它的叙述就像一艘潜水艇在冰冷的深水里，记录自身的数据和外部世界的窥视。——库切的作品原本是透过双重性的诠释建立它的视界，是由内向外的默默张望，一种细腻而不乏审慎的勘测，而它最终达成的效果却是那个观看的对象似乎更具说服力，造成外部世界对于内心的窥视。

　　他在地铁车厢里打量那些女孩。“伦敦充满了漂亮的女孩”，“她们的头发从两侧耷拉下来盖住面颊，眼睛涂黑色眼影，神态温文神秘。最漂亮的是高个子、蜜黄色皮肤的瑞典女子，但是杏仁形眼睛的娇小的意大利姑娘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他想象中意大利式的做爱会是强烈的、炽热的，和瑞典式的不同，瑞典式做爱会是面带笑容的，柔和温情的”。于是他在口袋里放一本诗集，在车厢里阅读，希望那些女孩因此而注意到他并且赞赏他。“但是火车上没有一个女孩注意到他。这似乎是女孩子们到达英国之后首先学到的本事之一：对来自男人的表示不予注意。”他甚至意识到，“在英国，女孩子对他根本不予注意，也许是因为在他身上仍然残留一丝殖民地的傻气，也许仅仅是因为他衣服穿得不对”。

　　他觉得失望的是，伦敦这座富于魅力的城市对于他似乎是关闭的。www.xinwenju.com他原想过一种流浪艺术家的生活，结果却进入IBM公司做了小职员，不缺乏那种在伦敦终于站稳脚跟的殖民地人的宽慰，还有那种外乡人可怜的寂寞感，下班之后自己跟自己下棋，消磨夜晚的时间。伦敦以这样一种方式逐渐掌握他，而他也不得不努力听从它的摆布，靠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在这个仍然是未知的世界里谋生。

　　那么，他所关心的文学又怎样呢?

　　在英国的6年里他曾写过一首小诗，还有一个短小故事的构思，这便是他在这本书里提到的两个值得称道的“创作”。他通过收音机聆听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句，感觉到来自于同龄人的鼓舞和支撑，甚至意识到自己也具有相等的才能。但是，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这个年龄已经取得不凡的业绩，表现出他自己所说的“精神加速度”，《青春》的主人公与他相比，未免是显得软弱乏力。实际上不难看到，在《青春》这本充满自我疑问的书中，有一个疑问的答案却始终没有出现，而它在托马斯·沃尔夫的自述中倒是出现过的。

　　托马斯·沃尔夫也曾到伦敦居住，从事文学创作。伦敦令他迷茫，有一天他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在《一部小说的故事》中，这位美国作家得出的结论是，人们跑到巴黎或是跑到西班牙意大利，无非是在寻求一种逃避，“逃离开必要的严峻的矛盾和劳累，多少也是逃离开我们自己精神中的懒散”;一言以蔽之，无非是在逃避写作本身的艰巨和困惑。

　　库切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他没有说。但是，那种困惑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存在于《青春》主人公的内心之中，甚至为他日常生活的行为蒙上一层神秘而阴郁的色彩;他不抽烟不喝酒，仪表整洁，举止慎重，却像是从深水中浮现出来，披戴着一个古怪的形状。他的困难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他不知道如何去做才真正符合自己的意愿。

　　有趣的是，《青春》的主人公与其说像诗人，还不如说是像一名理工科学生，腼腆拘谨，一丝不苟，还有一种理科生的刨根究底的固执。读者不禁要问，就算把他放到阿波利奈尔或查拉的“达达派”圈子，他能获得认可吗?为什么人家在伦敦可以出入各类艺术沙龙，找到同行和朋友的支持，唯独他做不到?他指责伦敦的精神生活已经堕落，知识界的风气多少显得轻佻浅薄，这种指责是对的，但他从南非移民来到伦敦，难道仅仅是为了来谴责这个国际文化中心的堕落?是否可以这么说，如果能够像他希望的那样在这个舞台占据一席之地，获得他想要的东西，实际上他也是能够接受这种堕落的?然而，从童年到青春，他的自我总是表现为一连串阴郁而固执的拒绝，在他与世界之间是否已经插入无形的隔膜，因此而显得格格不入?

