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9 月，将满15 岁的我从西上庄五七学校高一年级辍学。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月，又架着拐杖带着石膏绑腿在家属院每日串门数月后，1977 年初我到距家不远的矿山医院做了一名见习护士(带粮学艺)。

　　这正是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的前后，政治高层虽风云已变换，广阔的底层社会却仍在以惯性运转。每一天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员们都在生产队长和民兵营长的督阵下嘻嘻哈哈地收秋割夏耕种，煤矿工人们每天照例将其黝黑到只剩眼白的形象在大澡塘里换成普通人模样重返人间，我们家属院的伙伴们有的作为“知识青年”下乡了，有的开始了他们打零工的生涯(我常到姑娘小伙子煤矿大妈们打金丝网的简陋车间里去，为自己无法参加此种愉快的集体劳动而感到羞愧)，我的绝大多数同学是村子里的，他们则一律都在等待着“打土圪拉”(他们有时也戏称为修理地球)的永恒的命运。

　　我做见习护士是父母为我安排未来的一个初步的准备。因为我无法像我的哥哥们一样当兵或下乡，我的未来就是在那所矿山医院就业(如果能够顺利招工的话)，并在那里完成我的一生。这是“打土圪拉”的农家子弟们所望尘莫及的一种高等的命运。我们今天所忧虑的阶层固化，在那时还简直不算一个问题。所有人都像砖头一样被砌在墙上无任何流动性可言，甚至连这样的愿望也被消灭殆尽了。“文革”尘埃落定，如我父亲他们那样的多如过河之鲫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早已各就各位回到了权力之位。无人不认为事情本该如此。

　　较之如火如荼斗争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似乎较为松弛，其表征之一是有了看电影这么一种娱乐性活动。在县城的人民电影院和文化宫看票价五分至一毛五分钱的电影相当于是对电影这种影像艺术的正式朝拜活动，尤其是看极稀罕的几部外国(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的革命电影时简直要挤死人(这并非对那种盛况的形容而是确有死人的事情发生过)。看露天电影毫无疑问是一种全民性娱乐活动，完全听不懂普通话的老头老太太们也挤坐在人群中一派茫然地看着。懵懂少年们则是直眉楞眼地凝视黑暗空间上的一方彩色银幕，对那些口吐革命言辞的女主人公们奉献上他们粗鲁而又暧昧的情愫，由此煽动起来的莫名骚动的情欲随后便投射到了邻家女孩身上并以后革命时代的江湖暴力争夺之。时代氛围松弛的表征之二是养鱼成为我们家属院的时尚。我原本想说这种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在六十年代是不可能的，但我在写作此文时偶然读到张小苏的文章《革命与热带鱼》，他说太原“大约68 年底到69 年，家家养起了热带鱼。”我们煤矿家属院养鱼的时尚可能兴起于1973 年以后，比大城市太原落后五年左右，并且远没有那里的人那么讲究(主要指鱼的品种以及养鱼人的欣赏眼光)。总之我妈用自制的鱼缸养起了鼓眼睛的金鱼，我负责为这些金鱼捞鱼食。我和小伙伴扛着鱼食杆提着空罐头瓶穿越鬼圪洞，去张岭村的泊池里捞取水虱子——此即鱼食也。捞了一罐头瓶水虱子回来路上寻看鬼圪洞两边山壁上突然戳出来的白骨成为一种毛骨悚然的快乐，更不必说还能猛然间看见花圪灵(松鼠)闪电一般窜动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我们找见花圪灵的洞口，长久地坐或站在那里讨论如何从入口灌入滚烫的开水然后在出口处等待捕获它们。每到天色将晚我们才回家但却从未实行过这拟议中的美妙的计划。时代变化的表征之三是我们家属院家家在门前空地上开辟了菜园子。白菜冬瓜西红柿豆角居然可以自种自吃。这种资产阶级自留地激发出了自发的甚至是狂热的生产热情，居然没有人来加以阻止和批判。后来听说此种精神归安徽省小岗村农民首创，其实那时家属院的一众妇女如我妈她们何曾知道有个什么小岗村呢。只是我无法替母亲担水浇菜成为每天都在发生着的一种尴尬。

　　至于我们这些少年我们有了自己的游戏，它们是：蹦珠(即以彩色的玻璃珠相碰撞，使其到达泥地上的目标性小洞)，打元宝(把大人的空香烟盒折叠为三角形，相互赢取并珍藏之以为元宝)，打角(把一小段木头两头削尖置于地上，以木刀剁起猛力搧之，愈远愈好)，推箍(以弯的铁丝推动桶圈跑动前行)，撞鸡(男孩的游戏，搬起一条腿以膝盖相撞，力弱者被撞得散架为失败)，打陀螺(只有极少数人有此贵重玩物所以并不流行)，接电线(田径运动中接力赛的前身)，捉坏蛋(躲猫猫)，打弹弓，扳圪碌(土法摔跤)，打乒乓球，抓子，跳方(跳房子)，掏雀(以十根指头玩一根细棉线，可二人互玩使其变幻出各种图形)，勾花(此种艺术现在仍存在)，后四种为女孩的游戏。……属于我个人的游戏则是中国象棋。我周围的大人已经很少有能下得过我的。一个少年低头、蹙眉、长久地望向棋盘的形象是当时社会的一个他者的异形，连我本人都觉得这很操蛋。

