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到北京的距离是一个晚上。通常我都是在头一天夜里从我居住的那个城市坐上一趟特快，睡一觉，睁开眼睛时，到处都亮了，透过远郊越来越茂密的树林，可以看见辽阔天际的云霞，一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伟大而神秘的城堡，呈现在天地旷野的正中央，浑身闪烁出圣洁的光环。这就是我对北京的感觉。此时，我完全被唤醒了。

　　北京永远都让你以一种庄严的眼光去打量。这其实与天安门无关，与故宫无关。即便你去看街边上一个卖纸烟的北京大爷，也能通过他，可看到他背后隐含着的某种尊严。很少听见北京人吆喝。大爷戴着皮帽子，穿一件褪了色的老式军棉大衣，两只翻毛皮靴四平八稳地踏在地上，走近了，便看见一张威严里堆满了皱褶的脸。我用手指着一包烟，大爷说五块。我说四块五，大爷说上别的地儿买去。我佯作要走，大爷端坐不动，我走到很远的地方，又看见一位大爷，怎么看还觉得就是刚才那位大爷。北京就在这些一模一样的大爷背后，你要跟他砍价，没门。北京不是个可以讨价还价的地方。

　　北京之大，是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大。北京包容一切，亦可消化一切。北京很傲慢，但没有偏见，他把所有的人都视作自己的子民。坐着板儿爷的洋包车在老胡同里逛着时，板儿爷问你，哪儿来的啊?你告诉他，湖南来的。唔，板儿爷唔一声，湖南好啊，湖南出了个毛泽东啊。如果你告诉他是广东来的，唔，板儿爷同样唔一声，广东好啊，广东有钱啊。板儿爷这样唔着，夸奖着，像个长辈在夸奖自己有出息的儿子，你下意识地就会觉得，北京的确像是一个严厉而慈祥的父亲。

　　北京让你感受到那种首善之区的宽容，也总给你一种无所不在的强势的逼迫，甚至，有些霸道，总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你。北京无所不在地强调着自己的意志，主流的意志，不可改变的意志。你只能服从。制度化的城市是刻板的，也是强大的。那种行政命令的口吻有时并非是由行政机关发出的，坐在出租车上，那位的哥随时会命令你把保险带系上，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但你并不觉特别刺耳，你一到北京就奇怪地习惯服从各种命令了。不到北京不晓得官小。这不是一句玩笑话。一个在当地骄横跋扈权利膨胀得跟小皇帝似的县长或处长大人，一到北京就泄气了，他不可能在这里前呼后拥颐指气使了，他们开始变得谦卑，开始咬紧牙关，生怕说错了话，说出了他那个小地方的古怪方言。兴许，那气也该有个地方来泄一泄的，回去后至少可以清醒几天，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

　　北京之大，更多的还是体现在距离上。从北京的一个地方到北京的另一个地方有多远?这距离是以时间的方式存在着，而不是以道里计。我算过，从东土城到北京西站，差不多要一个小时。这在我们那儿，差不多是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这还要看顺不顺利，总在你尚未精确的计算出这个数字之前，你可能已经遇到了——堵车。我时常感到奇怪，这样大的一座城市却感觉不到任何混乱，哪怕拥挤也是排着队的拥挤。一切都已仿佛置于某种无名的意志下，被堵住的车辆不会像别的地方那样四处泛滥。它们依然秩序井然地排着队。没有人想要超车，没有人骂娘，更没有旁门左道可走。在北京想找到捷径很困难。这种异常缓慢的等待，仿佛一切都处在缓慢的进化过程中而不是行进中。不着急是不可能的，尤其在急着赶火车时或急着去办一件什么事情时，哪怕坐着，你也会急得踮起脚尖。你急，但开车人不急。我怀疑在他们背后隐藏着某种哲学上的理智或信念，就像尼采所说的，一切都是顺序，包括堵车，包括等待。你看着那位的哥时，他两眼就会露出无比坚毅的目光来。我还从未看见过这样信心百倍的等待。他们在拥堵中表现出的良好的教养也是别的城市所没有的。——我说的是现在。现在，许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北京人脾气小了，脏话少了，反而更大气了。这需要磨练，需要阅历，他们肯定比我更明白，除了等待，你别无选择。但奇迹般的，我又总能在最后一刻赶上那趟车，或办完一件什么事。

