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吾家所在村场，龙颈村是也。

　　然则，何为“龙颈”?得名于何时?不得而知，且不可考。

　　以“龙”称谓，是个好村名。龙者，雄起有“龙头”，倚仗有“龙势”，结穴有“龙脉”。我曾认真考察过村庄，特别是少小未曾离家时，每年清明时节必要随村人浩浩荡荡进山扫墓，数十里方圆山岭几乎一一走过，老人们一五一十、不厌其烦地讲述每座坟墓的来龙去脉、祖先拓疆开埠的丰功伟业，指点江山，直陈阴阳，滔滔不绝，历数家珍。尽管我一头雾水，似听天书，但对风水一说也半信半疑，所以祭扫跪拜祖宗时格外虔诚。

　　然而，“龙”在何处?从何而来?我仰望高高的天宇，放目四野，每一道山梁，每一条溪流都不轻易放过，但始终不得而知。

　　我知道，祖先选取村场、村中布局是讲究风水的，必有其说法来头，吾等晚辈看不懂、悟不透，只恨自己修行不足，悟性不高，不解其中奥妙。那一带确实有山有岭，峰峦起伏。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山岭，一座连着一座，一座叠着一座。登上后背山之最高处，极目云天，远眺大海，良田千顷，郁郁葱葱，溪水潺潺，生机盎然。品山多鸟语，读水有蛙声。尽管如此，我也没看出“龙”在何处。

　　随着年龄与日俱增，跑的地方多了，崇山峻岭、名岳大川也都见过，更觉村后那山甚是小气，既无奇峰，也不险峻，着实不大过瘾，但这丝毫不影响吾爱吾村，吾爱家乡。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物宝其华，皆有因缘。生于斯，长于斯，心所系之。

　　二

　　龙颈村的西面有一村叫江下，也是本姓的村场。儿时，常路过此地。原先只数十人的小村，如今人丁兴旺，已有数百口之众。人口增长之速，可见一斑。奇怪的是，此处周围并无一河一江，如何得名“江下”?

　　江下者，居江之下也，既无江，村名便是徒有其名。因读过《三国演义》，我便天真地认为，江下或与那时的江夏有关，许是当年江夏人之一脉，因战败逃亡至此而安家落户，繁衍子孙?然查无实据，毫无牵连，空发奇想而已。

　　我曾听前辈说过，此村原不叫江下，而叫高营下。这个村名的来历还有一段耸人听闻的故事。

　　江下村后是一座高山，虽未高耸入云，也无奇无险，但在这一带也算突兀而起，雄踞一方。古时候，有一强人率一彪人马结营于山岗之上，占山为王，大发横财，其营下之村就叫高营下村。

　　据说那山大王同我一姓，不过，应该不会与我同宗同源，我族人中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也没有这样的风水。这山大王人高马大，虎背熊腰，不知是练就的独门绝技还是天生而成，一身皮肉像是铜皮铁骨，刀枪不入，任你剑戟劈砍，他自岿然不动，皮毛不伤，且力大无穷，无人能敌。更奇的是，作为雄霸一方的山大王，打家劫舍、杀人越货自不必说，还更好一条：抢新娘子。他在高高的山岗上，看到人家热热闹闹娶媳妇，就二话不说，红旗一指，立马带人去抢。打他不过，奈他无何，只好由其强抢虏去。他也不与新娘拜堂成婚，只留三天，三天过后，他便放人。古时土匪有“八不抢”：瞎子聋哑残疾不抢，节妇孝子不抢，寡妇独子不抢，婚丧嫁娶非仇不抢，婊子老鸨不抢，学生苦力不抢，先生郎中不抢，清官还乡不抢。这山大王专抢人家新娘子，看来当土匪也当得不怎么地道。

　　好在苍天有眼。据说某村有一女子，极有心机胆识，在新婚被强抢之夜，她绞尽脑汁，想尽计谋，终于摸清山大王的命脉原来在他的肚脐眼上。睡到半夜，趁其不防，摸起一把剪刀，狠命插入他的肚脐眼，还使劲搅了几搅，这才收拾了山大王;而这位山大王临死前也把新娘子活活掐死。故事很惊悚，但附近从来没有见过“烈女祠”什么的，这女子也就成了无名英雄。

　　做梦娶媳妇不见得是什么坏事，要当新郎也是天下男人之所愿，天性如此，无可厚非，但是，天天要去做新郎则有违法规，天理难容，难免遭人妒天谴。铜皮铁骨如山大王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人?好自为之罢。

