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出租屋里，如蒸笼一般。刚一走进来，汗水就直往外冒，浑身上下，湿漉漉，黏糊糊的。身上的T恤和短裤，像一对难兄难弟，汗涔涔的，和身体紧紧粘在一起，想脱都脱不下来。这让我想起前些日子贴在腰间的狗皮膏药，不仅气味儿难闻，而且贴膏药的地方，痒得钻心，难受得要命，真想一把撕了它，可是又撕不得。

　　洗手间内，西边的阳光从窗户里照射进来，地面的瓷砖被晒得发烫。我迫不及待地拧开水龙头。喷淋龙头里的水像被加热过一般，呼哧呼哧发烫。过了好一阵子，才有凉水喷洒出来。凉水在水压和莲蓬头的作用下，喷洒成一缕缕的，像是一场及时雨。

　　我一头钻进了这场及时雨中，再也不愿意走出来。水珠喷洒在我滚烫的肌肤上，经我的头发，额头，脸庞，脖子，肩膀，前胸，后背，腹部，以及大腿和小腿，然后一股股落下，哗哗啦啦，滴滴答答直响。假如我的肌肤是一片草原，这喷洒的水珠便如一群在草原上纵情欢腾、尽情嬉闹和追逐的孩子，等到他们尽兴了，玩累了，便躺在草丛上。而那些水珠，经过我的肌肤后，在地板上迅速汇聚，旋转着，打着转儿，划出一道道匀称好看的花纹来，再一头钻进地板上的出水孔里，发出咕噜噜和滋溜溜的声音。它们带走了我身上的汗水，也带走了我部分的体温。好久之后，我从洗手间出来，光着身子，坐在风扇前，一动也不想动。

　　晚间的气温依旧不能够迅速降下来。出租屋里，墙壁发烫，桌子发烫，椅子发烫，床单也发烫。古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天还没现在这么热之前，我就曾跟二房东讲过，我让她跟大房东说说，看看能不能给我的房间里装一个空调。二房东是个女的，她之前在我刚离开的那家公司里做帮厨，算是我曾经的手下。二房东离异多年，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大的是个女儿，二十来岁;小的是个男孩儿，也有十四五了。二房东现在跟一个贵州男人住在一起。听说，贵州男人的老家里，也是有老婆和孩子的。但在我看来，二房东和贵州男人，如正常的夫妻那样，一起出入，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有一次，二房东烧了几个菜，请我和她们一家人一起喝酒。酒过三巡，二房东满脸通红，端起一杯酒开心地说，贵州男人对我很好。这估计是真好，酒后吐真言嘛。可是是怎样的一种好法，大概只有二房东自己知道。我想，一个没有依靠的女人，随便哪个男人给她一个拥抱，或许都会是好的。

　　二房东是否问了大房东，我并不知道。几天后，二房东告诉我，说大房东不愿意给装空调。大房东是本地人，手头有好几处房产。像大房东这样的本地人，在我居住的地方，多的是。他们的日子，过得逍遥、洒脱、自在，每年坐在家里，便能收一大笔的租金。过着像他们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是我曾经的一个光荣而伟大的梦想。但终归只是梦想罢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成就房东过这样逍遥、洒脱、自在生活的那个幕后人，是梦想的助力者。二房东是从大房东手上将房子租过来的，然后再转租给我。二房东租这栋房子时，正值她之前的房租到期。房租快到期了，房东就会咚咚地拍着房门，大声嚷道：“房子明天到期了啊，不续租就赶快搬出去!”——那声音，能让人想起“苏三起解”里那个狱卒的叫唤，有凌迟的感觉。一时间便没地方栖身了，二房东便咬咬牙，将这栋四层的楼房给租了下来。当然，二房东心底里也打着一只小算盘，假如能将空余的房子转租出去，她不仅能省下自己的房租钱，甚至还能赚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大房东不愿掏钱出来装空调这事儿，我其实大半是可以预料到的。你想想看，到嘴的肉，谁还愿意再吐出来呢?这一年的房租，他在年初时便悉数收了过去，而现在半途中，再让他放血，比上蜀道还难。

　　我去年租的房子，也在这个小镇上，离二房东转租的出租屋大概也就几十米距离的样子。那是一栋两层的老房子，我住二楼，一楼住的是一对夫妻。有时候，我会跑到出租屋的楼顶透透气。不知道为什么，坐在出租屋里，或者站在楼顶时，我总会想到那只丑陋的青蛙，它一直躲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深井里，我仿佛能听到它呱呱的鸣叫，它到底在叫什么?叫给谁听呢?

