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阵子，车淋了雨，轱辘转得不利落了，总有点歪，我又推来去找大点儿。

　　我们那片胡同里有个修自行车的，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有时要拄拐，脸上还有一颗不小的痦子，街坊们觉得直接叫瘸子没有礼貌，就叫他“大点儿”，一来二去也忘了他真名。那时候老街坊之间，都相互叫外号儿。

　　大点儿家所在的胡同是东西向，路北就是他家，比别的地方都瘪进去一块，形成了一块窝风之地，他在此架上几根竹竿搭起塑料棚子，布置了一个修车摊儿。后来他把临胡同一面的墙拆去不少，打通成了套间，在里间那个小塌塌儿(塌塌儿：隔断的单间，源自满语)蜗居，这外间正好修车，拢共没多大的地方。冬天挂上棉门帘子，夏天掀起塑料布，耷拉着竹帘子，倒像个简易的工棚，冻不着也热不着。具体营业时间看他心情，推车过去指不定开不开，没事的时候又见他在门口守株待兔。往南的一条胡同里有家古玩店，老板姓刘，八十多了，说是他爸爸传下来的，我在他那儿看过清版的《三国演义》。大点儿的修车摊儿比刘爷爷的古玩店开门的时间更没准点。可你真有急事去砸他家门，他没准也会起身来披上衣服，弯腰就给你修。

　　二

　　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自行车打气要二分钱，等同买一张《北京晚报》;90年代时打气两毛，相当于买一根红果冰棍;补内胎是两块，拿龙一口价十块;后来打气三毛时，补内胎已经到了五块，外胎二十块。忽然间有那么一阵子，打气不收钱了，好像那三毛钱不屑于要。而车轱辘的内胎、外胎叫白了，就叫内袋、外袋。

　　这天来修车的人不少，我推车来到大点儿的摊位时，有个初中生正来给他花哨的新车打气。这熊孩子把大点儿给气着了，原来，学生问他打气多少钱时，那意思竟然是让大点儿亲自给他的车打气。大点儿火了，张嘴就要：“两块!”

　　两块钱不少了。学生伸手从鼓鼓的真皮钱包里掏出两块钱来，干等着大点儿来动手。大点儿眼睛往边上一瞟，不由得小声念叨：“这都不自己动手，将来还能干点什么。年轻轻的小伙子，什么德行!”

　　大点儿真递了葛，摊位上有张躺椅，他往躺椅上一靠，身边有很小的板凳，板凳上放个话匣子，再陪衬把紫砂茶壶。话匣子声原本很小，他伸手就给拧大了，把单田芳的评书送到耳朵里，抄起紫砂茶壶嘴对嘴先嘬上一口，冲着放工具的铁盘子上一努嘴，示意把钱放在那里，又冲着旁边的气筒子一努嘴，自己打吧。他的另一只手原本很闲，突然间不知从哪掏出俩核桃，开始揉。明眼人能看出，他并不经常盘核桃。

　　学生往工具盘里满不在乎地掉下两块钱，见大点儿没动静，就自己伸手了。至于大点儿对他的态度，他要么没看出来，要么全不在意——再揉核桃，你也是个臭修车的。

　　学生走后，大点儿对其他顾客都黑着张脸，有人在补内外胎，换车条时，他说：“你帮我扶着点。”那顾客正穿着衬衫西裤戴白手套，捯饬得呲儿啪的(形容穿着皮鞋打扮得闪光)，如归国华侨的一身行头，不由得忍着摘了手套，蹭得满手油泥。

　　不一会儿没人修车了，轮到了我。大点儿一看我的车，眼睛里闪了一下光：“永久13型，锰钢二八，1980年前后买的，得一百八九十块。”

　　还真对，我爹跟我说过，是他当知青回来，拿他十年知青攒的津贴买的。那时候，我爹冬天穿着军大衣骑着车，人工羊剪绒的雷锋式棉帽子，到什刹海去滑冰，后来约我妈出去玩就骑着这辆车，过红绿灯时一高兴骑快了，转身把我妈就给丢了。

　　“七几年的车，你家老爷子的吧?”