　　成人社会中的政治斗争仍然在激烈地进行中，只是没有了令我们神往的武斗。1976年底及往后几年间，“红字号”在遭受多年压抑之后终得翻身，开始大规模清算“联字号”。我曾挤在煤矿广场上的人群中围观对晋城县甚至可能是山西省最著名的造反派头子之一王宝贵的批斗会，看他如何气宇轩昂，一脸不服。我当时何曾能够想到我会在十多年后与这个人成为棋友，并时而听这个有过五年牢狱的人宣讲他当年伟大光荣正确的革命斗争。这个围棋棋盘上的老弱之人却是一个生命和意志都极其顽强顽固的政治化石，他总能引起我这个棋盘上的“强者”和思想上的告别革命者的复杂难言的感受。

　　1977 年夏天另一件令人震骇的事情是我们煤矿一个名叫张三宝的人在学习班自杀身亡。所谓学习班实际上是隔离审查组，而隔离审查往往会成为遭到逮捕的前戏。张三宝在即将走到那场政治游戏的尽头时自设归路，殒命于上层正在酝酿底层尚无人可知的改革开放的大门口。他由一个我曾经认识、交谈过的大活人首先在一种政治秘闻似的传说中成为了一个死者，然后又在对他的尸体解剖中真正地无可置疑地作为一具膨胀的、发绿的、睾丸肿大的尸体出现在我的眼中。我作为见习护士参与了这次据医生们说是非常难得一见的货真价实的尸体解剖，也就是说张三宝之名的确与我眼前的这具绿色的尸体有过牵连。我匆匆逃离了解剖现场。我的逃离并非因为我那时就已经认识到了这整个事件的悲惨和荒谬，而是因为太臭。我已经穿上防护服(当然是简陋的，其实只是一层塑料薄膜)戴上了口罩却仍然闻得到熏天的臭味。解剖现场是一个大礼堂。在偌大的空间臭气仍无所逃逸，这是超乎我的想象的。我保证我完全没有看见这具名为张三宝的尸体的内部。我拒绝查看他的内部，我为什么要看他的内部呢?即使他真的是一个反革命，他之成为反革命的原因也不会在这个内部之中，即使真的在那里面，也不会是一朵玫瑰花似的存在可以让人看得见。这就是我的想法。

　　在这个夏天及以后，我已经被人们作为一个熟练的护士来看待了。我值夜班时曾单独处理过癌症患者的死亡事件。死亡竟可以是如此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它甚至可以使逝者的亲人掩饰不住她的欣喜。如果我未来不离开医院将会见识到多少类似或不同的死亡，说不定我有望能够破解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的秘密。我为患有久治不愈的慢性病继而又患上了褥疮的患者换药，体验到对病痛无法同情的迟钝如何像一具铠甲迅速地披挂到了一个护士的身上。我也正在初尝鲜果似的享受到了权力的快感。住院病人家属愈来愈谦卑的声音像是从我的脚下传上来的。每天下午在护办室翘起屁股等着让我为他们打上一针的那些患者仰人鼻息的卑微嘴脸，都是逐日盛开的迷人的权力之花。从矿井里抬上来的伤者正是所谓的夹在煤层里的肉(矿工们常说他们是两块石头夹着的一块肉)，那玫瑰花一样鲜红的层层叠叠的伤口里洒满了墨黑的炭粒，我为他们洗出那些炭粒时伤者竟神情自若眉头都不皱一下，我起初是极为佩服的，后来才认识到那是因为无权者丧失了为了痛苦而呐喊的权利。

　　但我自己也有被摒除在门外的时候。我们护办室的男神(用今天的话说)个子高挑脸儿白皙大眼晴忽闪忽闪的，动如春风杨柳静若处子的他确有一种弱弱的酷劲儿。他大约20 岁出头。他和护办室那个与我同龄的16 岁女孩可以说整整一下午少盐没醋地淡话。他们当着我的面说话我却感觉自己被关在了门外。我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讨论竖在墙角的那把笤帚。听得我也快变成一把笤帚了。就在这个夏天的最炎热的一个夜晚，男神被人堵在了一个已婚妇女的家中。那是一个丰满妖冶的30 岁天津女人。我恍然明白那个女人为何从不翘起她的屁股让我为她打针而一定要等着他给她打。这成为那个夏天沉闷到黑漫漫的空气里的一股意外而至的蓝色的风，而人们的双眼当然会努力追寻其中的黄色意味。出了这事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他成为禁欲主义年代不成风景的情色之征象。