　　山大王死后，那伙强盗树倒猢狲散，从此绝迹。山大王所掠财宝藏于山中何处，因其一夜毙命而成了个谜。儿时，我和伙伴们多次来此寻觅，毫无所获，始终未见宝藏踪影。我想，我们八成是被人忽悠了，怎么可能有山大王藏宝在此，不过好奇心还是按捺不住，时时心向往之。说不定哪天来了兴头，再回去寻觅寻觅呢?难说。

　　客家话中，高营下念快了与江下发音差不多，有点像英语语法的辅音连缀。既然没有了山大王，没有了山上的匪营，村名就干脆叫作江下了。

　　村名一改，事兴人旺。

　　龙颈村名从来如此，无人更改，但龙颈村一样兴旺发达。

　　三

　　龙颈后山往东，不远，也就二三里地，有一座古寺，叫白莲寺，也叫莲池寺。少时在家，或上山砍柴，或远出放牛，或躬耕农事，这里都是必经之路。

　　古寺不算很大，却也巍巍峨峨，如来三宝、观音诸神一样不缺，说是挺灵验的。方圆十里八乡多有人来烧香拜佛，兴盛时更是络绎不绝，香火缭绕。我始终弄不明白，是先有香火才灵验，还是因灵验了才有香火?神灵神灵，有神就灵?那“神”在哪里?老百姓可管不了那么多，只想拜佛祈福，拜不拜在己，灵不灵就由佛了。

　　寺的左侧坡下有一山溪，一脉秀水从远山缓缓而来，水清石出，鱼翔浅底，自有一种钟灵毓秀之气，只是不见有莲。可能以前有过，否则怎么能叫莲池寺?溪水拐弯处有一深潭，水深莫测，有人在那里看到过大乌龟——说看到那乌龟的头有天那么大，可怖得很。有人不服，说乌龟头有天那么大，那它的身子往哪儿摆?这是不好回答的问题。那人自我解嘲：哎呀，是我把头吹大了!闲时无事吹点小牛也不为过，但把头吹大了就不好收场了。好吹牛者要认真记取——吹牛也得悠着点。

　　说有比天还大的乌龟肯定是假的，但原先生态环境好却是真的。少时随兄长来此垂钓，多有所获。虽说水清无鱼，这里溪水清澈如碧，也有鱼儿上钩。来此垂钓不用着急，就在一边玩儿去好了，有也可，无也可，愿者上钩。有一种叫猪嬷鳝的家伙，嘴尖身长，似蛇非蛇，若鳝非鳝，黑乎乎，滑溜溜，身上还满是黄色斑点，嘴馋贪食，很容易上钩，但力大凶猛，真要把它钓上来也不容易。它常常是“逗你玩”——明明是上钩了，但你一收，它会狠命脱钩而去，有时还连鱼钩也给没收了，让你懊恼半天。倒是浅水处，有卵石静卧，挂满丝丝缕缕的青苔，随着水流婀娜摇曳。把卵石轻轻挪开，就见有小虾卧底。趁小家伙尚未反应过来，双手一合，准能捉住。这地方，耗去我儿时许多时光。

　　白莲寺我去过无数次，有时是专门前去朝拜，有时是路过歇息并讨碗水喝，但从来没见过方丈住持，也没什么专职人员，连个穿袈裟、敲木鱼的都没见过。

　　先时有一户人家，应该是穷苦至极的人，外来杂姓小户，大概是土改时无房无屋，分配其来此安身，兼打理佛事。

　　白莲寺是上下两座建筑，上座当中三间为佛堂，供奉如来三宝诸佛;东西两侧各一间供奉的是邻近上下两村人的祖宗牌位，我的列祖列宗牌位赫然其上;当中是一个大厅井，两侧是连廊。下座则是僧房和客房。这户人家就住在下座的几间房里。人佛共居，相安无事。

　　说来也是因缘巧合：有一年省某单位来招工，一时没有合适人选，恰好这家的年轻兄弟曹二、曹三无事可干，就让他俩撞上了机会。一夜之间，兄弟俩进了城，住上了公家房，吃上了公家粮，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村上人说，这是他们平日在寺里烧香积的德。

　　好景不长。三年困难时期，阿曹三从城里弃职跑了回来。他说自己每月才二三十元工资，还要养家糊口，倒不如回家种红薯，所以私自开溜跑了回来。他回来后仍然住在庙里，在庙门前的坡地上开荒种地，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前一两年还小有收获——红薯毕竟长得快，不上数月就有收成。但有了红薯，丢了饭碗，日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有时甚至连红薯也吃不上了。想以一人之力种红薯而改变人生，难!他老婆曾带着一对儿女回来过，飘飘然一城市靓姐，一对儿女也远比农村娃生得白皮净肉，很是乖巧可爱。他们衣着光鲜，眉是眉眼是眼，脸是脸臀是臀，大热天脚上还穿着鞋，确非乡下人可比。我当时年幼，虽不懂城乡差别，人之贵贱，但多少还是有点自惭形秽。

