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姑父是个车把式。

　　认识老姑父时，我还是个懵懂的孩童。那个大雪天，爷爷嫌家里冷，要去找赶大车的老姑父喷空，我就像个小尾巴，跟着爷爷去了马厩边那间屋子。

　　不大的屋内被跳动的炉火烤得暖烘烘的，见了那个魁梧像铁塔般的汉子，爷爷让我称他“老姑父”，我就怯生生地叫了。老姑父笑笑后，从旁边麻袋中取出块花生饼，吹了吹上面的灰后递给了我。我躲在一旁慢慢嚼了起来，才知道还有那么香甜的零食，从此就记住了老姑父。

　　往后，便常见老姑父赶着马车，沿着村边的公路，到县城为村代销点进货送货。

　　每次出车，只见老姑父挺直腰板坐在辕头，一手牵着缰绳，一手高扬着长长的马鞭，那神情如同出征的将军般威风八面。若是遇见上早学的小学生，也大呼小叫跟在马车后面跑，老姑父便得意的把鞭子甩得“叭叭”脆响。

　　处在统购统销年代的乡村，村人打油买醋、换酒秤盐等日用消费品全靠代销点保障。遇上娶媳妇、嫁姑娘的人家，想买件紧俏物品，就会想起赶大车的老姑父：“找柳大个去!”

　　面对恳求帮忙的人家，老姑父很友善，也很豁达：“嗯哪，请好吧!”一向看重面子的他，对应承下的事，即便弯腰舍脸求人，偶尔往里贴个小钱，却仍乐此不疲。惹得老姑直数落：“你个二百五，你那张黑脸恁金贵啊?”

　　老姑父几代贫农，两个儿子又在部队上，本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可不知为啥，治保会那些人总说：“这老柳的脑袋莫不是让马踢过?人又不傻，咋净办不着调的事嘞?”

　　忽一日，一辆从省城来的红旗牌轿车停在了大队部门口。

　　那时轿车稀少，山村更难见到。闻讯赶来的村支书，慌忙带着一干人马上前迎接。望着迎上前来的支书，随员介绍着刚下车的中年人：“这是省民政厅牛厅长，要见你们村姓柳的车把式。”

　　省里来的大厅长要见俺村的车把式?这哪跟哪的事啊——望着面面相觑的众人，那秘书模样的小伙子又重复了一遍。

　　醒过劲来的村支书赶忙派人去找，弄得正要出车的老姑父也愣生生站在那里：“嘁，俺一赶大车的，别说厅长，乡长啥模样，俺也没见过!”

　　不由分说，被人拉到跟前的老姑父，怔怔地望着那位领导。

　　谁料那厅长一把握住了他的双手：“老哥，您可好啊，还记得俺吗?”老姑父怯怯的望着对方，歉意地摇了摇头。

　　“老哥，再想一想，六七年夏天，在槐树湾救起的那个人——”

　　“呃——”老姑父顿时像被电击了一样，局促的双手搓来搓去。

　　那位牛厅长却带着沉思和感激，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当年，被打成右派的我，在洋川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1967年夏季某天，突然接到家中电报：八十岁的老母病故了。在求爹爹、告奶奶请下假后，我翻遍口袋找了又找，身上的钱仅够买张火车票。可干校离火车站还有七八十里路程，归心似箭的我，便步行朝火车站奔去。因过度悲伤和劳累，一时晕倒在路旁，是这位起早进城的老哥将我救起。

　　当弄清了我的身份，老哥一时作难了。只见他蹲在地上大口大口抽完那袋烟，起身将烟袋锅重重地磕了几下后，一咬牙便将我扶上马车，绕道去了火车站。为怕我路上挨饿，又硬塞给我五元钱，连句话也没留就返程了，我还是从他印有“奖”字的搪瓷茶缸上，记住了你们村子。

　　那位厅长的一席话，让在场的人唏嘘不已，看老姑父头的神情，也变得大不一样了。

　　缓过神来的老姑父却站在那里喃喃地说道：“唉，俺可为那事纠结了好些年，生怕让人知道又说俺划不清界限哪!”

　　“咦——这个土老帽，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不是变着法给老子添堵嘛?”躲在人群背后的治保主任，心里不由得暗暗地骂了一句。

　　一波不平又起一波。时隔不久，突如其来的一件事，又把老姑父推到了人前。

　　村里张寡妇早年跑到台湾的儿子，作为台商回乡省亲了。

　　那天，在县乡头头脑脑陪同下，那位阔佬儿张姓台商刚下车，就被裹着小脚的老娘，拽到了老姑父跟前。只见老太太使足了劲说道：“还不快跪下谢恩，要不是你柳大叔这些年接济俺，你娘的骨头早沤成粪了!”

　　老太太的这番话,如同一道惊雷,不但震得村干部目瞪口呆，更将尾随着台商娘俩来的那些村民们吓了一跳：早些年，不受待见的张寡妇，连娘家侄子见了都躲着走，可这赶大车的柳大个咋吃了豹子胆?

　　事后，被人抢了风头的村委会主任感到不自在，对老姑父酸溜溜地调侃道：“咦——想不到你这傻大黑粗的人，心里却装着小九九哩，跟哪个高人学的这先见之明?”

　　“狗屁的先见之明，俺就是见不得人落难哪!”老姑父不冷不热地回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