　　到了秋天，医院外面庄稼地里的作物都渐次成熟了。我值班的夜里病人家属自告奋勇偷来生产队的红薯或玉米，我用消毒的高压锅瞬间煮熟，大家开怀饱啖为一大乐事。

　　大约就在此时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原本平静的生活一下子被打乱了。

　　我到父母的办公楼里找见那张《人民日报》，手指头指住一个字一个字地盯着看，仿佛那是一封密电码充满了不可译解的奥义。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一个人可以通过一场考试就离开禁锢之地而进入到一个远在远方的所谓大学?那么这大学又究竟是个啥?回到医院我和见习护士冯迷水(他像我一样也是一个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作彻夜的紧张而又兴奋的商谈。谈着谈着我们就意识到《人民日报》上所写的应该就是它字面所指的意思。冯迷水和我还有工程师的女儿于红梅(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美女护士)，我们终于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了。

　　我父亲笑眯眯地听完我的想法，居然以前所未有的宽宏大量对我说，他要给我五次机会，意即我可以连考五年，直至考上大学为止，这是因为我没有上完高中，否则的话他相信我可以一举而考中。我也这样想。而且我相信用不了五年。

　　我毅然离开医院断送了长达近一年的医护生涯。不只是我，似乎我们家属院的所有青年都在作此准备了，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待业青年、社会青年和“知识青年”，也就是说都是失业青年。高考成了我们唯一可能的就业门路。就连那些已经在火车站汽车站电影院售票窗口练习偷窃的人也都回来了。他们叫做钳工和拎手，他们意味着勇敢和极度危险的生存技能，并无人可以鄙视他们。但既然有了高考，他们也准备洗手不干了。

　　我从来不知道大学是可以考取的。我一直以为通往大学的唯一途径是村子里那个秃头女所走的那条路。她戴着一头人所共知的假发，每天都要路经我家门口，惶惶然的却又是不可阻拦地不知走向了哪里。她那是在反反复复地求大队跑公社。她受尽村人的指指戳戳。她的假发下的秃头是她的信念所在，也是所有人的笑点。公社和大队终于开恩让她上了大学。她是我看到的只此一例的上了大学的一个人。我还以为大学是一个耻辱之门，没想到它竟然如此辉煌地被开启。另一个没想到的是，我没想到大学居然是从来就有的，所以现在叫做恢复高考。

　　我们大家成群结队地去晋城一中听课。带领我们的是我的二哥，他是晋城一中的高中毕业生，此时他是插队知青，也将参加高考。一位北大毕业的杨姓语文老师的课差不多成了公开课，他的教室外面的院子里站满了人。其时已经是十一月或十二月，寒风吹拂着我们心中的那团鲁莽的火。杨老师的声音透过喇叭和冷风像一只破风筝一样飘到院子里根本无法把捉，只听得见他讲的是毛泽东词《沁园春·雪》，但根本就听不清。很多人踩着凳子扒在窗户上。我只能站在院子里，还不敢走近教室跟前，怕发生踩踏。我望眼欲穿。

　　家属院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他声称自己已经不必考大学了，但他会辅导我们去考。他夹着一个笔记本来了，翻开笔记本问我，知道什么是名词吗?我琢磨一会儿回答说，名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词。他笑笑再问，那么动词呢?这下把我难住了，我想象不出一个词动起来会是什么样子。他又接着问了什么是主语什么是谓语。我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他说我可以把他笔记本上的定义抄下来背下来，于是我便抄下来背下来但我无法理解。我开始研究这其中的奥妙但却根本摸不着门道。一个多月的时间转眼过去了考试时间已到，我走进了考场。我的参加考试成为周围的一个焦点，我被认为是我们家属院最有可能考取的一个人。于是又有一个成年人来我家找我跟我商谈未来事宜。他认为如果我考中的是晋东南师专那就根本不必去上，甚至山西大学也未必一定要去上，因为我们(指他和我)早已超过那里的老师的水平。他长着一头卷曲的黄发，风度翩翩，像一个外国人。他亲切的娓娓道来的一切听得我一愣一愣的。他曾经是一个造反派，当过他们村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他一度把公章装在衣兜里，在村子里随走随盖。现在他是我们煤矿的工人，每天晚上围在他身边听他讲古的人大有人在。他古今中外无所不晓，引起周围的巨大的迷信。他的忠实听众中有我的二哥，我二哥长我三岁，他每天把对前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迷信灌输给我。我对黄发造反派把我拔高到与他一样诚惶诚恐，但又有了一丝不可明言的小得意。我暗自盼望着高考结果的公布。结果是那年的高考我一无所获。那年考取的多是“老三届”，即在“文革”前接受过完整或不太完整的中小学教育的人。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有一道看不见的门槛是早已竖立起来的，我必须对它有所认识并一定要跨过它。

