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机上闲来无事，翻开一本航空杂志，有篇文章的题目一下子吸引了我——《离梦想最近的地方》，介绍的是一个旅游胜地，文章开头说，现实和梦想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你只要坐上哪个航班，飞行两个小时，到达××景点之后，你立刻就进入了梦幻天堂。不错，只要你有钱又有闲，从你所居住的水泥森林出发，飞行两个小时，基本可以到达一个理想中的旅游目的地。就是说，现实和梦想之间的距离大约为两小时。

　　后来读白岩松《幸福了吗》一书，记住了其中的另一个情节：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他随栏目组来到四川绵阳灾区现场，“经过近十天的采访与报道，我们结束了灾区的工作。那天早上，两个多小时的飞行之后，我们回到了北京，刚刚走下飞机走进机场，我突然生出了一种强烈的陌生感和距离感。周围阳光灿烂，人群熙熙攘攘，空气中弥漫着平和与安详，再闻不到消毒水的味道，也再看不到满目疮痍。这一瞬间，我有强烈的不适应……”瞧，现实和地狱之间的距离好像也是两个小时。

　　其实，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你会发现，人们距离天堂和地狱的行程没有那么漫长，而是要短得多。比如，你从自己居住的小区走二十分钟，来到一家图书馆或一座美术馆，进去，静静地看会书或参观一下展览，身心愉悦，如同迈进天堂巡游了一番。再比如，你从北京最繁华的长安街上选择一个街口往里走，不出半个小时，你会进入一条窄窄的胡同，胡同内是大杂院，杂院内夏天西瓜皮遍地，苍蝇纷飞;冬天污水成冰，满地狼藉，那种落差和从天上突然堕入进地狱的感觉差不多。

　　于是，你会问：天堂和地狱，究竟哪一种生活更真实?或者，两者都不真实，只有平平淡淡的生活才真实?

　　其实，哪一种生活都是真实的。人无高低贵贱，但分三教九流，有人生活在天堂里，有人生活在地狱里，有人生活在尘世里，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出在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如果你是任志强那样的房产大鳄，你说：“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穷人活该买不起房”，那么我不会责怪你，因为你是在商言商;可是如果你是一位政府官员，面对炒房团囤积居奇却听之任之或者无能为力，你就是失职。如果你是晋武帝，整天生活在后宫中，听说老百姓穷得连饭都吃不起了，却问“何不食肉糜”，我并不觉得好笑，因为你被大臣们蒙蔽了;可是如果你是一名党员干部，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己任，却不知道一套廉租房的月租是多少，说看一个感冒二三百元太便宜了，说春运难的症结在于火车票价太低，那么，你简直就是一个冷血动物。

　　作家张爱玲说过一句名言：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她说的是爱情。移之于官场，我要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平民区与中南海之间的距离，而是你根本见不到领导，或者见到了，他压根不理你。我见过很多老革命，他们无比怀念延安时期，说那时候，毛泽东平易近人，随时都可以见到他。有一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突然，一道闪电划过，会议室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击死。这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边区。一位农民的一头驴正好也死于雷击，他借此发泄不满，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劈死毛泽东?这话传到了延安保卫部门，他们要把这个农民当做反革命抓起来。毛泽东知道后加以制止。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思考：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这样恨我?它到底反映了我们工作中的什么问题?经过调查，毛泽东弄清楚问题的症结是边区政府征收公粮过多，加重了当地农民的负担。这才有了后来的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那时候的官员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和人民心连心。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有的县委书记、县长还骑自行车下乡，一个月里有几天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百姓的疾苦他们感同身受，百姓的诉求他们一清二楚，基层的很多矛盾都可以解决在萌芽状态。可是后来，办公楼越盖越漂亮，官员的坐骑越来越高档，老百姓见官员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有不少农民上访了好几个月，也摸不清县委书记的办公室是哪一个。他的下属解释说，这是为领导的安全考虑——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革命之初，党和人民打成一片，干部怕被暴露，可以隐蔽到群众中去，群众也乐于掩护他们;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官员却越来越怕群众，嫌他们穷嫌他们脏嫌他们思想觉悟低，一旦做了贪官东窗事发，还大言不惭地说，堕落的原因在于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

　　一个官员，腿不勤了，耳朵就会跟着失聪。久而久之，他们再也听不到来自百姓的声音，偶尔也会打发几个亲信去搜集群众的声音，可是搜集上来的往往经过了很多加工;他们真正爱听的是下属的阿谀奉承之声，是周围的歌舞升平之声，是电视上的好大喜功之声，是全社会的报喜不报忧之声。当他习惯了这样的声音之后，他距离真实的路有多远?可能不再是半个小时、两个小时了，而是用一辈子的时间也无法走回他出发的地方。他“被包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