　　去年租的房子，白天也需要开灯。那时，空调倒是有一个，但开起来便嗡嗡作响，一丝儿凉气都没有。楼底下，有一个洗衣机，什么牌子我已经忘记，或许是美的，也或许是海尔，也或许都不是。记得当时房东贴的小广告上说过，出租屋里有空调、洗衣机、独立卫生间等等。交房租时，我还专门确认过，没错，广告没有夸大和虚假的成分。后来一天晚上，我心血来潮，想把被单洗一下。其实，一年下来，我也洗不了三两次的。我将洗衣粉泡好的被单丢进了楼底的洗衣机，然后站在一旁，点起了一根香烟。我很享受洗衣机转动时的轰鸣和手中香烟的明灭和袅袅，我觉得这样的小日子也算不错。

　　但没过多久，房东便摇摇晃晃地从院子门口走了进来。我是一个不吃独食，抽独烟的人。以前做老师的时候，有一个姓郭的同事，他每次都是当着众人的面，从口袋里抽出一支香烟来，然后“吧嗒”一下自个儿点火自个儿吞云吐雾。后来，我们都称呼他“郭一支”。我可不是“苏一支”。我正准备抽一支香烟给房东，套个近乎，拉拢一下关系，缩短一下我们彼此间的距离。可还没等我把香烟抽出来，他便朝我破口大骂起来。他嚷嚷道，你凭什么使用洗衣机，你凭什么使用洗衣机。这句话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然后接着说，你知不知道这洗衣机接的水是我家的，你竟然占小便宜，老子不租给你了。这“老子”二字一出口的时候，我真想凑过去，给他两记响亮的耳光。我甚至能想到那“啪啪”两记耳光的痛快与淋漓。你他妈的，你称谁的老子?

　　房东的妻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在一旁不断地拉扯着房东，并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他喝多了酒，你不要在意啊。”你说，我能不在意吗?等他们还没转身，我便有了立马换地方的念头，恨不得一时三刻便搬出去。而那段时间里，二房东手中的房子正急着要租出去。我便这样搬了家。

　　我在这里还要待多久，到目前为止，仍是个未知数。离开公司之后，我便一直在给公司的执行董事帮忙处理一些事情，他新成立了一家公司。新成立的公司里，百废待兴，有好多的工作等着要做。对于我被迫从上家公司离开，执行董事也十分惋惜，但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他不得不在表面上和新来的总经理保持一致，同意让我离职。集团员工关系处三番五次找我，他们连欺骗带恐吓，甚至美人计都使了出来，但我自岿然不动，威逼利诱的谈判一直没有结果。新来的总经理不断施压，到集团找更大的领导，说：苏敏不走，我就走。

　　集团的领导不得已，将这皮球踢给了执行董事。最后一次谈判时，我和执行董事分坐在会议桌的两旁——他代表公司，我代表我自己。除了平时开会，我和执行董事之间，应该是第一次这样正式而又严肃地坐在一起。刚进门时，我们相视一笑。我们彼此的笑容里，都有着许多的无奈。说实话，若不是执行董事出面，集团员工关系处拿我没有半点办法，至少在法律上，他们还未找到任何一个对付我的条款。

　　那时，我本来想给集团最大的领导——董事长写一封信，我准备在信中这样写：集团员工关系处动用多方力量，利用高额赔偿与补偿的诱惑，采取情感和高压攻势的方式，逼迫本人离职，他们将这一套运用得炉火纯青，可谓是“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在与员工关系处的沟通中，我讲道理，她跟我讲制度;我讲制度，她跟我讲流程;我讲流程，她跟我耍无赖。我实在无法也不屑再与他们对话。耳目清静，猗欤休哉!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新来的那位总经理，对我不断发动人身攻击，不断给我制造难题和给我小鞋穿，他先后在公司微信群内发布“怎样铲除心中的杂草”，“侯亮平为什么不直接杀死祁同伟”之类的文字。

　　这是一家有着30余年发展历史的、在行业领域和国内外皆有一定影响的集团公司，公司内部，派系林立，关系复杂。假如我要算作一颗棋子的话，那么在这盘棋局里，弃卒保车，我必须得死。持久而艰难的谈判终于结束，我拿到了一笔数目不错的赔偿后离开。