　　1978 年春节过后我回到母校即我家隔壁的西上庄五七学校开始复习。我因了我的作家梦而执意要考文科考中文系。我的老师们劝我报考理科，因为这里没有文科班。他们说我虽然没上过高中，但补一补，理科照样考得上。在那里混了一段时间后，我于那年四月转学前往晋城二中。走前语文老师程耀中送我一册《陈毅诗选》并赠我他的自写诗一首，我把这事详细写在了《我的老师程耀中》一文中。

　　我去到二中时离高考只有两个多月了，但我并未感觉到有任何的紧迫感。我经常去为我们而开放的图书馆看书看杂志，以提高作文能力。图书管理员也是我们的地理课老师，一头银发颇见风度，很有几分刚毅而又慈祥的样子。据说他出身于黄埔军校某期。我就是在那时接触到了“伤痕文学”。我感觉到我自己也是满身伤痕的一个人，但我以“伤痕文学”的指引，更多看见的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我的老师们。在一次作文课上我写下的一篇名曰《春天记事》的命题作文，写的是我在春风和煦的校园里，在春水荡漾的水边(教室前面确有一条水沟)想起过去我所参与捉弄自己老师的一个情节。这当然是莫须有的事。但老师成了羔羊我们才是猛虎，这是当时已经开始流行的叙事模式和隐喻方式。我写下的是莫须有的事但却使我想起我的确给我的老师写过小字报伤害过他。小学五年级毕业时老师踢了我们班四个男同学每人一脚，因为他们不肯出让勤工俭学所结余班费中的一部分给老师。老师并警告他们将上不了初中。他们四个都不会写于是我替他们写了小字报贴到大队部门口把这事嚷嚷得全村都知道了。我起初认为我所做的是正义之举，但升入初中以后这位老师不计前嫌仍旧对我好在我的心中就埋下了愧疚的种子。这也许是激发我写那篇作文的未被察觉的动机，但更重要的是我正在学习接受“伤痕文学”的叙事模式。

　　我初入二中文科班后曾细察教室后墙上贴的优秀卷子，发现某位同学在他的作文中使用了“精致”一词。这使我大为惊讶并心生羡慕。我从未用这个词形容过任何事物。难道在我们的树皮一般粗糙的青春年华有什么东西会是精致的吗?难道任何精致的东西不正是应该被唾弃的吗?但他却发现了“精致”。在普遍荒芜鄙俗的卷面上“精致”这个词如同一朵开放在荒原上的花儿令我目眩。

　　我的最大问题是跟不上数学课。数学老师是一个广东人，我基本听不懂他。这个广东人是如何流落至此的?这个问题从来就无人问过。落拓不羁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据说是前地主家的公子。他似乎一直不知道他的班上有我这么一个后来者，直到高考结束分数下达我亦忝列榜上，我才有机会首次与他交谈。他坐在脏黑的被窝里满面春风地接待了我，令我这个青涩的少年既深感荣幸又莫名惊诧。

　　1978 年的高考试题曾经就在考场上令我大吃了一惊。我至今记得语文考试的情形。卷纸发下来后被命扣在桌面上，监考老师警告说要等到考试铃声响起之后才可以翻起来做题。我掀起卷纸一角偷看，这一看不要紧，简直吓晕了。卷纸是一叠而不是一张，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这和我们预期中1977年的那种以一道作文题为主的试题完全不同。这可怎么得了，这样的题谁会做?等到开始答卷，收拾起已经死定了的心情，双眼只望定了试卷，这才发现也勉强地会做一些。作文居然只是许多试题中的一个并且是缩写而非真正的作文，这简直匪夷所思。但已经顾不得许多了华山一条路唯有做题了。这恐怕就是延续至今的标准化试题最早的雏形。这种模式只考查学生的所谓知识点。它不要求你思考更无须创造。因此虽然是一大堆题，但当真撸起袖子开始做，居然流水一般地就做了它。

　　那年好像晋城县文科达线共44 人我名列第22 名，我为二中文科些微地增加了一点升学率。但我们(我代表身患残疾者说)从来不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没有资格升入大学的，从来没有人告知过我们这一点，直到所有达线的同学都真的走了，我们(我隔壁教室的理科班有一个我的同类)还站在原地发愣。原来我们是被高考拒之门外的人，我们却自作多情雀跃欢呼如此之久以为一颗红心彼此都一样呢。我以为我将通过高考到达我的身体阻止我到达的地方。结果却落得个这样。