　　库切和布罗茨基不同，尽管他们都阅读T.S.艾略特，是从现代主义的诗歌教育起步，却拥有完全不同的背景和传统。布罗茨基是犹太人血统，他身后有伟大的俄国文学，有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斯塔姆，还有同时代一大批为诗歌献身的地下文学工作者，他始终以俄语和俄语文学的传统为骄傲。库切是布尔人的后裔，他对南非文化的村俗气一向抱有抵制的态度，在成为蜚声国际文坛的大作家之后，他仍拒绝称呼自己是“南非作家”。在本书中他谈到乔伊斯，很是景仰，对于后者念念不忘爱尔兰则颇感不满，而他自己的态度是——“如果明天大西洋上发生海啸，将非洲大陆南端冲得无影无踪，他不会流一滴眼泪。”

　　那么，针对托马斯·沃尔夫的疑问，库切他应该有自己的结论。移居伦敦确实是一种逃避——首先是为了逃避这个令他憎恶的祖国，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回去。《青春》的后半部则告诉读者，他还想走得更远，甚至要逃避阶级和身份，逃避等级和自满，希望自己能够像贝克特那样写作。

　　这个人似乎无家可归，在伦敦积雪的街道踽踽独行，凝视自己的生活如同看见镜子里一个晦暗的映像。是殖民地的孤儿，但也是出于自愿。并非是他比别人更加聪明或更加诚实，而是他拥有对于青春和艺术的直觉，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最希望得到什么，而那些善于稀释自己直觉的人绝不会是真正的艺术家。他知道只有在像伦敦这样的大都市里，才会得到那种神秘的际遇和性爱，使艺术的激情臻于完美，也使镜中那个阴郁的形象最终获得神圣的意义，或者说，获得地狱和煎熬的一种报偿。

　　库切的《青春》是一部耐人寻味的作品，写得非常成熟也非常生冷，艺术上已经达到不俗的造诣，经得起再三重读。它不同于达利或聂鲁达等人的自传，从感性的洞穴里吹出蛊惑人心的精神风暴，即便是松散的段落也照样灌注元气。在库切的这本书中找不到孩子气的渲染，也不会有内在的张力松懈的那一刻。他用第三人称写作自传，建立一种回忆和倾听的模式，使得叙事的场景(scenes)在过去的回忆和现在时态的叙述中流入流出，取得某种孤独地倾听回声的精巧的效果，显得别具一格。这便是《青春》和《男孩》(Boyhood，文敏译)两部自传体小说所使用的手法。而它们在写作上的特色还不限于此。

　　所谓“自传体小说”，其实是一个颇为暧昧的文类。它有任何自传都不可避免的自我虚构，也加入小说对于实际经验的虚构。读者又难免把它当作是作者生活的忠实纪录，认为是所有文类中最少虚构性的一种叙述。我们谈到《男孩》或《青春》的主人公，认为他就是库切，好像这一点无需置疑，是理所当然的。从阅读的方式讲，读者确实也认可这种文类的暧昧属性，似乎没有必要去刨根究底。超现实主义或浪漫派作家的幻想和戏剧性，往往是自传文学中富于魅力的部分，哪怕有些夸张，也是读者乐意看到的。如果说库切的自传让人多少感到意外，甚至有些疑惑，倒不在于它们是否符合实际，而是这些事迹竟如此的平淡琐屑，缺乏光彩。可以说，自毕加索和亨利·米勒以来，库切的流浪艺术家的经历如果不算是平庸乏味的，至少也是单调灰暗的，与读者的期待并不相符。这样的“青春”毫无欢乐，它被剥去了闪亮的表层，露出充满疑虑的内核;撕扯并独自啃啮它的内部纠结的硬块。

　　他描述都市的际遇和性爱。书中的主人公并不缺少艳遇。他在沙龙里结识一名女孩并与她约会——“他对她赤裸的身体的匀称的线条和象牙般白皙的皮肤感到十分惊异。他心里在想，所有的英国女人脱去衣服都这么美丽吗?”“他们赤裸着拥抱在一起，但是他们之间没有热情;而且很明显，热情也不会再增加了。最后女孩退缩了，两臂交叉抱在胸前，推开了他的手，默默地摇了摇头。”“他可以努力说服她，诱惑她，勾引她;甚至还可能成功。但是他缺乏这样做的勇气。毕竟，她不只是一个具有女人的直觉的女子，而且还是一个艺术家。他要把她吸进去的不是真货——她肯定知道这一点。”而他也知道，他没有办法对自己掩饰。

　　这是一个无声的判决，岂止是让人尴尬而已。

　　他描写自己作为诱惑者的一幕：和他表妹的女友做爱，那个女孩血流不止，床单、地毯上到处是血。把她送走之后，居然不再过问，事后连个电话也不打给她。他发现自己的内心怯懦而阴暗——这类脏污的细节是库切的作品中不会轻易放过的。