　　离开后的第二天，执行董事便让我前去新公司帮忙。到现在，已经过了快一个月。我不太确定，还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手头上的这些事儿，这只是一份临时性的工作。这些日子，有很多公司找我，但并没有一家能够真正敲定下来。不过，搬家的事，算是迫在眉睫了。有时候，我坐在出租屋里，看着西边的太阳落去，暮色渐渐降临，突然会有一种“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感觉。但我不能哭，不能掉眼泪。此时，掉眼泪是一种懦弱的表现，是一种无能的表现，是一种认输的表现。尽管从内心里讲，我并不愿意离开这家待遇并不错的公司，但如今虽说被迫离开，我却并不认为我输掉了这场战争。是的，我必须保持我高贵的尊严。可是，每当想起搬家时的大包小包，楼上楼下，我心里便直发怵。

　　我的行李箱里，一直放着收纳被子和衣服用的真空袋，和抽气用的塑料气筒。有时候，打开行李箱找东西，便总能看到那几只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真空袋，它们似乎在那里蠢蠢欲动;塑料气筒仿佛在那里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在它们的眼里，我这一段时间的安稳，好像有些不太正常。想想，它们已经快有两年待在行李箱里未动过。不过，也或许它们有先知先觉的本领，说不定它们已经察觉到，在接下来的某段时间里，它的主人，我，可能又该换地方了。

　　2

　　陶潜在《祭从弟敬远文》里写道：“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我觉得，陶潜不仅是在说他自己，更像是隔着时空在描述我如今的境况和遭遇。只不过，我未曾学仕而已。小时候，看见村长、乡长们装腔作势，耀武扬威的样子，我便咬牙切齿，怒由心生。也便是从那时起，我对仕途就没兴趣，甚至有一些反感和仇视。现在想想，这大抵属于一种极不正常的扭曲心理吧?

　　当然，今天那些仕途上风生水起的人，他们也可能时常变换着住所，时而南，时而北，时而沿海，时而内陆。但他们的这种变换，更多的是人们眼中的“步步高升”和“飞黄腾达”，与“流浪”这个词怎能挨上边儿呢?那可是一点都沾不上。不过，也有吧，比如我的本家——东坡先生，在去世前的两个月，他来到镇江的金山寺，金山寺的和尚给他画了一幅像，让东坡先生自己题字。我的本家拿起毛笔，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东坡算是真为官，也算是真流浪。

　　是不是有些人一出生便注定流浪呢?我曾不止一次问过我自己这样的问题。我今天的流浪是不是命中注定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无法准确地定义“故乡”这个词，也不能准确地确定我的故乡到底在哪里。我想，这不仅和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早已沧桑巨变、物是人非有一定的关系，更多可能是因为我出生和长大并不在同一个地方。

　　我出生在外婆家。这在我们那一带，算是破了例，坏了规矩。出嫁的女儿，是不能在娘家过春节的，而生孩子就更不允许了。那年，母亲的下体开始流血。而外婆家村子里的人，吵着嚷着，要将母亲关进牛栏。是外婆顶着巨大的压力，反锁房门，将母亲留在了屋里面。

　　我出生时，寒风刺骨，大雪纷飞。假如，那天晚上，母亲真被他们关到牛栏里，谁也不知道我会不会被冻死，我的母亲会不会因为出血过多而死。凌晨两点四十五分，我在外婆家的小黑屋里呱呱坠地。外婆家的小黑屋，是我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站。几天后，我被抱回后来长大的地方，这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旅行。如果将出生地当作故乡，外婆家算是我的故乡;如果将长大的地方当作故乡，我的老家则算是我的故乡了。可是，很多时候，生我的故乡并没有养我的故乡那样让我感到热爱和依恋，我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孱弱的煤油灯下，外婆亲自给我沏了一碗温暖的红糖水。外婆一手端着瓷碗，一手拿着一支细小洁白的勺子。外婆用勺子轻轻地搅动红糖水，勺子与瓷碗不断碰撞，发出叮当叮当清脆的响声。红褐色的糖水，在白色的瓷碗里，荡出一圈圈细细的涟漪。或许是听到了这清脆的响声，也或许是闻到了这红糖水的香甜，我开始停止了哭泣，睁着两眼，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外婆用嘴试了试糖水的温度，然后再用嘴轻轻地吹了吹，接着又放在嘴边再试了一下，再小心翼翼送到我的嘴边。外婆一边给我喂红糖水，还一边说，喝了这口红糖水，我家外孙将来日子甜甜又美美。从门缝里钻进来的风，像是来凑热闹的，煤油灯的火苗“噗嗤，噗嗤”，像是外婆的微笑。

