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很喜欢读书。

　　然而命运捉弄了我。我六岁那年，突然失去了声音，七岁，我完全聋哑。耳聋之前，我正在读村里的学前班，是所有的孩子上学最佳的年龄段。学前班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园，一般只读一年就升小学了。

　　声音莫名其妙地从我耳朵里跑掉了，用我母亲的话说，它淘气，选择了离家出走。失去声音之后，我就没有再上学，休学在家。

　　整日里闲在家里不去读书，是我自己哭着闹着缠住父母提出的要求。我对无声世界的到来感到害怕，对自己从一个有声的世界毫无准备地进入无声的世界无所适从，对其他小伙伴嘲笑与欺负我感到失望，对父母大声喊我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而整天责备我感到无助……闲在家里的日子，我每一天醒来，都会摸一摸耳朵还在不在，然后小吼几声，试图唤醒耳朵，但每一天都是无声的和无聊的。带着这些不应属于我的打击，一个人总是在稻田里和山坡上抗拒童年，那里人烟稀少，苍野空旷，很合适隐藏自己所有的悲伤。我总天真地以为，我的耳朵只不过是被老天爷偷走了，总有一天会还给我的。

　　我的声音从耳朵离家出走，我很难过。上不了学，也没有人陪我玩。好像全村除了郑家的阿呆和阿傻，朱家的有小儿麻痹症的朱金，我基本上是全村最没用的废人。

　　每一天，我拖着两只形同虚设的耳朵，在村子里游荡，像个饿鬼，总是低着头，一点儿不喜欢看天，一点精神也没有。走在路上，马路上的车辆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有时候距离我仅仅半米的距离呼啸过去了，我也没有听见，直到那些卡车刮起一阵夹杂着灰尘的风，我才发觉自己走在一条通往死亡的路上，一条交通闭塞的乡村公路，随时都有翻车或者碰飞一个人一条狗的危险。

　　闲在家里很久了，就开始羡慕姐姐和邻居小孩整天背着书包上学放学、蹦蹦跳跳的样子。为了一探他们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究竟，有时候我会跟在他们身后，偷偷跑到教室外面偷看他们上课，或者躲在最后一排的桌子腿底下偷听。有时候私塾先生会从左边走到后排，看到我，很平静地让我坐下，然后再从右边走到三年级的课桌上讲课去了。有时候我也会拿着本子照抄黑板上的字，自娱自乐。

　　村里的私塾教室和一般的村民房屋没什么区别，是村委会捐出来的石板房子，墙面是泥巴和着稻草堆砌起来的，屋顶是几根横梁加石板盖起来的，下雨天总是漏雨。教室里有一些桌子、板凳，黑板是两米长一米五宽的天然石板，还有一间私塾先生简陋的卧室，与红砖、泥土堆砌起来的灶房。私塾先生一般由镇里的教育局安排分配，有的是我们村的，有的是邻村的，有的是很远的地方的。幸好轮到我上学的时候，私塾先生是我们村的，姓朱。

　　教室里的桌椅很多都断了腿缺了角，或者桌面有很多涂鸦与桌洞，被巧手好心的工匠用自家的工具修好了，顺便将桌面刷个粉漆。但过不了多久，桌椅又断腿缺角，涂鸦依旧。教室的墙上还画着一些小伙伴的处女画作与粉笔字，也有很多下雨时雨水浸蚀留下的杰作，这些每到天晴的时候，农闲时节，村里会安排村民集中整修一次。整修过的墙面很快焕然一新，但也没逃过和桌椅一样的命运，很快被小伙伴们画得面目全非，很丑但很吸引我。

　　没进私塾之前，我是有一些拼音基础和简单的识字功底的。在家里喜欢看一些小人书、连环画，以及姐姐的教材课本。闲在家不上学的日子，我总会想办法去找一些可读的东西。

　　为了找一丁点可以辨识的字，我把邻居家糊在墙上的报纸给抠下来，蹲在石凳上看，邻居新刷的墙被我弄得面目全非，为此邻居闹到我家，闹得全村的人都知道了。看得出来，父亲是疼爱我的，他不认为读书有什么错。尽管后来还是与邻居和解了，但我再也不去他们家串门了，虽然我知道全村就数他们家的书和报纸最多。

　　村里有文化的人不多，要找一本完整的书比出去要饭还难。平时在村里转悠，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别人家的茅房，在茅房里，我能找到很多带字的旧杂志，或者报纸，有时候是一些连封皮或者结尾都没有的书，遇到比较喜欢的，我会占为己有，将它们装在衣服里带走。也不知道是谁放出的风声，说我比较喜欢进女生茅房，别人看我的眼神总是怪怪的。

　　那时村里流行一种游戏，叫打四角包。小伙伴从家里想方设法把一些旧书、旧报纸折成四角包，然后找一块空地和别人斗。这是一种需要力气和智力才能赢的游戏，用自己的四角去砸别人的四角，只要别人的四角正面被砸翻，翻到反面，那就属于赢来的战利品。为了赢下最多的四角包，我问父亲，怎样才能练出臂力。父亲想了半天说，可以对着河扔石头，扔得越远，手臂越有力量。为此我跑到河边练了好几个星期。等我跃跃欲试去和别的小伙伴下赌的时候，我惊呆了，村里没有人是我的对手。赢了那么多的四角包，我迫不及待地将它们一个个拆开，仔细读完，再折回去，用读过字的四角包，去赢更多没读过的。但我赢得越多，越容易遭到其他小伙伴的嫉妒，于是他们联合起来欺骗、诋毁、排挤我，我没少和他们打架，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在村里孤立无援。