　　现在我理解了，我北京的朋友们为什么很少互相往来。他们住在同一座城市里，大多数时间却只能像在两座相隔遥远的城市里那样互相思念。我也时常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为北京担忧，我不知道如此漫长的等待会让北京的脚步该怎样疲惫拖沓。然而我的担心好像又总是多余的，就在这样的等待中，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变化，你突然发现哪里又冒出了一座楼，猛一看，一棵树又长高了不少。

　　我朋友有一辆很高档的轿车，揭开顶棚你就可以站起来“检阅”了。某年国庆，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我朋友驾着轿车绕广场缓慢而庄严地行驶着，他突然把手一挥，命令我“检阅”一下广大革命群众，我缓慢而激动地站了起来，用我浓重的拉长了的湖南口音缓慢而激动地喊，同志们——好!话音刚落，立刻响起了一片欢呼声，首长好!首长辛苦了!我突然感到害怕起来，我的恐惧并非来自广场的欢呼声，而是吃惊于一股巨大的暗藏的力量。我惊呆了，好半天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儿，只觉得脊背上流下一股股冷汗。直到我朋友开着车驶离广场之后，我低沉地呻吟了一声，然后机械地拉下了头上的顶棚。我都不知道自己刚才都干了些什么。

　　那一刻，我确信，我是一个外人。

　　二

　　在北京，我住得最多的一个地方，是菜市口。那里有一家很适合我这种小地方来的人居住的旅馆。我孤身一人在这里住着时，从来没有漂泊异乡的孤独感，傍晚时我喜欢在这里闲散地踱步，黎明时，我喜欢听燕子和鸽子的呢喃，北京一下变得充满了生活的味道。这让我时常会有一种错觉，我已不是从外地来的一个匆匆过客，我一直就住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我喜欢这里的干净，有风也有阳光，人也不太拥挤，而且非常方便，它离很多我想去的地方都很近，陶然亭，天坛，大观园，琉璃厂文化街……

　　走几分钟就到了邮局，可在第一时间买到全国出版的最新报纸和杂志。紧挨着邮局就是地铁口，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看看书，一条路上就有两三家书店，都不大，但书很上档次，商务，三联，中华书局，在这样的书店可以“泡”，就是泡上一整天也没有人撵你。饭馆也多，而且便宜实惠，手擀的鲜汤饺子，三块钱可管你吃饱，还送上一份酽酽的热汤。你真是觉得什么也不缺了，连你没想到的，也都有人给你想到了。每次我在小饭馆里吃了晚饭出来，回住处时，就有一位姑娘，站在那儿，一种楚楚动人的风情，她问，大哥，闷不?千万别误会，这姑娘并没有别的意思，在她身后，是一家小小的钢琴酒吧，在那里可以听到肖邦的小夜曲。

　　在夕阳的余晖中与一条老胡同相随而行，墙壁上挂满了各种花草爬藤。我沉浸在浓郁的老北京的文化氛围里，走进这样的地方，你才感觉到胡同和四合院是结伴而生的，乍一看，一幢幢灰色旧楼就像刻出来的版画，木刻画，它与江南那些田园诗或水墨画般的老建筑是完全不同的风格。我喜欢在这里悠然自得逛着。每一条胡同，也可能是另一条胡同，它穿过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从元明清延续到现在，很多东西混杂在一起，让我感到迷茫，难以分辨。这是北京离北京很远的另一个原因，现实与岁月交织在一起。夜里从路灯昏暗的胡同里穿过，感觉就像穿过福尔摩斯的小说情节，除了其间隐藏的复杂，还有一种强烈不安的预感。看见对面走来的人，一个个神情恍惚如梦游一般，似乎一不留神就突然看见了另一个世界上的东西。偶尔也会想起来，这里是谭嗣同被杀的地方，但早已闻不到一点血腥味了。无数脚步匆匆踩踏过死亡的地方。一百年了。我在这里回望那早已消逝的一切，一段黑白年代的记忆。

　　但在四合院最多的地方，要想看见一座四合院是不容易的。我是说，现在的北半截胡同那间四合院，谭嗣同的故居莽苍苍斋。我其实没想过要去那里，我甚至压根儿就没想起过那里还有这样一座四合院。但我还是不知不觉地走近了，要说其实不难找，也不远，沿菜市口大街西边往南走几十步远，人行道边上的一个土坡之上，就是。这让我感到意外，这种无意中的发现总让人觉得意外，而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一个人的出生地与他的就死处，竟会这样近，很难想象一个人从人生的另一头走到这一头，竟然走了整整三十六年。这是多远的一条路?我感觉我已经走进了一个世纪之前的某个傍晚。这是我第一次走得离北京这样近，以无意的方式。这院子里现在居然还住着人，我看见了煤炉里冒出的黑烟。我吃惊地看着烟雾后面那个生炉子的大爷，他走过来了，蹒跚着，仿佛是从历史的幕后走过来的。从他苍老的脸上的神情可以看到和我同样的迷惘。