　　后来，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听说是离婚了。这也在情理之中。不离又怎么办?山中古寺即使再巍峨，也不是凡人百姓待得下去的，何况一对儿女还要读书，晨钟暮鼓解决不了现实问题;阿曹三重返城里，那地方也没红薯可种，谁能接纳他?那阵子，要进城当民工也不易，所以只能一离了之。再后来，阿曹三穷困潦倒，连拿下岗补贴的机会都没有，郁郁而终。

　　有一段故事留了下来。说有一日阿曹三饿极了，恰有一卖豆腐的路过，他买了回来，下锅就煎。豆腐刚下锅便啪啪炸响，他见状盛碗便吃。事后，他见人就说，还是豆腐好，熟得快也凉得快。这也成了当地无人不晓的“歇后语”：阿曹三煎豆腐——熟得快也凉得快。我揣度着他虽一把年纪，但也没听过“性急吃不得热豆腐”一说。当然，他的“豆腐经”得以广为流传，还在于其无意间道破的真理。看看身边的人和事，如是者还少么!

　　他的哥哥阿曹二，立场还算比较坚定，能坚持革命，无论如何也没有跑回乡下种红薯。在我的记忆中，他偶尔回来过，但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作为，地方上也少有人与他来往，没几年便杳无音信，不知终于何时何处。

　　看来，还是积德无多。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到处兴办国社林场，这里有山有水，自然是办林场的好地方。那些年月，土地是集体的，什么都是公家的，说给谁就给谁，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某个领导站在那里用手一比划，就这么定了。如此，白莲寺就派上了大用场。不知是谁的主意，这里一夜间就成了国社林场所在地，不费一砖一瓦、一钉一铆，便风风火火地住进一帮青年男女。原先住此的人家，因地处偏僻，生产队不便管理，便迁往他处去了。

　　一帮年轻人住进寺里，以寺为家，吃住全在这里，就热闹起来了。他们初来乍到，不等不靠，开荒垦种，大办林业。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满山遍野种上了毛竹、山茶和其他叫不上名字的树木，还种有红薯和西瓜等。西瓜不知是品种问题还是水土肥料问题，不长个，也就小碗那么大，但甜得很。我们在此放牛时品尝过的——反正地广人稀，没人管得了。有人管也不怕，一群鬼精鬼灵的小屁孩，山地里摘个西瓜太容易不过了。但也不过分，只那么一两回，能解馋就好。

　　林场工人来了，古寺不再寂寞，没有了晨钟暮鼓，却有了歌声笑声。年轻人，有活力。就连那道清澈的小溪也显得特别热情浪漫，早晨和黄昏，这里破天荒地有了青年男女的嘻嘻哈哈、打情骂俏。年轻人一旦离开父母的管束，冲出紧闭的家门，便是自由之天下，好拿青春赌明天。这山这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倾情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爱情活剧，成就了几对青年男女。村人们多有议论，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没人横加干涉。如来诸佛高高在上，熟视无睹，慈悲为怀，成人之美。

　　林场存在的时间不长，说建就建，说散就散了。记不得是何年何月，仿佛一夜间便无影无踪。这也是阿曹三煎豆腐——熟得快也凉得快。我每年清明回去，都要路过此地，当年的林场已无处可寻，只是山沟深处还偶有几株毛竹在微风中瑟瑟摇摆，让人忆起曾经在这里垦种的那群嘻嘻哈哈的年轻人。

　　那湾溪水，则复归死一般的静寂。

　　四

　　西边也有一寺，叫新庵，显然是在白莲寺之后才建的，否则不会“新”字加头。既然一样是寺，为何这里称“庵”?我在百度上查阅，说庵一般为圆形草屋，多指女性修行者居住的寺庙，即尼姑庵。

　　这里从前是不是住过尼姑?没听人说起过，叫“庵”就叫“庵”罢，住的是谁不好妄猜。我上小学时和同学一起去过，只见过一位人称“师公”的住持，垂垂老矣，一袭佛袍，一串佛珠，鹤发童颜，仙风道骨，不怒而自威，不狂而自大。许是事佛多年，佛相自生，远远看见他，就让人从心底生出一种如临真神的敬畏感。师公来自何方名山大川，何时云游到此不大清楚，据说其弟子遍布天下，且诸弟子对他恭敬有加，就连台湾的星云大师也是他的弟子之一。那一年，我们村上一位族弟得了一种怪病，腹胀如鼓，脸黄如蜡，骨瘦如柴，久治不愈。就是这位师公，让其在香港的弟子寄来良药(现在想来，应该是从国外进口的青链霉素之类的药物)，竟奇迹般地治好了族弟的病。几十年过去了，我这兄弟读书就业，结婚生子，先教书而后当记者再为编辑，一样都没落下，如今已为姥爷，工作得很出色，生活得也滋润，想来多亏这位他从未谋面的师公。佛祖之佑，佑及众生;人之积德，何须挂齿?

