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百日祭的前四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月光透过云层，沿屋檐的瓦楞洒下一片清晖，四合院里静阒无声。祖母端坐在堂屋的火炕上，没有风，烛光一动不动，照着她身上穿着的青布棉袄，愈发显得干净整齐，像她刚刚60岁时那样。她指着陪嫁箱子跟我说话，说要把它送给我，还说只能送我箱子了，里面原先装着的带珠环的凤冠、绣工精致的嫁衣，以及一些首饰在她19岁入党后就全部上交给了党，箱子也就成了空的。说到“党”时，她的眼睛在重叠着皱褶的眼眶里闪烁着我从未读懂的光芒，像要把什么深深地吸进去，再把什么缓缓地吐出来。她要我把皮包放进去，说只放一只皮包，里面什么也不用装。我照着办了。

　　四天后，当我驱车赶回，又一次踏进那座院落，一些哀伤的情绪突然间急剧地涌上心头，仿佛比祖母下葬当天还要浓烈，以至于我不得不竭力控制和压抑着它们，好不让眼泪轻易掉落下来。对于一个天生愚钝，不善于表达，又喜爱掩饰的人来说，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内心是多么丢人的事情啊，哪怕是在自己的亲人面前。幸好我的泪水只在眼眶中转了几圈，况且有厚厚的镜片和黑色的镜框遮挡，没人注意到。

　　我脚步轻柔地踩在每一块方砖上，这里有我从幼婴到成年的零星足迹，可它们太少，能被我记起的也都是些散落的残片，这些残片边缘锋利，把我的人生割裂，连将不成一个整体。我常常怀疑自己，有没有家，我的家和家乡到底在哪里。那些紧紧吸引我目光的山峦、密林、时缓时急的河流、土坯小楼、村子深处的断壁残垣、荒芜的青蒿，以及被我厌恶的新式建筑、开挖得乱糟糟的河滩与我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我甚至连一个标准的乡音都发不出。

　　据他们(我的父亲母亲以及一些亲戚)说，我是几个月大被送回来的(究竟是几个月我也从来没问过)，母亲生下我后，因为工作忙，加上他们身边还有个年龄距我很近的哥哥，没人照看，奶水又不足，就在乡下为我找了个奶娘。她是祖母的邻居。我在奶娘家住了三个多月，我的祖母发现奶娘的一只奶流脓水坏掉了，只用另一只奶喂养我和她自己的孩子，还把我父母好不容易搞到的奶粉和白糖换成了钱，连同我父母俭省下来的每月20元的看护费供她男人挥霍。祖母一气之下把瘦弱的我抱回了家，在烧红了的小铁勺里给我炒鸡蛋，用风干的豆角皮熬米粥，炖得烂熟的南瓜一直把我养到三岁，居然也很健康。同时长大的还有二叔、三叔、四叔的孩子们。可这些，我一丁点儿印象都没有，我有时怀疑我是中了什么魔咒，使得那段时光在脑海中呈现出一片明晃晃的空白，既没有那时候的我，也没有我的祖母和父母亲，甚至没有那些玩伴，倒是对那个全家都唾骂的奶娘和她的儿子、女儿有些微微的亲切记忆。人类的情感就是这么有意思的事儿，由不得摆布，而我是一个失败的舵手，无法把握它要偏向哪里，有时甚至还会与大多数人背道而驰。

　　三岁以后，我被接回到父亲母亲哥哥的家。一个满头虱子、衣服的前襟被油污沾染得发亮、假小子样、眼睛里尽是好奇、迷惑与不驯的野孩子站在那个沙发、茶几、五斗柜、衣柜、床铺、地面到处整整洁洁，到处都散发着莫名香气的家里，我面前的同样整洁且清香的陌生人们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和哥哥。父亲一遍又一遍为我洗头，用篦子篦去我头发里的虱子，告诉我那些漂浮在温吞的水面不停挣扎翻滚蠕动想要逃离的生物只有农村人、不讲卫生的人才会生。我的母亲和哥哥远远地避着我，生怕哪一只跳到他们身上。那大概是我这一辈子享用过的最温暖的水，而自记事以后他们给予我再多的关怀和疼溺也丝毫削减不了我们之间的隔膜。我一心想着回我的祖母家里，压根不晓得自己在这个地方一待就到了如今，几乎是半辈子的人生。亲情，它还时不时跳出来诱惑我柔软的眼泪，然后未曾涌出就被冰冻成一件固体，埋葬在心灵、脑海、甚至是嗓子眼儿的最深处。