　　每逢过年、中秋，以及有红白喜事的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离家三十公里远的五舅家。姐姐妹妹走在路上都没有我那么欢快与兴奋，因为我知道，五舅家有很多连环画、小人书，以及普通家庭很难见到的《三侠五义》《杨家将》《岳家军》《呼家将》《三国演义》等好书，为了能不被姐姐们找到我，我会把书拿到五舅屋后的山林里，找一块隐蔽的地方一口气读完。等我读完的时候，母亲他们已经回家了，宴席也被收起来了。五舅看我这么痴迷，让我吃了饭，再挑了一些我没读过的书借我看，骑车把我送回家。到了家里母亲不怎么理我。姐姐告诉我，他们为了找我，急得都没怎么吃饭，好好的节日聚会，被我搅黄了。

　　村里的私塾只有四个年级：学前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学生不是很多，每个年级差不多在十到十五人。私塾里的朱先生每次上课，总会把四十分钟的时间分为四档，第一档教学前班，学前班念完之后，继续第二档时间教一年级，依此类推，四十分钟很快就下课了，下课后继续教学，继续用四挡时间来教学。三年级毕业后，只能去另一个叫桃园村的地方升学就读，每天要步行很远的山路，还需要淌过一条河，翻过一座山，穿过很多密林与坟地。附近的学生，一般都会来桃园村读小学，寄宿的学生也很多。

　　我所住的村子是一个类似盆地形状的村子，四周都是秦岭山脉下的小山，门前有一条丹江支流金钱河穿过。这造成这里交通闭塞，经济不景气，信息落后，别说有特殊教育了。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市区还没有完善地建立特殊教育学校，只有就近的大城市西安有。到了我读书的年龄，只能在普通学校完成，这对所有的乡村先生来说，是相当困难的。

　　到了姐姐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突然也又哭闹缠着父母，要复学，要读村小一年级。父母起初很不同意，总是丢下我去地里劳作一整天来摆脱我的纠缠，我就在院子里坐着，哭一整天，每当村人路过的时候，我就哭声很大，这些好心的村民将我的哭声传递到父母耳朵里，他们依然含笑不语。直到我在父母和姐姐们面前绝食了好几天之后(其实我偷偷吃过一些东西，还在树上藏了一些食物，有时候趁晚上他们睡着了，就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最后他们心软了，就答应我了，带着厚礼去央求私塾先生和师娘。先生不在，师娘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为此在后来和先生吵架，吵得很激烈，几乎吵到我家门前来了。

　　像我这样的学生，私塾先生是不敢收的。既是怕自己教不好，又是怕到了举行期中和期末考试的时候，无法给镇里的教育局领导交代，怕丢了饭碗。幸好私塾先生知书达理，懂得与同村人团结和善，他暂时答应收下我，一边瞒着镇上领导替我买了教科书，一边让我父母去镇上想办法。我就这样破天荒地进了教室。

　　后来先生在课堂上发现，我学习进步很快，作业完成得很积极，而且比一般孩子安静懂事。先生在黑板上认真准备的教案对我不起作用，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他就不再对我抱有意见了。直到时间到了期中考试，父母和先生也没想出好办法，急得只能在家里望天叹气。而我仍然在无忧无虑地读书，不知他们脸上的忧愁。

　　那天先生又破天荒地把我带到镇上，参加一学期一次的期中考试。先生再三叮嘱我不要露出马脚让任何人发现有关我身世的秘密，并鼓励我好好考试。我小心翼翼地参加我人生中第一场考试，即使考试遇到看不清的试卷考题，也忍着性子不敢发问，即使遇到老师临时更正错题，我也不敢有异议，我害怕极了，有点想哭。等大家都考完走出考场，我才跑出去，直冲厕所，然后低着头和先生步行两小时回家。

　　这一考不要紧，但把老师和镇上的领导都吓坏了。我考了全镇第九名，全班第一名。镇上领导知道了我的情况，很客气地批评了私塾先生不应该瞒着他们，并带了一伙西装革履的人到我家来看了我，很友好地表扬了我的父母生了一个好儿子，父母很高兴，张罗了一桌好酒好菜，而那时我们家徒四壁，那一桌好菜，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但父母还是东借西凑做出了样子。

　　考完试以后，我在村里的就读之路畅通无阻，我上桃园小学之前，校长来我家门口叮嘱父亲，要我上学放学注意安全，他们怕我听不见。马路上的车辆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威胁。

　　上学的头几天，父亲骑着借的自行车来回接送我。过了几个月父亲满脸欣慰地不接送我了，因为他从外地买了一条被人训练过的名叫黑虎的狼狗。我有了人生中第一个忠诚的伙伴，就开始学会了忘记，忘记了我还有一双耳朵，一张嘴巴，一切不幸。有了它，我胆子越来越大，每逢周末我领着它游山玩水，把老家山坡上方圆五公里的山和水，走遍了。一个人在山上，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因为我有一条足以咬死狼和蛇的狗。它成了我的耳朵和嘴巴，我的玩伴，我的守护神，我的马路助手，甚至是我的上学起床闹钟，陪我过满是土渣车的村路，陪我聆听山坡上一切危险的动静，与一切陌生的人与物狂嗅、对话。在我的童年岁月里，它就是我的全部。

　　有了黑虎，我的村小生涯很快结束了。我离开了麻地湾，牵着它每天徒步一个多小时，去隔壁村——桃园小学，上我出生以来第一所最像样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