　　记忆中的新庵，其建筑摆布与白莲寺差不多，一样的上下两座，两廊一井;一样的溪水潺潺，秀木参天;一样的高高台阶，庄严肃穆;一样的如来三宝，晨钟暮鼓。稍有不同的是，这里还有山泉。也不知泉出何处，从何泵接，因为寺庙要比溪水高出很多，不可能是溪水渗涌;而后山不高不大，形不成高山流水、山高水长之势。一根洞穿的小毛竹，直接从寺庙檐下的石阶上伸出，一股凛冽清泉就涓涓流淌，日复一日，无休无歇。泉滴处，是一口大水缸，用一整块巨石雕凿而成，苔痕斑驳，古色苍茫;水缸盛满清水，几株浮莲若沉若浮，一花独放，娇艳可人。走到这里，就有一种神圣的静谧感，安宁而虚寂，空幻却心实。

　　新庵离我家稍远，相距好几里地，为什么写龙颈要为之费点笔墨?一者，如上面所说，与我家兄弟有点关系;二者，还有一段传奇。

　　相传，有一天深夜，月黑风高，万籁俱寂，两座寺庙的大钟竟同时脱缰腾起，大战于九重云天，来回冲撞，轰响如雷。方圆几十里鸡不鸣，狗不吠，风欲静，水无声，暗无天日，死寂一般，只有钟声响彻天际。

　　这场莫名其妙的打斗，谁输谁赢，如何收场，没有下文。好事者的故事编得不彻底，经不起一问。天底下哪会有此等事情?别说那两口大钟飞不起来，就是神佛，哪里会有为争香火而大打出手?但总有人会大吹特吹，吹得神乎其神。我上小学时，学校教务处屋檐下挂有半口破钟，比乡下的谷箩还大，上课五双响，下课五单响，由教导主任执锤，指挥上课下课，据说那就是白莲寺里的钟——当年大战后留下的。

　　现在，破钟没了，学校也破败得一塌糊涂。曾经的母校残垣断壁，蛇鼠出没，杂草丛生，令人黯然伤感。几十年过去了，从这里走出的莘莘学子数以千众，遍布城乡各行各业。谁言桑梓无沃土，乡野无处不飞花。如今，残钟已失，古物已无，稚嫩的书声，烂漫的笑声，天真的梦想，无隙的友谊，也随之而去。

　　文革中，白莲寺、新庵也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口号声中遭到毁坏。神像被推倒，壁画、楹联被涂抹净尽，部分砖墙、房梁被拆去另作他用。作为在校小学生，我们也扛石抬砖，运回学校砌围墙，但砸神毁寺之事，始终没干，也坚决不会去干。家里老人叮嘱，伤天害理之事不能干，鬼神之事远着点。那时年纪小，轮不到我们去干，也没那个胆。据说，那位带头“大破四旧”的下放教师后来遭到了报应，先前的老婆死了，后来的老婆疯了，一辈子不得安生。我却奇怪，当事人不遭报应，却要报应家人，也太不公道了。

　　五

　　据说吾村迁自福建龙岩。先民们先到广东廉江彩门山，然后又来到此地，至今已繁衍近二十代，子孙七百余众。

　　先祖居此，拓土开疆，筑室置业，田地广披，山林无数，算是方圆数十里比较有为的一族。村上老人说到龙颈曾经的版图，总是神采飞扬。诚如二哥致龙颈嗣孙《倡议书》中写道：

　　回顾过去，本村祖业东至羊耳峡，西至栢子头，南至四马田，北至白石嶂，纵横十余里。内中良田千亩，人才辈出，研究生、本科生比比皆是，公职人员、厅处级官员也非邻村可比;士农工商各路大小财东、老板，虽不敢言富甲天下，但就邻近而言，也无他村敢居其右。

　　此话不假。我曾认真查访，八方搜寻，遗憾的是，全村连一本可传给子孙的流水族谱也没有;遍查坟山，碑文记载也非常有限，且不能世代相连。所谓来自福建龙岩，曾经拥有的东西南北广袤地盘，也只是先辈们的口口相传而已。

　　没留下家谱流传，常令我惴惴不安。这也毫无办法，谁能去怪责苛求自己的祖先?