　　《青春》诠释文学和生活的双重世界，它的诠释也包含作者逐渐意识到的两种失败，令他难以释怀。其一，他或许成不了他想成为的诗人，像约瑟夫·布罗茨基或埃兹拉·庞德。他打算转向叙事类的写作。从诗人变成散文作家，预示着日后的发展方向。他也意识到这个选择的性质：“散文私下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次好的选择，衰退中的创造精神的一条出路?”其二，他似乎也不适合在追随潮流的大都市里居住，或者说，他无法完成对于“青春”欢快的诠释。第14章的结尾部分，年轻的主人公躺在郊外的草地上睡着了;半睡眠状态中获得类似于惠特曼那样的启示——草地、阳光、小鸟的颂歌，“宇宙狂喜的结合”。这也将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某种选择，从城市的中心退出，从他不愿放弃的眼前的世界中退出，或许也是从富于激情的私生活中退出，成为一名隐居的作家。

　　这样的失败尽管苦涩、无奈，却不会是转瞬即逝的现象，而是与孤立的个体逐渐意识到的某种命运有关。库切借助于回忆和倾听的模式来讲述他的生平故事;他在倾听之中不断的提问，不断拧紧或退出螺丝，钻探那些故事的内核。

　　《青春》几乎每一页都出现排比式的问号，构成它写作的一个特色。

　　这种看似单调灰暗的故事，又何尝代表它们原先固有的形态?没有沾沾自喜的夸饰，没有戏剧性，没有安慰，没有欢乐，甚至也好像是没有虚构。这个观念形态的拒斥和逆反，这种精致而不动声色的破坏，实质意味着旧秩序的一种消解;故事的写作伴随它解除俗套的过程，使得相关的概念也都处在初始的定义之中，读来十分新鲜——诗人，青春，性，自我，城市，自传体小说，流浪艺术家，殖民地人，等等，等等。

　　库切以这样一种方式执著于青春阴郁的记忆，使之变为不同寻常的诠释。他的写作也试图说明：艺术的要求总是高于生活，或者说，艺术的本质也是要反对生活。诚如《青春》中所示，他希求的是照亮内心黑暗的那一丝炽热，而非生活的热情。这种近乎冰冷的炽热与泛滥的热情之间确实是存有一条界线，而这也多少显示库切作为北方人的祖先遗传的气质，体现在他的创作之中。他没有“犹太文学”那种苦涩而欣快的喜剧感，写到可叹可怜的场面，他的叙述纹丝不乱，字里行间则有着使人意会的潜在的冷嘲，总是内敛，平静，一针见血，留下委婉而辛辣的回味。

　　主人公那种冷酷的敏感也给人留下印象。《男孩》中还是一个学童，他就已经具有这样的性格了。拒绝温情，也不给自己更多的怜悯，像是独自忍受自身的凝固或融化。这个形象的冷漠贯穿在两部作品当中，几乎没有变化。而这仍然还是体现狭义的诗人对于世界的态度和观察，并非是出于叙事作家的游戏或想象。

　　库切将平淡琐屑的故事提升到他的世界观和精神生活的层面来观照，赋予其内在的活力。这种叙述的耐人寻味的意义还在于，它进入孤岛(鲁滨逊的隐喻)的未知生活的界定，保留它的刻骨铭心的洞察。

　　从他的写作中确实可以看到贝克特的欧陆散文的影响。这种联系是很密切的。在开始写作的那一刻他便将生活原有的形态剥离，由一个个的场景(scenes)

　　组成叙事的主体;场景的边缘反射白光，产生轻微的恍惚和晕眩感;这些故事的外延，则是平滑的金属铝制板那种缺乏变化感的静止和延伸，显示生活遭到无尽解体的一个世界。

　　《男孩》的结尾，读者看见死去的安妮姨婆伸在被单外面那难看的脚趾和长长的黑指甲。还有《青春》的那个印度移民甘纳帕西，他脆弱邋遢，躺在公寓里挨饿，等着救护车的担架来把他抬走。《男孩》和《青春》的结尾如出一辙;它们弹拨并聆听的是同一个和弦。从殖民地的小城到伦敦郊区，安妮姨婆和甘纳帕西，他们是流落在这个世上的疲惫、失败和孤独的同类。他们也是作者的一幅孤凄的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