　　像这样的四合院，这样的来历，北京还有很多，也大都处于一种被遗忘的状态。但我很庆幸它们被保存下来了，哪怕是保存在一种遗忘的状态。从里边出来，我看见门口有一棵树，不知是什么树，是那种可以一边落叶一边又同时长出树叶的树。我还像刚才那样慢慢溜达着，此时，老胡同里真是静极了，夜色突然变得很深。脚底下有了一点闷闷的回声。这才觉得，北京很大，也很深。

　　隐居于这些老房子里的不仅只有老北京的记忆，还有生活，老北京的生活。譬如说，去老舍茶馆喝盅茶，吃点京味儿小吃，看看戏。老舍茶馆的风格也是叫我喜欢的，红色的门廊，眼睛被一盏一盏的红灯笼照着，满眼红彤彤的喜气色彩，连影子也红透了，一派的朱红，中国红，那八仙桌，那靠背椅，却是别出心裁的黑，黑得耀眼地发亮，这样的红与黑，深厚，恒久，大俗中的大雅，适合平民，也适合文人，二、三好友围坐一席，嘴里有吃的，耳里有听的，眼里有看的，一个个幽静细长的女子，穿着旗袍，仿佛正从清朝走来，脸儿润白，俊俏，含着一点儿笑，在满座的宾客中来回斟茶，而你往这椅子上一坐，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可以忘掉时间的地方，一个连你自己也要忘掉的地方。丝毫没有察觉，你也成了这里的一种布景和效果。叫板的痛快，品茶的悠闲，真可谓是完完全全的老北京的风韵，只有茶是不老的，如花般鲜嫩的，清纯的，每注一缕热水，从根一直漫向芽尖——我感到了一种重生般的生长的力量。轻轻啜饮一口，仿佛吸了一口春天的气息。杯中香气缭绕，台上余音绕梁，这座上闲情，这缓慢悠闲地打发时光的方式，在这疲于奔命的年头，已不是消遣，已经是一种忘我的境界，您哪，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了。

　　三

　　从北京到北京，还有一种距离，在一个人的仰望中。每次我这样仰望时，似乎是在观察一个距离更远的北京。太多的蓝图。太多的建筑工地，太多的轰轰烈烈的挖掘机和脚手架，脚手架上的小旗子，太阳在头顶上威严地移动，一群寂静地飞过的鸽子……

　　北京的心脏部位，被一块一块地掏空了。

　　那里原来都是老房子，四合院。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以老城区最多，也就是城市的心脏部位。奇怪的是，偌大的北京，无数的四合院，但从未变成过迷魂阵，我也从未在这里迷失过方向。天长日久，这些老胡同老房子，它们就那么默默地和时间较着劲。许多老房子也实在太老了，都已十分破旧，但这些老房子破而不败，骨子里有一种属于北方的硬朗而强悍，不会像潮湿的南方那样糜烂。看了这样的老房子你会想到一个词，坚守。坚守到最末一刻。这样的房子不会被时间打败，而是被人类打败。建国之初梁思诚先生痛哭流涕地上书，希望能把北京古城完整地至少是成片地保存下来，结果他的意见却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采纳了。北京拆了牌楼，又开始拆团城，拆团城是为了方便中南海车辆地出入。为此林徽因大骂主管文化文物的副市长吴晗。林徽因是淑女，吴晗是历史学家，可骂他又有什么用，那时谁都想要把一座古城的命运就像一张白纸那样翻过来。到现在，尽管故宫还在，天安门还在，但你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四下一望，到处弥漫的现代气息已经明显占了上风。