　　这样的不公落在了我的身上还不能完全令我绝望，因为我的家庭属于“特权阶层”，我能够从另一个方面得到补偿。1979 年春节刚过我就依父母的安排当了一名发电厂的徒工，月薪20 元，名曰徒工实际上我是坐办公室的人，这当然也是拜我的家庭所赐。这20元的徒工工资是大有讲究的，只有电力铁路等特种行业的徒工才可以拿到20 元工资，其他行业的徒工都在18 元以下。从此以后我可以使用20 元工资中的5 元，另外的15 元要交给母亲充当饭费。5 块钱的用场可谓大矣。我开始订阅杂志出入书店。县城里唯一的新华书店玻璃柜台后面的营业员已经不能视我为一个蹭书看的闲人或穷人。我对书店里经久不换的书籍了如指掌。一俟有新书到来，它们就像村庄里的外来者，会非常地惹眼和好看。有的书非经反复考察我不肯掏出钱来。我订阅的杂志中居然有上海的《外国文艺》，我在那上面读到了康拉德和其他一些后来才知道是经典作家的作品比如《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伤心咖啡馆之歌》等。我读得半懂不懂却兴趣盎然。

　　1979 年我去过一次或多次县图书馆和文化馆的小院子。在文化馆的一张桌子上我略微翻看了堆放在那上面的由当地作者投往那里的文稿(供这里的油印刊物使用)，在一首字迹隽秀的诗歌里我看到了“边陲”一词。即使在那时我当然也已经知道我和那位作者共同所在的地方只是内地，但这位和我一样居于此地的作者却写了“边陲”一词。这个词仿佛像一个朦胧的实体，其中生长着梦幻的树林，横亘着篱笆包围住的色彩绚烂的村寨。我那时对一些陌生的和奇异的词具有一种近乎原始的感受方式。我把它们当作物而不是概念来对待。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另一件事情上。我所在的发电厂的一个姑娘爱上了一个小偷，他们的爱当然不被家庭所接受于是二人相偕自杀。在一起喝药之后姑娘被救活了，小偷死了。这位姑娘我见过，但小偷死而不能复生使我无缘得见。我所面对的其实只是“小偷”这个词而已，但这个词变得日益人性化起来，它长出了手脚和黑黑的脸庞。于是我想要写一个小说以把这个词赶跑，让它不再纠缠。但我还不会写小说。我只能任由“词与物”的坚韧关系如同一条锁链使我长久不得解脱。

　　这一年我在电厂处在了电厂这个词的里面却无法一窥其究竟。我参加每季度一次的机组大修。我登上梯子手拿塑料软管冲洗那巨大机器上细密如蜂窝状的孔洞。每冲洗干净一孔，我的喜悦和成就感就如同一股气流倏忽间穿越那细孔汇入到了机器另一面的无垠之中。这种体力劳动撬动了世界，因为世界呈现得如此的具体，它的被改变也如此地具体可见。这里含有支持劳动之所以可能的根本信念。站在梯子的高处我是如此地投入，但愈是投入地劳动愈是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不知我此时此刻所在的电厂为何物。梯子塑料管无数孔洞的机器和我自己共同组成了我当下的处境。在夜晚这个明亮的车间的外缘是黑暗的。车间是明亮可见的，整个电厂是黑暗的。下了夜班穿越黑暗进入几百米外的家中，临睡前的脑袋里浮现着的仍是那些细密的孔洞。顺着那些我冲刷干净的透明的孔洞，我的灵魂一点点地跑到对面，掉在了对面的地上。睡眠就是灵魂脱壳。早上起来，昨晚撬动世界的劳动的意义居然无影无踪了。必须重新收集起散落的灵魂才能攀上那座二层办公小楼镇定自若地翻看报纸喝茶水侃大山无所事事。并且我还必须面对下一个严重的问题：明年怎么办?我的未来怎么办?

　　有一天我在师范附小的大门口看见1979年文科高考的红榜张出来了。考入重点大学的十几个人的名字在我的眼中纷纷的如同判决书上的名字似的指向了他们在暗中闪现的脸孔。它们中的一些是我所熟悉的并不以为他们是本领高强的。我为什么不可以从电厂大修的梯子上爬下来不再望向那些望也望不完的细密的孔洞呢?体力劳动的意义只显现于体力劳动的当时和身体沁出的汗水中，擦干汗水的同时就也擦去了那意义，站立在红榜面前的我仿佛天然地知道那些于我如浮云。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乃至在今天的社会氛围中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意味着一种绝对的肯定，即我们的社会绝对地否定了体力劳动的意义，整个洪流都是向着那个方向去的。既然如此我的青春的决绝就不会允许我在如此肯定的答案面前退缩。但阻力会是空前的，因为我将浪费一个招工指标，也因为我可能仍旧会徒劳无功。没有人问，这个人他为什么就不能去往他向往的远方?他们鉴于前一次考试得出了不可能的结论，只有不可能才能令人放心。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所有人都会选择后者，因为所有一切从来教给他们的只有不可能，只有人的正当愿望的失败自由的灰飞烟灭正义的无法实现，才是唯一的可能。人只能被关在笼子里而不可能打开这笼子走出去。这就是他们的理由。一个早已被设定的否定性，高于人的力量尤其高于任何个人的力量。所有否定性的冷漠造成一个社会的强固颟顸向着任何个人和所有个性碾压过去。每个人都在碾压中蜕变为成熟的，并由衷地说出吾齑粉矣!吾虫豸矣!但你还不能够像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中人物那样对于自己是虫豸表示愤懑，而是要表示满足。也许只有青春，盲目的青春遍布伤痕的青春反思的青春和青春的反思才不肯就范。