　　外婆还用老瓦罐炖了一只老母鸡。老母鸡汤汁浓稠，香味儿浓郁扑鼻。那是用来给我母亲补身子的。母亲嫁给父亲后，日子寒酸，生活清贫，以至于身体瘦弱，生我后没有多少奶水。我不知道外婆当时还做过些什么，也或许给我擦过身子，洗过脸，包过衣物，换过尿布，这些都是我想象出来的，但我想，外婆一定做过。后来，在我长大的这些年里，我经常去外婆家。我从未就此事问过外婆，当然，作为一个男孩儿，我也不知道如何开口问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再后来，我只知道，外婆家有果园，果园里有桔子，梨子，枣子，桃，等等。这些挂在枝头的水果，都给过我最幸福最美好的童年记忆。

　　比起别人，我想，我去我的外婆家，或许心底里会默默地有那种对生我故乡的依恋和追寻吧?外婆前些年走了，这个生我的“故乡”里，现在只剩下自小便残疾的小舅，守寡多年的大舅妈。他们头上白发苍苍，脸上沟壑纵横，如今都老了。与他们一起老的，还有村边那条小河，它也日渐枯瘦、干涸，露出满河床的大大小小的石头。浅浅的溪流中，杂草疯长，再也寻不出成群的鱼虾来。那些曾经满河的鱼和虾，大抵和我一样，想必也失去了生育它们的“故乡”吧?

　　是二叔将我抱回养我的故乡的。那时，他大概不到二十岁的样子。后来有一年，我跟二叔因琐事吵了一架，二叔暴跳如雷，冲我大声嚷道，当初用“箩窠被”抱着你，你还不到一尺长!二叔一边生气地说，还一边用手反复比划丈量着。他没想到我会跟他顶嘴吵架。二叔说这话的时候，我突然对自己的无礼感到有些唐突和后悔起来，尤其是看到他用手不断比划“一尺长”的时候，我更有些惴惴不安起来。

　　我被抱回家时，有不少的邻居围了过来。他们有人摸我的脸蛋，有人捏我的小手，甚至还有人掰开我的裤裆。我是我们村那年唯一的新生儿。在我出生的前一年和后一年里，我们村都有小孩来到人世，唯独这一年，一直没有新的生命降临。想必我的出生本就是一种孤独吧?在童年时代里，我找不到一个真正同年出生的玩伴。后来，教书的父亲，见我有那么一点天分，早早地将我关进了他那间破旧的教室。就这样，我和那些大我一岁、两岁、甚至三四岁的孩子们成了同窗。这种年龄上的弱势，在后来慢慢显现出来，尤其到初中后，我的身高和力量远比不上其他的同学。除此之外，这种劣势，还表现在我跟女同学的交往上，在那些美女同学的眼里，我始终只是一个不懂风情的小屁孩。

　　3

　　在养我的故乡里，我们搬过一次家。新家和老家大概间隔五六十米的样子。最早的那个家，一共三间土房，一间在南，两间在北，被分成两个部分。南北之间，是祖祠的弄堂。南边的房子没有窗户，用来做厨房，其地势比弄堂低出半米左右，去厨房时，需要踏着两三级石阶才能下去。那时，在这台阶上，我摔碎过好几只瓷碗，为此屁股上挨过不少的巴掌。遇上下雨天，天井里的水便漫了出来，往我家厨房里灌。堆在厨房角落里的柴火全都打湿了。做饭时，母亲怎么也生不了火，弄得满屋子浓烟，滚滚呛人。

　　北面的房子，一间用来做厅堂，一间用来做卧室。我的两个弟弟后来相继在那里出生。前些日子回家，父亲和母亲在饭桌上说，想回去把那老房子重新翻盖一下。母亲说起这件事时，那只仅剩一点点光亮的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一丝奇异的光芒。母亲一定是想起了过去那段时光——一个妇人，接二连三生了三个男孩儿，这是一件多么令她骄傲的事情。而后来所有的劳累与艰辛，此时早就烟消云散了。