　　先祖来到这里，可以购田，可以置地，可以占山拥林，事业不为不隆，却没人想到要去修家谱族史，让后人知道来龙去脉。我想最大的可能，不是不为，而是无能。祖上没有出过大官人大财主大文豪，没人有能力有见识发起和主持这个伟大的工程。要不就是先人们觉得没什么辉煌历史，没什么轰烈之事业可书可记，留下的良田山林、村室屋舍，岂不是更可靠?青山常在，溪水长流，人乃匆匆过客，来去自然，有无族谱算个啥?数百年来，村人们一样的结婚生子，一样的吃喝拉撒，不是么?

　　但人总是要想的。不知从哪一年哪一天开始，到祠堂祭祖时，我都会对着“北郭家声，西周世泽”堂联沉思。何谓“北郭”?何谓“西周”?难道我的祖先来自更遥远的“北国”?脉承更为虚幻的“西周”?难道这八个字所担载的使命，仅仅只是一副吉利的对联?若如此，又为何年年如是，从不更改?即使在文革期间，老人们也坚持没有换成政治对联。小小堂联，已是龙颈人心中的圣物。

　　龙颈村虽然没出过大财主大人物，但以前也有城有楼，完全是客家村场的格局摆布。我小时候，村中还有几段城墙，至少还有四座碉楼，分布在东西南北不同方位，互为犄角，护卫村场。城墙是用石灰、黄坭、沙子三合土层层夯实而成，墙中每隔数步就留有一枪炮眼，里大外小地在那里豁着，专御来犯之敌。碉楼不高，只有两层，下层同样是三合土，上层则是青砖所砌，也留有枪炮眼，还有窗户采光通风。我上小学时，东北角和南面碉楼尚在，但已用作生产队的牛栏，虽破败不堪，却耸立不倒。

　　龙颈村的碉楼也不完全是摆设，历史上曾有过数次激战，它发挥过很好的御敌作用。我曾专门到档案馆查阅父亲的档案， 意外地发现了一段拒敌护城的故事。1950年某天，当地土匪暴动——这帮贼人不甘失败，要进行反攻倒算，血洗龙颈。数十匪徒汹汹而来，在后山上哇哇乱叫，枪声大作，子弹横飞。龙颈人凭借坚固的城墙，英勇抵抗，几个会使枪的青壮年每人三支枪，各守几个枪孔，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旁边另有人填装子弹，分工合作，流水作业，直打得土匪不敢近前半步，只得在远远的山岗上放乱枪。子弹打在城墙上，只弹起点点白烟，墙体丝毫无伤。土匪嚎叫一阵后怏怏而退。父亲的档案里记载，是役打死打伤土匪三人。记载虽不详尽，却也可窥一斑。有匪来犯，遭击而溃，这应该是真实的。至于龙颈人的枪从何而来，档案中一说是国民党六十三军溃败时村民截获的，未上缴，留作护村。为此，当时身为区委书记、区长的父亲，在事后的自传中还专门作了检讨，说这是宗族观念作祟，自己领导不力而对本村人网开一面。

　　当然，龙颈也有遭殃的时候。欲以一村之土城、之村民，拒敌而永驻，确保太平，这只能是神话。那一年——应该是1948年前后——国民党六十三军之一部和地方土匪围村，兵多匪众，枪炮猛烈，结果被敌人冲了进来。是役几成龙颈村末日，土匪进得村来，见人抓人，见物抢物，有房就烧，甚至连钉在墙上挂物的铁钉也拔了去。村民至今还有口语：“惨过六十三军!” 意即六十三军进村劫洗之凄惨。小时候，我家还有两张被大火烧去一块的长条木凳，就是六十三军洗劫后留下的“杰作”。几次搬家，它作为废物遗弃了，实为可惜。前些年，有党史单位找旧物，打捞历史碎片，惜已迟矣，木凳早已没了踪影。

　　村中央是族人的祖公厅，为上下两座一通三间的大瓦房，当中天井，两侧连廊，门高瓦亮，宽敞庄严。这是全村人的心脏和圣地。祖公厅前有一口池塘，也是典型的客家风水格局，叫“门口塘”。认真考究起来，也不只是风水问题，它的防火、被困自救、排污养生等功能是多方面的。小时常在此看公鹅打架，记忆犹新。那时全村分为两个生产队，各饲一群鹅，而门口塘只有一口，这里就成了两群鹅的会师之地。其他鹅都相安无事，如老友相遇，交颈相拥，仰天唱和，但为首的灰公鹅和花公鹅就不大友好了。为争夺交配权，争当鹅王，它们常常打得不可开交，死去活来。有意思的是，在陆上，灰公鹅以体大取胜;到了水里，花公鹅又以灵巧得势。不知战斗过多少回，反正见面就打，不分输赢，村民们静观其斗，也得一乐。现在，池塘填掉了，有人在此盖起房子。可惜了客家人的门口塘。