　　这一次我去的是晋城一中的文科复习班。我想和我身处的世界做个交易，假如我考得非常非常好，可不可以打个折扣让我上一个差不多的大学?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想法而国家却是抽象的，其代理人如一条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根本无从征询他的意见。因此我的这一想法本质上是抒情性的，并不具有一个经济人的理性。我只是将以大半年的时间为我的青春写一个句子，这个句子也许会成为一个荒谬可笑的诘问。

　　经过1978、1979 两年的教学实践，此时的晋城一中已经摸索出了一套针对高考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我甫一进入文科班就听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反复告诫说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先来学文言文几个月然后再来学语文知识和现代文若干时，因为它们各占考试总分的百分之若干，至于作文的能力谁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提高而且它所占比例只有那么一点，不学也罢。这番话说得我颇有一点小小的失落感，因为写好作文曾经是具有挑战性的甚至是荣耀自己的一件事情。语文课而没有作文则不知其可也。其他各科也均是按照知识点来进行教学，其中并无对于任何问题的辨析与讨论，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记住记住记住把所有一切都记住。这是很令人厌烦的。学生们在宿舍教室操场在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念念有声像长着两条腿的一台录音机。空气里到处充斥着的都是陈旧的年代(历史的)人名(历史的)地名(历史的和地理的)概念(政治的)。数学当然也是短时间内难以提高的，于是数学基础不好的同学们把希望寄托于上述种种。他们的背诵声更像一种绝望的呢喃。我觉得大可不必如此。我对所谓的知识点不以为然。我只有“兴趣点”。如果没有我就寻找。我最无兴趣的是政治课，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里面有我的任何一个“兴趣点”。

　　但其实我是关心政治的，我只是讨厌政治课。1978 年的高考“失利”已经成为发生在我身上的政治事件，而且这事件还可能再次重演，我不可能不关心政治。于是不可避免地有一天中午发生了一起“政治冲突”。那是吃过午饭后我和一伙同学坐在宿舍对面的房檐下把饭碗撂一边开始大放厥词。这是我读伤痕文学并结合身边现实看出来的。我正在慷慨激昂仿佛一个正义的小丑一般夸张时，从对面宿舍飞来一块砖头，没有击中我但显然是冲着我来的。我立刻前往调查事件真相。全宿舍沉默没有人站出来像现在的恐怖组织那样声明对此负责。既然对方如此卑鄙怯懦我的正义感爆棚就是可以想象的了。当然在表演完了正义之后我也像扔砖头的那人一样躺倒在装满50 多人臭气熏天的男生集体宿舍的地铺上睡着了。

　　这是一个高考共同体。无论意见多么分歧，高考毕竟是最大的政治，也是分歧者之间最大的共同利益。我们必须搁置争议必须顾不得争议才可能为最大利益服务。如果把这一事件放置于今天我想情况会是两样的。那时的普遍的幻觉是正义正在走来的途中，所有人都相信他将以如飞的神一般的步伐不久就会到达我们中间，比如高考即是正义已在途中的证据——高考与其说是正义之一种不如说它是正义的信使，为右派之流的平反也是，更大更光明更货真价实的正义还在后头呢。

　　1980 年前后那是一个过于简单明了的历史时刻，是一个重启历史的梦幻之地，尤其对于当时的青年如我之流来说更是如此。我们的正义感爆棚，我们一身轻松地走向远方，我们像年轻的神夸张了我们的身影。为了我的梦，我考试，我失败，我骄傲地不作任何抗议。我可以舍弃一切，只留下我的骄傲和未来。

　　我迷醉于每一道新的数学难题和埋头解题的小小的时间旋涡，迷醉于每一个踏出教室门槛走向宿舍的夜晚的瞬间(无声的夜的温馨)以及那一小段校园甬道上的凹凸不平，仿佛只有这里才是最值得以双脚日日抚摸的珍贵之地，因为它是未来的不可限量的长途的起点。空气中充溢着一种莫名的无色无臭但却令人迷醉的如蜜蜂般飞舞的希望的粒子。离宿舍不远的一个小门通向了无人的操场，操场的另一厢是麦田，也许在操场边上的某个角落里正有人在大声背诵可笑的历史题，但总的来说这个操场这块麦田弥漫着一种空阔的寂静，一种远方的召唤，一种搁置和等待，一种即将到来的美好。