　　前些年，我和大弟弟先后住进县城。我们两家中间，隔着大概有三四里路的样子。小弟弟则把家安在了成都，那是一个离家两三千公里的地方。不过，他的那个家，在一纸协议上，早就属于我曾经的弟媳了，和弟弟已然没有了关系。父亲和母亲住在县城里的另一个地方。有时候，我总会突然有一种奇怪而陌生的困惑感，对我们这个家，尤其对我的大弟弟，我百思不得其解。

　　大弟弟曾经给我捐献过骨髓，加上药液，一共整整七玻璃瓶子，外加一塑料袋干细胞液。他救过我的命，此时此刻，我的体内正流淌着他的血，他的骨髓，他的干细胞。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在我们之间，似乎像有着某种隔阂，是一种无法言说的隔阂。这隔阂，或许是我觉得欠他的，也或许是他觉得我欠他的，也或许都不是。前些日子，他和母亲吵架，母亲在电话里哭哭啼啼，说要寻死。我给大弟弟打电话过去，他没有接，我在微信里跟他说，你若再对母亲不敬，我将与你断绝兄弟关系。我说得十分干脆，好像他没有救过我一样，好像我体内流淌的不是他的骨髓，他的干细胞一样。不过，我紧接着补了一句：你救我命的账，咱俩另外再算。

　　我们兄弟三个打小一起长大，我与小弟弟的关系似乎要更好些。记得那是刚搬新家后不久，母亲请木匠师傅来家里打家具。家具做完后，母亲让木匠师傅用余料给我们兄弟仨每人做了一把小木椅。母亲的意思是每人一把，免得我们到时相互争抢。想必母亲的心一直是公允的。在我们家，除了椅子，还有装稻子的柜子，装衣服的木箱之类的器具，母亲都是安排三份，就连平时用来放置茶杯的大瓷盆也不例外。那年，父亲在镇上看中了一个大瓷盘，将它买了回来。当父亲把大瓷盆刚拿回家时，母亲一脸的不高兴，对父亲说，不行，得再去买两个回来。还没坐下的父亲被母亲逼着立刻起身，又重新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回来。对于这些稍微贵重或者在他们眼里显得重要的东西，母亲都要准备三件。

　　但是，有些东西并不能完全做到一样，比如说，这三把木椅子。其中一把椅子面的木板上，有一个树节眼儿，树节眼儿黑不溜秋的，看上去，就像是一张白皙的脸庞上，生了一个痦子，难看极了。我找来父亲写字的毛笔，将最好的一把椅子写上了小弟弟的名字，将有树节眼儿的那把椅子写上大弟弟的名字，另外一把则写上我自己的。写完后，我和小弟弟手舞足蹈，而大弟弟则在一旁抹着眼泪，委屈而又无奈地看着我们。

　　母亲将所有的物件三等份安排，大概是为我们将来分家时做着准备。在那时，她根本没有想过，在多年后，我们会远离那个小山村，去往一个小县城里安家落户。她更没想到，我和小弟弟如今会走得那么远。父亲想得更远一些，他不仅按着母亲的吩咐，将家中但凡能分的东西准备三份，他还在他刚刚三十几岁时，便在山中看中了几棵笔直的杉树，将它们砍了回来，刨皮，晾干，放在厅堂的木楼顶上。他对我说，这是留着给他们将来做寿材用的木料。

　　4

　　我的小学一直是在我们村里上的。那些年，我性格顽劣，在村里臭名昭著，人见人烦。我几乎跟所有的孩子打过架，干过仗，并跟很多的大人也吵过，甚至厮打在一起。我现在想想，这既是我性格使然，更与我自小就喜欢打抱不平有关。这种打抱不平的性格，今天犹存。我看不惯的事情，不喜欢的人，我总是直言直往，从不给他们留情面，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比如，那位新来的总经理，他凭借着自己手中的那点权力，硬逼着二房东离开公司。我觉得这对二房东太不公平，除了不公平之外，我还觉得这二房东太不容易。我替二房东据理力争过，并希望新来的总经理不要计较一个基层员工，希望他能心胸广阔一点。他说我不执行他的指示和命令，并凭此认为我是在和他对着干。于是，他舞长袖，放冷箭，革了我的职。

　　师范毕业后，我做了老师，这期间，除了放长假，我几乎都住在学校。一开始，学校给我和另一个刚毕业的老师分了一间房子，我们两个年轻老师住在一起。一间宿舍，两张办公桌，两张木床，外加一台煤气灶，便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在这间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里，我们备课，改作业，睡觉，吃喝拉撒。这其中有很多的不便，尤其是当我的女友来时，跟我一起住的那位老师便不得不找地方借宿。次数多了，他便开始不愿意。