　　记忆中，村人还有打猎的习惯。过年了，大家闲得无聊，闲得心慌，男人们就吆喝着上山打猎去。我记得村人管这种活动叫“猎山”，一年一度，就相约在春节期间的某一天，全村上百人枪，十几条狗，浩浩荡荡开往后山，阵势蔚为壮观。我虽年幼，却已能跑，也跟着凑热闹，吆喝一声很过瘾。

　　真的，那时村上确实也还有枪，且不少。父亲配有一支左轮手枪，一次可填装六发子弹。那是合法的，《持枪证》至今仍为我所收藏。每年回家过年，父亲肯定要把那宝贝疙瘩随身带上，不为自卫，实是自慰——那家伙往身上一挎便是身份的象征。

　　父亲看起来像个老农，其实是资深的游击队员。按其档案记载，他参加过多次战斗，曾独自一人抓捕匪首一名，俘虏土匪若干名，毙敌数人。传说他那支左轮手枪使得出神入化，一甩手就能把电线杆上的麻雀打下来。我没见过，但村上人都这么说，我也就信了。有谁不信自己的父亲是个大英雄呢?某年清明上山扫墓，父亲拿出来放枪，啪啪几声后，数米外的一棵小松树因为那几声脆响而折腰，这倒是我亲眼所见。家里还有一支双筒猎枪，不知从何而来，极有可能是土改时分的浮财，守家用的，由我一位叔公掌管。“双筒”可同时击发两颗霰弹，打出去一大片，对鸟类有极大的杀伤力。此外，村人还有几条鸟枪，也叫乌铳枪，当时未在征缴之列，猎山时都派上了大用场。

　　所谓“猎山”，似乎也没有多大讲究。只是进得山来，兵分几路，四面吆喝，由远而近，渐围渐拢，也不管猎物何在，有无猎物。倒是那一群黄的白的黑的狗，平日看家护院，各司其职，各事其主，参加围猎这种集体行动机会不多，因而从出门开始就异常兴奋，东窜西嗅，你追我逐，一有风吹草动便狂吠不已，一哄而上。有时也真逮着个把小耗子，虽属多管闲事，却闹得更欢了。最终，不知是业务不精还是猎物不多，常常是空手而归，能逮到几个跑不快的小白额猪或者飞不高的鹧鸪就不错了。仅有一次，村人很幸运地围住一头大野猪，有百十来斤。人多阵乱，不便开枪，靠了狗多势众，才把野猪捉住，这让村民们自豪了好多年。

　　有一年春节，一只大“龙狗”在村前山坡上被人发现，遂群起而围猎之。我至今也没弄清那是何物，村人呼之“龙狗”，但书上没有“龙狗”一说。不会是“狼狗”之误吧?它有成年家狗那么大，灰白色，耳翘尾垂，跑得飞快。我年少好事，当然也手操木棍，呼的一声冲出门去，主动参与围堵。也没有谁具体动员组织，一眨眼工夫，人们就迅速形成包围圈，分兵把守，严阵以待。我大哥那时已是一名中学生，正在家复习功课，见此情状，赶忙把课本一丢，手握一柄禾叉奔出书房，威风凛凛地站在桥头拦截，很有点鲁迅笔下闰土的模样。一时间，人吼如雷，狗吠惊天。那“龙狗”惊恐万状，东奔西突，疯狂逃窜，几次差点被群狗扑倒。村后是一条丈余宽的水渠，村人以为有天险可倚，便疏于防守，哪知“龙狗”纵身一跳，竟飞跃而过，瞬间没于山林，无影无踪。也难为这“龙狗”了，狗急还要跳墙哩，“龙狗”跳渠让我也长了见识。事后我想，要是“龙狗”真的从桥上冲过，我那书生大哥能拦得住吗?难以想象。多少年了，我始终不能忘记那年那月那日那时那阵仗。那一幕在我记忆中已定格为永恒。

　　扯远了。我想说的是，围猎历来是皇家尚武行乐之仪式，百姓人家一般无此殊荣。但客家人来自中原，根在黄河边。那时的先人们为解决温饱，一定有过猎山之举，也必定有人见过或听说过围猎之事。把残存于印象或传说中的围猎壮举移植到了今日之偏僻山乡，由一群只善躬耕的农民来实践，虽似是而非，徒有其形，却也隐隐折射出昔日从老槐树下出走的客家人之雄风。