　　“是啊，委托商店前的空场买的，我拿它换煤气罐。”

　　我跟大点儿一下子近乎起来。他开始控诉刚才指着他打气的阔学生，他不由自主地愤怒：“那要是我儿子，真想给他松松皮子，拿拿龙。”

　　估计那孩子不知道什么叫“拿龙”吧。

　　大点儿双手扶着我的二八大杠把掂了掂，“后轴磨损，珠子也该换了，骑得够狠，天天带人，当初买的是二手的吧?二手也就便宜个一二十块，就我这儿修得好。”他动手把车给卸了，把挡拆下来，轴碗拧下来，磨损的车轴取出来，不时转身去找各种盒子、铁盘、瓶瓶罐罐里，找他攒了多年的螺钉螺母，垫片、车珠子、黄油，铁盘里还有一个老式自行车上手捏的喇叭，早已锈迹斑斑。他先换了车轴，再转转链条敲了敲，没卸链套，就把链条截下来一小骨节再接上，说这样防止掉链子。

　　他说我车的后架子不是原装，太细，带煤气罐直晃悠。二话不说就给换上个熟铁电镀的原装架子，这才配得上二八大杠。架子白送不要钱，就当给他腾地方。我交钱时有些愧疚，就工时而言，他这单生意赔了。按他的工价，每月不过能在烈日或寒风中赚得两三千。

　　“嘿，我挣钱的地方不在这儿。这就当玩儿。”

　　大点儿潇洒地把扳子往工具盘里一放，发出轻微的咔的一声，不像很多修车人似的哐地一扔。

　　三

　　大点儿是60年代初出生的人，是附近唯一一位手上不算脏的修车人，其他修车人的指甲里都存着厚厚的黑泥，吃烧饼都带机油味儿。他上过高中，因残疾没有分配出去，就职业干了修车。干修车是因为他父亲是修钟表的，手上多少有点仙气儿。有个初中同学十五六岁，满北京犄角旮旯地转，攒了辆自行车，大点儿动手给做了个商标。再有是中学劳技课教过修车，没教过别的。他把住房和修车摊儿搞成了里外间，里间有十二寸的电视和一个窗式小空调，还有些书本，墙上挂满了几件几笔娴熟又不在体的书法条幅，贴着已故领导人的画像和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老北京图片。前来修车的人忍不住往里屋探探头，眯缝着眼去远观发黄的标题。人少的时候，他把电视从里间搬到外间，边修车边看电视。外间摆放着几个老式陶土的大鱼缸，各种大个儿的金鱼在缸里甩着尾巴，有制氧机往缸里打氧气。既观赏，又贩卖，都是他自己个儿晒水草分的(繁殖的)。他跟我讲：“卖不动没关系，自己看着舒坦。陶土鱼缸为了防漏，你得先用米汤在里面漫一遍。”边说边用双手比画出撑着鱼缸来回摇晃的样子。外间还挂了个鸟笼，养了只八哥，会说“你好”“恭喜发财”和“八格牙路”。过路人来逗逗八哥，大点儿一脸的不高兴，再给教脏了口儿。

　　大点儿总是拄着拐在里外间的杂物堆里穿梭，每一下都永远拄在几个固定的点上，很有准头，从不多走一步路，也不多做一个动作。他很忌讳自己的残疾，你伸手帮他拿个东西，披个衣裳之类的，他拒绝，还劲儿劲儿的。

　　有一次，胡同里路过一对父子，正是放学回家的路上，父亲数落儿子：“你暑假作业找不着了?那可是瘸子的屁股——斜门儿了!”

　　“爸爸，什么叫斜门儿?”

　　“你瞅那个修车的瘸子，咱们等会儿再走。一会儿你看他站起来走两步，走两步，看看是不是斜门儿?说，你作业丢哪去了?”

　　大点儿可能是听见了。他继续往躺椅上一靠，稍微往里侧身，要迷瞪一觉似的，偏不告诉这对父子什么叫斜门儿。有想修车的，不知大点儿是否还在营业，该不该把车推过来。

　　大点儿是怀旧型人格，总在追忆自行车的辉煌，那也是修车人——他自己的辉煌。

　　当年西佛爷在世时，京城就有自行车朝顶的香会，也相当于爱好者的行会。那时的车没有链子套，参与者都歪戴着帽子，扎着青色腿带子，防止裤腿剐蹭链条，挽起长衫的前后襟，翻身蹬上一辆自行车。他们有的把辫子里拴上根细白铜丝，把辫子稍翘起来，拴个小响铜铃铛，甩起来叮铃叮铃的。身上揣把扇子，写满了中文拟音的英文，见面打开扇子飙英语：“哟，今年的费伯瑞(February，二月)，美利坚那个伯理玺天德(president，总统)……”——那便是清末京城的五陵少年。民国时小朝廷里的皇上瞧见他们，要为了自己骑车，下令把故宫的门槛都锯了。凡是行会皆供祖师爷，如炼铁的供太上老君，修钟表的供利玛窦，卖酸梅汤的供朱元璋，而玩自行车的，供哪吒三太子，脚底下踩俩轮嘛!