　　过了些时候，学校终于大发慈悲，给他分了一间宿舍，我们从此才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在学校那几年里，我又先后换了几次住所，搬了几次家。而等我生病回学校后，学校成了我真正的家。那时，家中的那几间土房已经贱卖给了邻居。父亲卖房子有两个理由，一是它可以换一些救我小命的钱，二则因为风水先生到我家查看后，说这房子底下埋过人。这地底下的鬼，因为我们占了他的地盘，找我秋后算账来了。

　　其实，我很怀念那几间土屋。我走过这么多的地方，住过这么多的居所，那可能是我唯一一个将其视为“家”的地方。这些年，回去给爷爷奶奶烧香，总要路过那几间土屋。那里留下过我太多的记忆，我记得我们一家人在那几间土屋子里吃饭、睡觉的情景;我记得那老房子的结构，室内的布置，衣柜的位置，床的位置，桌子的位置;我记得床上的稻草和棉絮，横梁下的燕子窝，悬挂着的腊肉和腊鱼，楼顶的盆盆罐罐，门背后的两只水桶。到现在，那屋顶的炊烟味，厨房的油烟味，地底的潮湿味，猪圈的尿骚味，仿佛还在我的鼻尖隐隐约约，飘来飘去，散发着那些熟悉的气味。

　　直到去年，才终于鼓起勇气，从那石头砌成的二十几级台阶上走了上去。当我刚踏上第一级台阶时，儿时所有的记忆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那一幕幕，如电影画面般，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没忍住眼中的泪水。不知为什么，对于这几间老房子，我总觉得我是有罪的。那一块块砖，一块块瓦，一块块石头，一扇扇窗户，一扇扇木门，处处都留着我们的印迹;墙壁、木门、门槛石上，似乎依旧还留着我们的体温。

　　自从邻居将那五千块钱交给我的父亲，父亲在那张卖契上签下他的名字时，这几间老房子便不再属于我们了。我如今像是回来看一个曾经被我抛弃过的恋人，或者丢弃的孩子，我的内心隐隐作痛。因为我的病，让父亲痛下决心贱卖了它，抛弃了它，想必父亲的内心也一定是痛苦与纠结的，但也一定是无比坚定的。在我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这让我为此常忐忑不安，甚至偶尔会从梦中惊醒过来。

　　眼前的老房子，颓废，荒败，摇摇欲坠。墙壁上的石灰壳斑驳脱落，屋顶的瓦沟里长满了杂草，结实的木门早就失去光泽，吱呀作响得快要散架。邻居的日子过得寒酸窘迫。我从口袋里拿了包香烟给他，给了他哥哥一百块钱。我想，此时的老屋，一定正在看着我。是的，我是来赎罪的。那屋顶的亮瓦，尽管落满泥土，但仍有一线昏暗的阳光投射进来，它多么像是老屋的眼睛，浑浊，发黄，但此刻却异常明亮。有人劝我，说你把它买回来。说实话，这点小钱，现在是有的，不过，我却没有了将它赎回的勇气。我想，这大概就是，很多东西一旦失去，或许便不再能继续拥有吧。

　　治病期间，大弟弟在十梓街的尽头租了一间套房。前后两重，中间是个院子，这有点像是我最早的那个家。我住在套房里最好的那间房子里，每天继续挂水，吃药，打针。除了去医院检查，在那漫长的几个月里，我几乎没有出过房门。母亲或者妻子，将做好的饭菜送到我的房里。我坐在窗户前的一张木桌旁吃饭。窗外，是我不到一岁的女儿，她嘴里边老是呜呜呀呀地说着些什么。她并不知道，房间里这个掉光头发、面部臃肿的人，便是她的父亲。她总是很好奇地从窗外看着我，看着这个从不外出的人，从不抱她一下的人，更不轻吻她一下的人。

　　但女儿也许知道，屋里的这个人，一定与她有着非一般的关系。女儿六个月时断的奶，那时我正查出病来。母亲将女儿带回老家。听母亲讲，女儿断奶的前两天晚上，她几乎整夜不睡觉。而等女儿再见我时，我正躺在医院的层流室里。那是骨髓移植前一天的晚上，父亲和妻子将她从老家带了过来。在层流室的两层玻璃外面，女儿用两只小手胡乱地拍打着厚厚的玻璃，玻璃发出“咚咚咚”清脆的响声。父亲将电话交给她，让她喊爸爸。听筒里，那两个尚不能完全清晰地连贯在一起的词语，从女儿稚嫩的小嘴里蹦了出来。那一刻，我突然泪如泉涌。