　　六

　　在附近一带地方，龙颈人腰杆挺得很直，见人都要牛三分，为什么?因为参加地方游击队的人多，以至解放后在地方上说得上话。建学校，就建在村前;修水渠路径，得经龙颈人首肯;改革开放，改善民生，龙颈人也最早得沐甘露，水、电、路都是早早修起来的。这都是沾了“革命”的光。

　　我认真数过，以“革命”名义拿到政府津贴，拿到各种抚恤金、慰问金的，全村有十数人之多。解放前不足三百人的小山村，有那么多人“打游击”，投身革命，已是不小的数目。

　　龙颈这地方傍着一脉青山，出门是平坡，不远即公路，出入方便，退则上山，茂林修竹，最宜藏身。且村民成分不复杂，全村同姓，都是兄弟侄叔，说是一呼百应、同心同德并不过分，所以就成了游击队往来和藏身的理想之地。我的父亲就是从这个山村走出去的。那一年是1938年。我的家自然就成了革命同志常来常往的“堡垒户”，龙颈村也成了“革命村庄”。这又连带着我的母亲——一位地地道道的村妇，大字不识一个——早在1947年就入了党。在父亲的影响和带领下，村中多有热血弟兄相继投奔游击生涯，并在解放后出人头地。这也是龙颈人牛气的缘故。

　　我的叔公廖上智，有党史文章记为“廖尚智”，也不为假，但在族中排行应为“上”字辈。叔公曾就读于黄埔军校，那时候家族小有田地，有钱可供子孙上学，叔公就靠资助一路读到黄埔军校。不知读的是第几期，有记载是读了两年，未曾毕业就受组织委派，回地方开展武装斗争。正是青年才俊，大有可为之际，可惜在那场地方上最著名的白石水武装起义战斗中牺牲了。当时，我父亲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我看过不少有关的党史文章，对叔公之死多有记述，网上也有文可查，但也只是些零星碎片的文字，且说法不一。父亲对我说，他亲眼看到我叔公中弹倒地。叔公科班出身，对打仗在理论上多少有点研究，好夸夸其谈，实战经验不足。牺牲那天，他是中队长，也是值日官，其实更像一名学生官，身穿一件白衬衫，明显与众不同，还戴着红袖章，目标太显眼。就在他从一座土坟后面站起来指挥射击的瞬间，不幸中弹倒地。目睹叔公的牺牲给父亲造成极大的心灵伤害和精神压力，差一点当了逃兵跑回家。父亲挺住了，坚持了下来，这也才有了我们村一个跟着一个扛枪打游击的“老革命”。

　　叔公唯一的儿子，我叫他五叔，作为烈士孤儿得到政府很好的照顾，免费上全县最好的中学，其学习成绩也一直为族人称道。但也不幸得很，五叔在读高三准备高考的时候死于肝癌。其发病住医院期间，我曾随母亲去看望他，腹胀如怀胎十月之妇，坐不能坐，躺不能躺，侧卧在床，痛苦之极。政府想尽了一切办法，包括动用民间力量，蹬一辆三轮脚力车，从百里之遥的家乡送土医生到县城诊治。为寻找一种叫“土狗”的昆虫入药，数十个村民和亲属不计任何报酬，也不用谁去动员组织，自发地在稻田里开展人海大战，遍地开挖抓捕。“土狗”找到了，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

　　我时常想，如果叔公能活到解放后，如果五叔不过早夭亡，我们的家族史就要重新谱写。虽然没有家谱，没人编写家族史，这些往事也一定会作为家族精神，长存于世代嗣孙的口口相传中。

　　七

　　我十八岁离家，距今四十多年矣，但龙颈情结日浓，自调回北海工作后，每年都要回去几次，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搜寻点点滴滴记忆的碎片。印象中，龙颈人真是有点“牛”气的。

　　大年初二拜社年，是惯常的隆重节目。在村前右侧设有一“社伯公”，也叫社厦、社坛，正月初二全村老少都在此祭拜。有一棵大树，通常是大榕树。树上遍挂花红，树下则摆祭品香烛。为什么是榕树?一是易长大，枝繁叶盛，幅员辽阔;二是不成材，做不了家具，烧火也不大易燃，所以没人偷砍。不是榕树有灵，而是有幸。不成栋梁之材却也物尽其用，这也符合辩证法则。社伯公不是族人先祖，应该是掌管祈福消灾的一方长官。以一方长官的身份在此地办公，似乎不大恭敬，但历来如此，也只能这样了。社坛树高林密，香火缭绕，望之令人生畏，不像我们现在的长官办公室，要整得光亮堂皇，且有一整套的现代配置。也难为社伯公了。