　　夕阳西下时候，那些背诵完历史题的同学会相偕着登上操场前面的一小段陡坡进入这个窄门。这个葫芦状的操场的上端的确形成了一个窄门。我的同学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背负了很多，有的是早早没有了父亲，有的是年龄偏大把高考视作孤注一掷的命运之剑，更多的人来自农村他们誓要摆脱黄土地上那祖祖辈辈的噩运。所有人都要进入这窄门，而不要掉进那灾难般的宽的门。我也同样不能再回到电厂，那样我将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但我就是不愿加入到嘁嘁喳喳背诵历史题答案的合唱中，我隐约觉得历史是不可以这样来对待的。但是老师们总是这样，他们总是在讲所谓的要点得分点。政治课更始终是讨厌的，地理课也以记忆为主。世界之大为我们所未尝亲见，只有通过考试我们才能看见外面的世界和世界的外面。地理课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愿望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竟然试图走入地图，这多么荒谬啊。语文课是背诵文言文。只有数学是有趣的引人入胜的是可以引起人之为人的优越感的，因为他有智力可以发挥。所有的数学难题都有一个深埋的核需要你找到通往它的入口，钻进去含住它耐心地咀嚼一番，最后钻出来微笑地将那核吐出。数学老师的不厌其烦，其实只是将那数学之核反复地示范性地吐给他的学生。但对于学生来说那个隐藏在逻辑深处的枣核，被发现、咀嚼并最后吐出来之后却仍能发出宝石般的光芒。我们通过努力收藏这些无用的宝石以证明人之为人的骄傲。这就是数学。但我那时何曾想到一旦高考过后这些宝石将被抛弃到路边身后的广大的荒芜之中。

　　高考复习班的几个月是一个完全的封闭期，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并不闻不问。每一个人都像蚂蚁一样负载着超出其体量很多倍的负担，他们貌似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集体中实际只是孑然一身地孤独前行。一位李姓同学经常从睡梦中一跃而起扑向挂在墙上的书包，有时他会踩了睡在地铺上的别人的脸在黑暗中惹起一场纠纷同时又惊扰了地铺上50 多人一起在做的高考梦。人人之间都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竞争关系。但如果谁的竞争心表现得过于明显则会惹起众怒比如这位李姓同学，他有天晚上在教室熄灯之后燃烛夜战时遭到一块土圪拉的袭击(正好击中额头)，包括袭击者在内的所有人都笑眯眯看他徒然地叫骂而找不出罪魁祸首。究竟谁会成为当年的高考“状元”也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成绩不佳的同学渴望与人建立一种类似于人身依附的关系以便在平时的学习中和将来的考场上获得帮助。老师也鼓励这么做，因为这可以提高他的这个班的升学率。这个班人数最多时达到了140 多人，完全是一个沙丁鱼罐头。通过预考筛掉50 多人后仍然有90 人挤坐在这个普通教室里。预考时我的成绩只排到十几名而且语文第一名属于了别人，这引起一些人的窃喜：原来这个大家看好的候选“状元”也不过尔尔。未来将成为“黑社会老大”的那个同学也大部分时间乖乖地坐在前排听讲。我走入自己的座位时必得经过他的身边，因为无路只得请他让让，他便让让。因为迟入学两个月我的座位本来在最后一排，坐在那里时我知道了坐在众人之后老师的声音会显得多么的遥远，并且因为遥远而显得不真实，因为不真实而显得无足轻重，从而使得两只耳朵永远处于惶然之中。中途有同学上中专走了腾出一个无比珍贵的居中又靠前的座位，那周围的同学们立刻邀请了我，我得以占据了一个优势地位，代价是拿出一定的时间辅导他们的数学。另一个问题是所有人的荷尔蒙都被压制得不活跃了，一直到离高考只有几天时才首次出现了追逐女生的传闻。我也是一直到上了大学之后才如梦初醒地发现，原来跟我一起考来的某女生竟美艳如此而我竟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对她视若无睹。我的自我感觉是非常轻松的，而这种轻松的自我感觉实际上是一个自我欺骗，是为了掩饰一种致命的紧张感。

　　时间来到夏天，严重的问题产生了。冬天的问题是每天早上洗脸毛巾僵硬如铁，必须以珍贵的热水将其泡开，而热水是需要人去打去抢的，而我做不到只有仰靠别人。现在夏天新的问题发生了。50 多人的大宿舍，哪怕打开所有的窗户，里面的臭气都熏得人无法接受。那时的高考时间是每年7 月的7、8、9 号。天气会愈来愈热，问题便会愈来愈严重。我早作打算央同学在一中院墙外租房，那里有一小门可入学校并且离食堂很近。在那里我度过了临战前最后的一个月。所有的瞌睡都来了，我几乎睡了整整一个月。房东是一个青年工人，与我同屋而睡，他睡炕我睡单人床。他看我每天大睡，惊讶无比，觉得我可能有病。他每晚去前院听窗屡次邀我同去，我可笑的虚荣心令我无法前往。这个把戏从我在西上庄五七学校的小学四年级起大部分男生就开始玩了而我始终未敢越雷池一步，以至于我的性启蒙只能在小说里象征性地驰骋一番我的想象，而那时的小说全都清汤寡水实不解饥。这个情节在我的房东看来又是我的一个病。每天早上有同学给我送饭来。早饭是一碗玉米面糊糊上面一撮咸菜，在连续吃过大半年之后完全无法下咽了。几个月积攒起来的疲惫像一座山一样从肩膀上卸了下来，卸也卸不完。