　　我不禁感慨起来，又觉得这感慨有点多余。

　　从理性的视角去看，保存是必要的，拆也是必要的，有些东西，或许原本就更适合在更深处的记忆里待着，更适合在版画或木刻里存在。一座永恒的经典性城市，每一个时代都该有属于自己的表达价值。你让现在的北京人生活在一百年几百年的老房子里，那种时代的错位感，那种四下里都破着的生活，又太不近人性了，他们有权利享受更高层的现代生活方式。北京既是元明清的古都，更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它也不能老那样匍匐着。尽管许多人对建国后北京大拆老房子几乎一致的持否定态度，但有一个事实又是谁都看得见的，在大规模拆迁的同时，北京的腰杆子迅速地硬起来了，它站起来了，它以最快的速度超越一个又一个的距离。尤其现在，北京正在获得它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高度。

　　我觉得最关键的还不是拆与不拆，建呢，最重要的也不是城市的海拔高度，而是如何让那些被拆掉的地方不被真的掏空了，还能继续保存一座古老城市的那种元气，让它在血脉中继续绵延。我很害怕那些像变形金刚一样的城市。具体到四合院，保存它，无疑是为了强化城市古老的记忆，可拆了一片留一片，先就把那些气息给毁掉了。我不是城建专家，岂敢妄自评论，但哪怕纯粹以我一个外行人的眼光来看，当你看见两幢相邻的房子中间隔着千百年的岁月，是很刺眼的。它们的四周已建起了一幢幢趾高气扬的高大建筑，四合院被欺负得很厉害，就是不拆，四合院处在这样的夹缝里，挤也被挤死了。我相信一个卖小菜的农民也有对城市的基本诉求，有舒服不舒服的感觉。

　　北京西客站已是一个最有争议性的建筑标本，在现代建筑的头顶上扣了一顶古典的帽子，也实在有点不伦不类，然而不能说设计者没有煞费苦心，他是诚心诚意地想给北京留下一点世代相传的东西。可见，城市建设走不得中庸主义的路子，旧的要旧，新的要新，反倒显得有层次，有来历，有时间意义上的纵深之感。我觉得，与其把现代建筑苦心孤诣地弄成仿古建筑，那还不如像鸟巢那样干脆。

　　许多人都觉得鸟巢是个奇妙的景致，我不这样看。我觉得北京没有奇妙的景致，无论长城，还是天安门，还是鸟巢，都与某种重大的使命联系在一起。

　　去看鸟巢的那个季节，日光更温暖了。我是说秋天，一些残叶正在凋零，更多的树叶则在等待被季节染红。很远我就看见了，我没有看到它建成的样子，但我看见了它的内部结构，它的骨骼。赫尔佐格，德梅隆，这些接近上帝的建筑大师，他们与中国最有想象力的建筑师一起，把一幢建筑建造成了——我觉得它不像鸟巢，更像宇宙世界的缩影。而在亲眼看到它之前，它是让我非常担心的一个悬念，北京同世界有多远?一座古老的东方帝都同二十一世纪有多远?那一刻我没觉得我是一个外人，我感觉是在我家里的一件事操心。只看了一眼，我一下放心了，大气，舒服!我看到了那些坦率地暴露在外的结构，那相互支撑的网络状的构架与中国传统的镂空手法完美地融会在一起，这里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尖锐的美学对抗，我感到了它和这座城市的和谐，东方与西方的大美被天衣无缝地铆接在一起。当我知道它被《泰晤士报》评为了全球在建的最强悍工程时，我更加深信，美是无国界的，这样的强悍和王者之气不仅与北京最深刻的文化精神是高度一致的，而且已经完全超越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有力地拉近了北京同世界的距离，达到了具有普世性的审美期待，这是人类的建筑，人类的艺术。它也的确采用了大量的人性化元素。在这里，人，真正被赋予中心的地位。

　　偶尔，我会抬头瞅瞅天空，看见的是突兀的钢铁巨臂，还有半天云里的脚手架，那是我到达不了的一个高度。我有恐高症。我没有胆量也没有本事站到那样一个高度，只能把眼光放低，从天上，到最深的地底下，都有一股激越的力量在汹涌，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正在血汗与泥浆中分娩的新北京，仿佛只属于另一类咬紧牙关的生命和那些很大的很粗糙的手，属于那些把衣服一扒就能露出脊梁的人，属于那些有着粗壮的身坯、浑身充满了力气也愿意为之竭尽全力的人。这是我在北京看见的另一种支撑这个城市的真正骨骼。只在此时，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余的，甚至成了一个障碍，胸口刚被谁的胳膊肘撞了一下，肩膀又不知道被谁猛拍了一下。快!闪开!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每一个字都是从嘴里冲出来的，这是属于一个时代的语言，很冲，充满了对速度和效率的渴望。