　　在苏州的出租屋里，尽管母亲和弟弟在我面前总强装笑颜，但我知道，这种笑容背后的辛酸、无奈和无助。我甚至还听到过妻子的同学给她电话，问她将来有什么打算?那段时间里，我情绪极度焦躁不安，根本无法入睡，只要闭上眼睛，脑海里便全是我自己将死和死之后的各种情景。我似乎看到母亲哭得昏死过去，我似乎看到父亲在众人面前一言不发像傻了一样，我似乎看到女儿哭哭啼啼找妻子要她的父亲。每想到这些，我便感到无尽的悲凉，无尽的绝望。

　　那时的苏州，天气异常寒冷，尽管有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但我依然觉得房间里如冰窖一样。我浑身打着哆嗦，止不住地颤抖。我无法稳定自己的情绪，有时候我爬到床上，吞下两粒安眠药，强迫自己睡着，但往往都是徒劳。后来，纵使加大安眠药的剂量，也无济于事。我的奶奶、父亲，在家里不断上庙求菩萨祷告，遍地寻访神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希望我能够继续活下来。

　　可这些已经都不管用了，卡上已经再也拿不出钱来，我魂归西天的那一刻，似乎就要来了，我似乎看到了自己化作一缕青烟，正袅袅升起时，忽然被一阵风吹散，变得无影无踪。我知道，这一天可能就要来临，或许就在明天，也或许就在今天下午，或者一个小时之后。

　　我看着窗外咿咿呀呀的女儿，她娇嫩的皮肤，圆圆的脸蛋，黄黄的头发，略微有些向上翘的嘴唇，是那么的好看。我一遍又一遍地打量着我的女儿，我要把她好看的样子牢牢地记在心中。我担心哪天昏迷不醒时，我什么都记不起了。如果那样，那将是一件多么伤心和绝望的事情啊。我多么希望，在我临死之前，关于这个世界最后的一点温暖和印象，是我刚满周岁的女儿的样子。

　　我决定给我的女儿留下一点什么，尽管我知道，我留下的这些东西，对于她来讲，将来可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是一件伤心的事情。但即使这样，我觉得我有必要告诉她。我要告诉她，在这个世上，她是有父亲的，她的父亲是如此的爱她。但她的父亲和她之间的缘分，前世并没有修够。我要告诉她，在没有父亲的将来，她要面临更多的困难，更多的苦恼，而这些，只能她自己去面对，去解决。我还要告诉她，她也许会有新的父亲，这个新的父亲，或许会对她好，也或许对她视若路人、甚至仇人。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怎样，她要坚强，要自立，要健康，要快乐。

　　——我叮嘱妻子给我买来一支毛笔，一瓶墨水，一个笔记本。我一边看着我的女儿，一边给她写信。

　　5

　　从苏州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对迎接我的姑父说：“姑父，我是回来等死的。”说这句话时，我一点恐惧的感觉都没有。我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充分准备。回来后，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姑父收留了我，姑父家成了我的“新家”。或许姑父家是一块福地，他家一定聚集了天地之灵气和日月之精华，半年后，我从死亡线上又摇摇晃晃地走了回来。在姑父家一开始的日子里，我继续以挂水吃药和休养为主。

　　当然，在这期间，我也曾被120拉去过几次。记得有一天，我几乎快要断气了，情急之中，姑姑给我泡了一碗冰糖水。姑姑一边给我喂糖水，一边跟我说：“敏儿啊，喝了这碗糖水就好了。”我太熟悉这碗冰糖水了。出生时，外婆给我喂红糖水;后来，奶奶宠我，经常给我泡冰糖水喝;再后来，每次从学校回家，奶奶仍会给我泡一碗冰糖水。喝完这碗冰糖水后，我那一口气居然顺了过来。我很感激我的姑姑和姑父，感激我姑父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没有嫌弃一个将死之人。

　　身体渐渐好转，我又重新回到学校。学校成了我真正的家。春节放假，所有的人都回家过年去了，空荡荡的校园里，只有我、妻子和女儿三个人。父亲和母亲，以及两个弟弟也无家可归，几天后，也一起来到了我的学校里。我们在学校里先后过了两个春节。