　　远离集体的六月小屋里的阴凉和孤独发出丝丝甜味令我颇感惬意。

　　在此之前班主任老师就开始让我承担一些本属于老师的工作比如阅卷。我提出的条件是他将来去省里阅高考卷子时，如果我的分数足够高可否跟山西大学里面他熟识的人打个招呼，让我的身体条件不至再次成为严重的障碍。他答应了。

　　转眼高考在即。按往年惯例班主任老师要编排一个座位表提交给教育局。这个座位表就是考场里的座次了。老师鼓励学生们自由结合以便在考场上互相帮助。围绕着这张座位表展开了明争暗斗。我仍然被视为具有争夺“状元”的实力，我的前后以及前后的前后都被精心地安排了一番。但我宣称这件事情与我无关，我的态度就像今天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即我认为我自己的利益才是最优先的，因为我需要以相当的分数来赎买我短缺的身体，我不可能以助人为先。我不会传字条给任何人，但我的卷纸是开放的，可以任人观瞻，只要你们有这本事。出人预料的是这一精心的安排遭到了考试当局的粉碎。那个悲观绝望我是无法体会的。

　　考场上的每个人都变成动物似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为了啃住分数这根骨头会不惜一切。与我隔着一条路的邻桌自始至终发出低低的哭腔，因为他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他一心只要打动我的怜悯心。监考人并不真的很严厉，因为他们是当地人，整体的考试成绩事关当地教育部门之毁誉，这是他们不得不加以注意的。我也同样，如果我捂住自己的卷子不让任何人看见，我就会有小小的麻烦，同时也对不起同学和老师。助人的美德正是要体现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不太清楚究竟有多少人通过源于我这里的层层的传递获得了利益。我只看管好了我自己。我的可笑的自尊和自傲甚至都不允许我充分地重新审查我的答卷，以至于我把最简单的一道数学题给看错失去唾手可得的14 分后再无机会救回，我的数学得分是86 分。同时失去的还有未来可资炫耀话题的分量。我的总分407 分，果为当年晋城文科“状元”。

　　县教育局招办的人从太原打回来电话说晋城第一名突破了400 分名曰何人，但他体检不合格应为他再行复查。在县人民医院复查的结果仍然是“不合格”。从省里阅卷归来的班主任老师再也不提起他许给我的诺言。我的骄傲心再次作祟使我无法向老师开口也无法向父母开口。我知道父亲认识山西大学的一个书记一类的人物，但我无法向他开口，因为这次参加高考本就是违背了他的意志的。父母也不跟我讨论这事儿。

　　响起在我周围的一片庆祝声慢慢消退，同学们都接到各种通知书入学走了。我像一只失群的青蛙哑然栖于只有一只青蛙的岸上，发不出任何叫声。没有让我知道的事情是父亲去找了晋东南师专的老校长，那是他五十年代在党校的老师。老校长允诺我可以去上师专。就这样我成了在师专的“考上了北大的人”。我的虚荣心还是部分地得到了满足。

　　在从师专毕业五年后的1988 年暑假我去投考了北京大学的作家班，在接到录取通知书一段时间以后又接到一个通知书通知我北大作家班停办。1993 年我考入武汉大学作家班，这时候我已经没有心思坐在课堂上听人絮叨。我和我的几位作家班同学组成风景如画的东湖岸边的一个“吃饭队”(老师对我们的戏称)。两年间我们日日游玩于珞珈山上和美丽的东湖岸边，为败坏已经在悄然变坏的大学氛围做出了我们微末的贡献。

　　我实际上是以五次而非三次高考才收获到了一份“生活在别处”的空洞的回忆。很难想象这一切是真的，但我却真的就是如此这般地消磨掉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渐入老境的此时的我只有怅然回首但却不能对此作丝毫的修改了。我连一声遗憾都无法道出，因为我不能对我自己表示遗憾。我得把过去视作一条本然的路全盘地接受下来，仿佛那条路与我的意志的抉择、思想的行进、意识的演化已然血肉相连。事实上我的思想却常常游思在外而无所归处。但无论如何我是参加过高考的。一个学生的情怀像一只永恒之鸟回旋在教室里，这是我无论何时无论走进哪里的教室(小学大学中学)甚至只要想起教室的样子就能感觉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