　　我这样左顾右盼地走着时，第一次清晰地发现了自己的位置，我是走在最后的一个人，是被这个时代和这座城市拉下的一个人。

　　四

　　北京的大不仅是城市之大，而且是时空之大，巨大的、空旷深远的城市空间和渺小的个人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人在这里更能感觉到，你作为个体生命的渺小，以及占有时空的局限和短暂，那一种悲凉与虚空，也让你更能找回一个人的谦卑。一个人在北京生活，你会在比任何一座城市生活都要清醒，都要有宿命感。

　　北京造就了自己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史铁生。我去地坛看过。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一个人，我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的存在。我是说真实的存在。一座曾经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的古园，它曾经是一个象征，是那些把天下苍生像草芥一样踩在王靴下的历代帝王在这里拜祭地神的祭坛。他们渴望占有无边的土地，占有整个世界，占有这世界上生长出的一切。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数百年之后会有一颗高贵的灵魂在这里生根，发芽，他以自己坚定的立场和纯粹的内心，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另一个标志，另一个象征。这时你再去看史铁生，那个高位截瘫苍白孱弱一身重病的智者，他静静地坐在这里，你不会再觉得他是个病人，他亲切而仁慈地微笑着，明亮纯净的眼睛里显示着一种让人难以企及的深度。“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史铁生无疑是中国极少的几个有宿命意识的作家之一，宿命不是悲观，而是对自我生命的一次重新确认。或许，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古园作为自己的背景，中国这种废弃的古园太多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坐到那把轮椅上的。那不是一个假设。那也不是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就能感同身受的。你没有坐到那把轮椅上，你就永远体会不到一个高位截瘫的民族渴望站立起来，渴望用自己的双腿去行走的那种悲壮。你感觉他是个静观或者沉思的王者，他统摄着生命以及一切善与高贵、爱与受难的精神。

　　此时地坛安静得令人感动，我躁动不安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现在，史铁生已经很少上地坛来了，每年春节，这里都在举办北京最大的文化庙会，世俗的热闹代替了寂静的沉思。我想，他一定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另一个角落。

　　北京有很多这样的角落。北京很大，但每一个北京人其实都活在某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里。每天早晨，我都会看见那些花园草坪上健身的人们，被阳光照着，被晨风吹着，在清新的空气里吐故纳新。树和其它植物都在生长。你边走边观赏那四时开放的鲜花，花瓣间的光斑和露珠恬静而明朗，头顶上的鸟唱清脆而嘹亮，一种欢畅的心情油然而生了。通过人，你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健康和阳光。这才是我喜欢的城市。即使是北京，我觉得它强大的骨骼系统里面，也不可缺少这样的血肉。城市不可缺少记忆，但也不能把自己封闭在过去的记忆里无法走出来，它毕竟是供人们来居住生活的。以人为本，应该是支持一切城市的最基本的价值体系。这样的城市才不会给你一种无形的威压，人也有了可以多维游走的空间。我知道，这里曾经也是北京的老城区，但四合院已全部拆除了，街道胡同能拉直的也都拉直了，尽管这是人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可生活在一片现代化的城区里，你会觉得它同人们的现实生活拉得更近了，生活得更真实。

　　在北京，在任何一个角落里，只要你安静地凝望，时间长了，你会感觉这里潜伏隐蔽着的一种无形的力量，每一个人都与这座城市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那种生死不渝的维系，以及，坚守下去的那份信心，是我这样一个匆匆过客难以理喻的。从我二十出头第一次上北京，到现在，这是我命里往返得最多的一条路，而北京仿佛永远是一个我行将抵达的却又仿佛一直没有抵达的城市。每来一回北京，就像一个轮回，但我是一个不能超生的灵魂，更多的时候，我都在围着它转。它就在旁边，也在心里，但我总是踩不到北京的节拍，找不到自己的精神来路，我一直运行于这座城市的外部世界。天才的卡夫卡早已替我描述出了那种最真切也最虚幻的感觉，北京是我远远就看得见的城堡，我一直没有找到进入它的方式。最后，我只能选择——离去。

　　每次离开北京时，我都会下意识地深深凝望，我看见过的，我还没有看见过的，从一些日子，到另一些日子，在我的视野里不断涌现，又渐渐退向城市一侧，直至城市的背后。火车已经飞奔了很久，但仍未跑出北京。回头，我看见的是一个北京，再回头，我看见的是另一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