　　为了生计，我厚着脸皮，顶着巨大压力，在校园里开了个小卖部，一开始，小卖部主要卖些学习用品之类的东西，后来也渐渐卖些饮料和食品等百货。这大概算是我第一次创业吧。在县城里的时候，我又曾经再次创业过，我在弟弟的帮助下，办了一所培训学校。不过，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段时间里，妻子天天找我吵架，后来我干脆把学校交给了弟弟，背起一包衣服，跑到温州闯荡。开小卖部的收入，比做老师要高些。

　　那年，我重回学校后，拖着一副病怏怏的身子，接着教了半年书，而等年底算账时，学校给了我九十几块钱的课时费。拿到那笔钱时，我几乎再次绝望。我不知道，我将来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身上背着几十万的债务，每月拿着两千块钱的工资，我觉得我活着没有一丁点意义，反而是一种罪过，是家庭的一个累赘。可是，假如我真的死去，这笔巨债是不是又将会拖累我那越来越老的父亲和母亲。哎，想死死不得，而活着，又是那么不容易。

　　那时，我每年都要找一两个算命先生，请他们给我测算一下这一年的命运。从他们的口里，我迫切地想知道，我会不会死;如果不死，将来会不会有出头之日。我把这变幻莫测的命运交给那些两眼深陷的瞎子。说真的，我在他们面前的虔诚，远远超过我对所有当官者和有钱人的景仰和钦佩。当算命先生掐动手指，口中念念有词时，我似乎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我觉得，在这个世上，唯有他们才能让我避凶趋吉，化祸成福和化险为夷。我一遍遍揣摩着他们歌唱一般的念词，在这些顺口溜一般的念词里，我似乎听到了生命的玄机。

　　算命先生跟我说，孩子啊，你该去买房。可是，我拿什么去买房呢?尽管很多人并不急着找我还债，但我知道，这些钱终究是要一笔笔如数偿还的啊。

　　并非我宣扬算命先生的子丑寅卯。多年后回想起来，算命先生的那番话，的确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若不是当年硬着头皮去县城买房，我可能至今仍无一处像样的居所，至于现而今在哪里也或许是个未知数。有时候，人的确需要挪动一个地方，换一种活法，树挪死，人挪活。这些年，总有一些朋友遇到困惑问我妙招，我就毫不犹豫地将这两句话送给他们。是的，当你在生活中因循守旧，原地打转，盘旋，看不到希望时，当破则破，当立则立，这或许便是一种突破和改变。

　　在县城里，我终于有了一个家。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我们举家搬到了县城。那天晚上，弟弟一连燃放了六支烟花。望着直冲夜空的火树银花绽放，我们一家人都眼含热泪。而现在，多年过去，父亲和母亲，以及弟弟们都搬了出去，只剩我们小家三口住在那里。

　　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家里，我一直没有过“家”的感觉。我除了每年为数不多的几天假期在那里度过外，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一千五百里外的某个地方，我不断地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在这些城市里，我或者住公司的宿舍楼，或者租住民房，也或许住进某间所谓的公寓。购物网站上，我不断更新着自己的地址;给杂志或者报刊投稿时，我从来不敢留下当前的地址。我的简介上写着：流浪为生。在异乡，一间不断变换的房子，一张硬板床，容纳着我疲惫的身躯和散架的肉体。在这些不断变换的房子里，没有女人，没有孩子，没有父亲和母亲，就我独自一人。

　　出门在外，已有多年，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我除了上班，还得做饭，洗碗，洗衣服，打扫房间。下班后回到出租屋里，我的嘴巴基本上便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屋内，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有时甚至憋得发臭。没事时，我喜欢在黑夜中行走。路边的村庄，高楼林立，灯火闪烁。灯火闪烁处，不断传来锅瓢碗铲的声音，男人女人开心的笑声，或者是孩子的哭闹声，那些声音听起来竟如此的温馨和甜蜜。

　　“鳞介之物，不达皐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识流浪之势。”我们每天都在行走，实实在在的路虽在脚下，可我总觉得就像置身于一只木船之中，有时好像在激流里，有时好像在旋涡中，忽而向东，忽而向西，忽而向南，忽而向北，漂泊不定。

　　而眼下，我可能又要换地方了。下一站在哪里，并没有着落。我这一生，或许可能会一直这样，永远不知道自己将会在何处停留，在下一处可以停留多久。甚至在我将来化为一堆白骨时，也不知道将会被埋进哪块土地——这大概便是命。或许，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一切便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