　　拜社年之隆重，在于那头大肥猪。有两说：“阿轮猪”或者“阿囵猪”。前者说是轮流做东，挨家挨户轮流做“社头”，主政当年的祭拜活动，那猪就叫“阿轮猪”;后者说是囫囵吞枣的“囵”，即整头猪的意思。我儿时的印象中，“社肉”特别好吃。可能是一头整猪肉多之故，各个部位一锅煮，味道好极了。

　　拜社年的重头戏是放鞭炮，放得越多越好，越响越旺，往往要长达一两个小时，以显其能，以显其盛。龙颈有钱人不多，暗地里却要跟邻村较劲，要争一口气。北方人说“不蒸馒头争口气”，本地人说是“争旱气”。毫无意义，却是要争，世代如此。

　　少时，在放学路上常与邻村学生用土坷垃打仗，叫“坭团仗”，是游戏，也几近实战。这也是一种约定俗成，打仗不能用石块，不能用棍棒或其他容易伤人的器材，只能用坭团远远地扔，这样即使把人打中，也不至于伤得太重——除非是打中眼睛，那就是伤到要害处了。但这样的概率非常小，从几十米外扔过来，人是可以躲闪的，所以一般不会造成流血事件。不管怎么打，龙颈人死不认输。记得有一次，可能是对方早有准备，我们双方在莫名其妙中就干了起来，龙颈学生一时处于下风。恰巧有村民在路边的地里刨红薯，便也加入大战，红薯地里全是坭团。年纪小的捡给年纪大的，力气小的捡给力气大的，一阵猛扔，坭团铺天盖地飞去，终于反败为胜，直把对方打得大败而逃。是役我参加了，还是积极分子。事后，我们也遭到大人的教训：“龙颈人，不能输!”

　　我一位堂叔圩日入市，记不得是买点什么东西了，人家少退了他几分钱，已经回到半路，足有数里之遥，想想还是折了回去。一起入市的邻居说，就差几分钱，要走那么远的路，算了!他说：“不能算。不是几分钱的问题，而是数目不能输给人家。”说得振振有词。

　　另一位堂叔更牛。他也算是老游击队员了，有一回打了胜仗，在村前杀猪庆贺。一大锅猪肉还在锅里咕嘟着，将熟而未尽熟时，敌人大部队就追过来了。别人都赶快撤退，唯独他不慌不忙，硬从锅里捞起一块猪肉带走。撤到白莲寺一带稳住阵脚了，他就把猪肉拿出来慢慢地啃。许是饿极了，他啃得特别有滋味。别人想分他的一点，他说，在锅里呢，你咋不捞?

　　龙颈人，真的就这么“牛”!

　　但后来，慢慢就不行了。我每次回去，总会感到有东西正在失落，有东西正在流失，已找不到从前的影子了。青山尚在，秀水已无，村前良田也荒芜多年。从前并不是什么都好，有些东西其实很坏，有些东西也早已过时，但在我的记忆中就是抹不去。

　　如今大年初二拜社年，鞭炮也还有，烟花也不少，但过程就草率了。随便往树梢上一挂，或往田埂上一摆，乱响一通了事，早早收场，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我早早从北海赶回去，基本上已是烟消人散，心里面比那呼呼的北风还要冷。猪还是那样的猪，炮还是那样的炮，味道全变了。

　　就我的感觉，我的前两辈人多是人高马大，身材魁梧者不少，到了我这辈及其后，却觉得人在矮化、弱化。以前不大注意，几年前的某一天，突然发觉有这么回事，着实吓了一大跳，却又百思不得其解。我的叔公、叔叔们(我父亲在村中同辈人中排行老大)大多是农民，不管是躬耕田畴还是上山砍柴，都有一身死力，挑个百八十斤重担，走十几里弯弯山路，上坡下坎，随便得很，从不叫累。少数几个更为生猛，可挑二百多斤，山道弯弯，如履平地。提根扁担往高处一站，完全可以吓退一地坪的蟊贼。但现在的村民已远不如前两辈人高大壮实;有几个长得倒也蛮高，却麻杆似的，就一瘦长个，缺了一股子勇武英气。不用说挑担负重、耕田种地没力气，站在大门口也怕被一阵风吹翻在地。和村中兄弟说起来，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是人种的退化?是食物所致?想想还真有点后怕。不知起于何时，曾经抱团的龙颈人已是一盘散沙。有村人戏言，如有贼佬进村，是群起而围捕之，还是紧闭门户、独善其身?难说。不帮忙指路，说谁家的钱就藏在米缸里算好了。大蛇入屋都找不到人去打，遑论其他。昔日龙颈日渐式微，江河日下。不知我这样算不算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