　　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城市双职工家庭，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是多么令人艳羡。电视机、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一应俱全，住房、粮食、孩子们的学费全部有父母亲单位补贴，钱挣多少就花多少，没有后顾之忧，不用发愁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还吃得很好，穿得很暖。早晨我们喝着麦乳精熬的粥，里面每人都有一个荷包蛋，午餐至少有两个菜，一荤一素。春天的时候母亲会为我们买来维生素和钙片，夏天有奶油冰棒和玻璃瓶装的汽水享用，冬天我们穿着母亲织的毛衣，而那个时候很多像我一般大小的孩子都还穿着笨重得要命的棉衣棉裤，把孩子们打扮得干净漂亮母亲觉得非常骄傲。每到父母出差中午不回家，我和哥哥还会各领到一元零花钱。他们还很懂得教育孩子，在这一点上分工明确，父亲负责带我们晨跑、教我们读书认字，母亲负责变着花样做好吃的，还手把手教我们做家务。她教我如何洗碗、擦拭家具上的灰尘、整理房间，教哥哥和煤泥、打扫院落。他们还在茶几的旁边、小院的一角、院墙上摆了许多盆花。谁都会说，这家人过得真好。

　　我被突如其来的优越生活裹挟着不断向前，对回到祖母那里不再抱有希望，故乡的人和物渐渐隐退到骨子里，我一边享受生活一边任由叛逆随身体拔节。连续不断地闯一些祸，有些是适应新生活过程中自然且无意的，有些则是明目张胆的明知故犯。我不断地用行动反抗什么，时至今日我也搞不明白抵抗与不妥协为什么陪伴了我这么多年，从上学到工作再到恋爱结婚，不明白为什么我与任何人交往总是本能地筑起厚厚的围墙，站在墙内看一切，总是漂浮于现存的时空用感觉来实现与周遭关联事物的对话，而非确凿明晰。仿佛只有芦苇河缓缓流淌的水声，山腰间花椒树的香气，小院里树木成熟的果实，可以熨帖我，使我安稳。可谁又能在乎一个小孩子的感受，谁又能在儿童时期就觉醒自己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活，谁又有权利去责备把你带入这些情境的人，又怎么舍得放弃和有能力放弃手中拥有的。此刻，我突然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下打量自己，我没来由的自责、迷茫与愧疚比之前更甚。

　　如今，我在见证我幼年时期的屋里，跪在祖母的遗像前，回想祖母的院落在1983年我最小的叔叔结婚时和她下葬当天热闹了一番后，呼啦一下子又变得冷清，祖母的子孙们从各处奔来，空前团结地用自己的行动把“入土为安”这件事办得顺顺利利，完整结束了祖母跨越两个世纪，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以及战争带给她的一件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长达93年的人生，而这样的热闹以后也不会再有。回想起就在她去世的十天前我来看她，伸手用极其轻缓的动作帮她挠痒时，闻到了一种腐烂的掺杂着苦杏仁的气味，我猜想那一定是尸体发出的，这种气味至今仍沾染在我右手手指上。回想起她皮包着骨的青灰色的脸，咧开嘴哭时干涩的眼眶中已流不出液体，我想问她我想了许多年一直未曾问出口的关于我幼年的话。回想起她在睡梦中胸膛急促起伏着倒气，而后恢复安静，皱纹渐渐舒展，皮肤隆起，面色苍白干净。而我什么也没问，我的右手臂腱鞘部位隐隐作痛。我仔细地看着照片中的祖母，想着和她之间的神秘连接。我有着她一样方形的下颌，微高的颧骨，照相时眯缝起来的，在日光照耀下闪耀着某种意味，想要述说一连串意味深长的话语的眼睛，我的身体里流淌着她的四分之一血液，我们的性格中有着相似的部分，都静静地站在一处背景下，被镜头定格于不同世纪的底片上。我也将会有一天像她这样，不再述说，安静躺在狭小的木质空间，被亲人们抬着放进墓穴之内。墓穴，成为她与活着的人们永远无法逾越的隔阂，生与死的隔阂。而埋葬我祖母和我的墓穴坐落在广袤大地的一隅，我们的不同人生都将拥有相同归途，被洪流卷起，随时间的流逝逐渐残腐，消失在浩渺的宇宙中，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