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外汇储备大国，但不是海外投资大国，近几年海外投资热潮方兴，却接连遭遇挫折。

　　中国铁建去年才刚刚在沙特的轻轨业务上巨亏41.5亿元，该数字还只是上市公司将风险转嫁给总公司之后锁定的损失，中国铁建又在利比亚承揽了沿海线铁路项目和南北铁路项目，合同金额近40亿美元，这些工程尚处于大规模建设之中，还未交付使用。危机发生之后，不得不撤出全部人员，工程陷入瘫痪，大型设备被抢，损失无法估量。3月份以来，中国铁建股价脱离大盘，单边下行。

　　同为上市公司的葛洲坝(600068)也在利比亚有一个合同金额达55.4亿元的住宅建设项目，公司发布公告2011年3月17日收到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赔付通知书》，因政治风险致使公司遭受损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决定向葛洲坝赔付1.6亿多元。该公司股价只是在保险赔付前两天有小幅上扬，其余时间也是单边下跌。

　　中国建筑全资子公司中建八局是利比亚班加西两万套地产项目的总包商，除了中建八局下属分子公司参与分包之外，还有青岛建设集团、北京国都集团、南通海门、万年竑成和云峰等10家公司，上万人参与项目建设，投资金额数十亿美元。后期装修的大宗材料几乎全部进场了。

　　据《华夏时报》报道，像中国铁建和中国建筑这类国字号企业在利比亚至少有数百亿美元工程项目。有人估计中国在利比亚投资总额过千亿美元。利比亚是一个只有650万人的人口小国，还不如广州市的户籍人口多，试问有哪家企业敢在广州承揽两万套住宅?不被骂作疯子才怪。眼看着这些国企罔顾市场规律和政治风险，盲目投资，令人唏嘘。

　　国企一无经营管理优势，二无技术优势。国企在海外竞投工程项目，无非倚仗劳动力成本低廉，但是劳务输出在很多国家是不受欢迎的。因为接受外国劳务输出等于剥夺本国穷人的就业机会，这在民主国家是政治不正确的事情，即使没有法律限制，也会让选民唾弃执政党，葬送政治家的政治生命。民主国家通常只会接受技术移民，只有那些不民主的国家才会接受大规模劳务输出，但是不民主又等同于政治不稳定。于是国企在不民主国家大肆投标工程，等于将无数劳务工人投入到政治不稳定的环境当中去冒险，这些劳务工人在外国的自卫能力，远逊于进城的农民工。

　　更重要的是，大量外国劳务工人拥入，当权者获利，国民失业率高企，又会刺激民族情绪和阶级冲突双重矛盾，从而加剧政局不稳。不能说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是由中国投资直接导致的，但是各国失业率高企却是事实。所在国的大批失业者眼巴巴地看着中国工人干得热火朝天，会作何感想?政府能有效运作的话，失业者尚畏惧当局惩罚，不敢妄为。一旦政局不稳，羡慕嫉妒就会化作仇恨，轻则谋财，重则害命。每一个失业者都是等待点燃的汽油桶。

　　不民主与腐败如影随形，在不民主国家投标工程，行贿是不可少的。但是行贿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够拉到生意，也能腐蚀自身的管理。很多连锁经营的商店不议价，因为议价很难管理，宁愿丢掉很多成交机会也不议价。议价只适合于老板亲自经营的小商贩价。行贿比商店里的讨价还价还难于管理，因为腐败等同于不透明，行贿对方的时候，往往己方当事人也腐化了，久而久之，整个企业都腐化掉。美国立法禁止美国公司海外行贿，绝不仅仅是为协助他国纯净市场秩序那么高尚，而主要是为了维护美国公司在规范市场的竞争力，为此不惜牺牲订单，原理如同连锁店不议价。

　　中国国企在境内受到纪、委监察等诸多反腐败部门的监督，尚且反腐败形势严峻。走出国门脱离监管之后，如果再允许他们打着争取合同的名义进行贿赂活动，等效于向经营者发放贪污腐败许可证，成为向海外转移资产，化公为私的重要渠道。这或许是近年来表面上看起来有些盲目的海外投资的内在动机，目前中国海外投资总额中，国企占了七成以上，超过国企在国内的市场地位。

　　国企这些高风险的海外投资，无论对国家还是国民都毫无益处，所以不少专家发出规制国企海外投资的呼吁。规制越复杂，便越难发生效力，我建议禁止向一切非民主国家输出劳务，一线工人职能聘请当地人。至于向民主国家输出劳务，能成功那是老板的能耐，用不着中方来限制。

　　海外投资不能依赖劳务输出，也不能倚仗资金成本低廉，回顾那些在中国取得成功的跨国公司的经验可知，海外投资一靠技术，二靠管理，三靠品牌。品牌可以看作管理的衍生物，而管理也可以看作一门技术，所以归根到底是靠技术。国企在技术方面毫无优势，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只能靠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前提条件是放松资本管制，只有放松资本管制才能让民营资本成为海外投资主力。至于国家如何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以及在保护民营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利益方面有所作为，现在讨论为时过早。当务之急，是让国企外海投资的热潮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