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对新安会馆及周边环境的认识是用一种教育家和思想家的锐利目光审视的。他从萧湖的表象中挖到了人类心魂的美丑，这是一种思想之美。汪达之是个刚毅坚卓、士者胸襟、多愁善感的人。他的多愁善感缘于陶行知的师者风范，缘于新安小学周边河水的清澈与柔情。是的，校园周边的萧湖水，水静如画，神秘异常。坐落在里运河畔，这让萧湖水显得更珍贵和坚硬……柔情与刚毅是萧湖水的本质与特性。

　　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悬挂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匾额。新安小学校长张大冬领着我们观看了馆内存放着陶行知提供给孩子们的电影放映机的设备和小号手用过的180多件与新安旅行团相关的实物，让我们仿佛回到了战火纷飞、局势多变的抗战时期。一群红领巾又一次把我们带进了那个烽火岁月。

　　郑仲英是当年参加新安旅行团护送重要情报的小女兵。1939年初，高一学期尚未结束，郑仲英的大哥郑大芳就在母亲曾英的支持下，参加“上海各界赴第三战区慰劳团”，乔装通过敌占区，留在了新四军。郑家七兄妹，除了老二郑仲芳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外，其他6人均是少年从军。1945年初，新四军16旅邀请曾英到抗日根据地。

　　曾英决定带上13岁的郑仲英和两个不满10岁的女儿同行。临行前，二哥郑仲芳瞒着母亲，将文件缝在小仲英的衣服里，与其他几件衣物打成一个包裹，悄悄叮嘱郑仲英一定要保管好。新中国成立后，郑仲英成为上海歌剧院主要演员，在歌剧《江姐》《白毛女》《刘三姐》等多部歌剧中饰演主角。

　　80年后，郑仲英神采飞扬、无比激动地向新安小学的红领巾深情回忆起陶行知讲起“人在武汉散，他在武汉干，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的场景。

　　萧湖坐落在里运河边，是流动的文化。她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湖泊。她孕育了一批作家、诗人、军事家、教育家和为“民族解放的小号手”。

　　1938年，在武汉的一元路保育院，陶行知应邀参加了新旅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会上，陶行知为“新旅”的孩子带来了他自己创作的《三万歌》，鼓励孩子们要“骑到真理的背上去”。这是汪达之与新旅的孩子又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了陶行知。

　　1941年春天，这一队小团员们从桂林步行到湛江，从湛江上船，经过香港、上海，然后进入了苏北根据地。从1942年开始，“新旅”在苏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工作。“新安旅行团”已经发展到了100多人。除了演戏、唱歌、朗诵，“新旅”还编辑出版了《儿童生活》《华中少年》《儿童画报》等儿童刊物，培养了许多小作者、小通讯员和小读者。他们还组织了大批青少年救亡团体，投入伟大的抗日洪流，成为上海、武汉、桂林、大西南、内蒙古、北平和苏北解放区等地的“孩子头”，被冰心先生称赞为“民族解放的小号手”，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宋庆龄、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高度赞扬。

　　杨南琛与汪达之的邂逅皆因他们的志同道合。

　　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了。汪达之已经四十有二，仍孑然一身。他一直蓄须明志，言称“抗战不胜利，绝不结婚”。这时，他邂逅了从日本留学归来，上海银行家家中的大小姐杨南琛。他们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满腔热血，坚决抗日，出于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良知，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刻，一个从大后方广西出发，一个从日伪占领下的上海出发。第一次见到杨南琛的汪达之，当天就把胡子剃了。之后两人感情迅速升温，1946年5月，他们在淮安河下古镇的新安小学结婚了。陶行知在上海得知消息后特地赠诗一首。“天也欢喜，地也欢喜，人也欢喜，欢喜他和你，如鸟比翼，如枝连理，共造新家庭。相敬相爱相扶持，在学习上同心，在工作上协力，把这力光大为民主团结力。安居乐业造新邦，欢乐更无比，再进一步创造新人类。多福多寿多儿子，儿子又生孙，孙又生儿子，子子孙孙生到无限期，一半像他，一半像你。”1947年底，当时正值内战，杨南琛挺着大肚子随部队从苏北撤到山东，又从山东撤到河北，转战千里最后在河北省响沟村的山沟里生下第一个孩子。

　　京杭大运河如同一位慈母，她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无数炎黄子孙。她默默地奉献着，不求回报。萧湖是宁静的港湾。坐落于此的新安小学是汪达之投身教育最早的地方，更是他修身立德人生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