　　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北新桥十字路口西南角往南路西，把角第一家是银行，第二家是冷饮店，第三家这门脸就这么点，是两米宽的西药房，跟着西药房边上就是国营的修车店，归北京市二商局管。就那会儿，一条街上能有三家国营修车店，摆摊儿的更多了。金鱼胡同东口往北路西，有一家是北城这片儿最有名的，专修加快轴和进口车。各大商场里都有柜台卖自行车零件。1985年以前，北京的男女老少，全民都骑自行车。大早上起来，长安街由东往西排满了自行车，人潮滚滚流动着一大片，八点半，九点就没了，都上班了。那时早晨起来由北京出德胜门，骑车到北面郊区的沙河第一闸钢厂上班的，住东边的通县，在西边首钢上班的，都不新鲜。每天来回几十公里四个钟头，连锻炼身体，还能天天长安街上看升旗。周末休息一天，礼拜天早上起来头一件事就是修车，不修也查一遍，不能给自己扔半道上，那还指着全勤多拿两块钱奖金呢。坐公共汽车?那会儿车少，挤着多不舒服啊，还不方便带饭。坐车要个两三毛，吃食堂再花个两三毛，一个月才挣多少钱?两三毛钱一斤面，一斤猪肉五毛六，家里孩子大人等着吃喝呢。再说了，男的会修车，这不还多了搞对象的机会了么?

　　就工厂上班那个人群里，骑个凤头?绝对没有，也不绝对，极端少，谁有辆凤头全厂都知道，不是厂长就是老工程师。

　　直至90年代那会儿，修车还挺赚钱，跟每人多要几毛，或者晚点收摊，周日再不歇着，肯定比普通工人挣得多。可是你要是多收钱，可得有人给呀!大点儿修车要价是一绝，他特会看人，有钱的多要，没钱的少要。凡是有穿西裤皮鞋，露着皮带扣上的金属商标，举手投足都用白手绢擦汗的，多要他个三块五块，十块八块的，绝不含糊。因此他比一般修车的赚得多，也从没想过退休的事，扬言能修车就自力更生，街道给他补助他不要。他把修车当成对自己的某种测试，就当个体户，看自己成不成!

　　有时我不修车，路过胡同口时，也去看看大点儿的鱼和八哥，听他侃大山，长见识。有附近的几个闲人聚过来一起侃，二锅头花生米地喝上两口，也免不了发发牢骚，骂现在自行车质量多么不如从前。“现在都在健身房里骑车，骑得原地空转，不能朝前走的，这不有毛病吗?”“连男带女都穿得那么省布，一边骑还一边嗷嗷叫，还那么大声儿哼唧。”“现在这二道贩子什么火倒腾什么，我是不能什么火修什么，修汽车咱也得会啊?”“您要是一百多年前，骑那种一轮大一轮小的高轮自行车，还得上驾校呢!”“就那骑赛车的，不犯前列腺也要得痔疮……”侃得亢奋了，大点儿总是梗着脖子或昂着头，那意思在说，我是东城区北片最高贵的修车大师，兼管附近胡同的舆论导向，想打听点什么事，先求他。

　　按他那意思，他希望社会永远跟中世纪似的，挺好。既有辫子，又有礼法;既有蒸汽机，又有手艺人。

　　四

　　我去逛以卖古玩字画知名的琉璃厂街，那天街边上有人支起摊位，现场写福字和对联，很少的钱就可以请走，人来人往很是热闹。

　　就在围观舞动笔墨的人群不远处，出现了三个电影《老炮儿》里那样的人，都穿着过去年代的衣服。两边的每人身边停了一辆古董自行车，中间的人骑了一辆满镶着铜活装饰的三轮车，翘着二郎腿坐在车座子上海阔天空地哨着。有不少路人围着拍照片，那些人既有镜头感又有些漫不经心。懂行的对着他们的车围观、赞叹、捧场，更多的探着头扫一眼就走了。

　　有人问：“您是干什么的?”

　　中间那个为首的人说：“玩儿，拿出来谝谝，显摆显摆。您有敞篷跑车，我这是敞篷三轮。我自己攒的。”

　　“玩儿”，在北京话里，万事万物，皆可作“玩”。玩文学艺术好似对文艺不大尊重，但在我们这里讲得通，是生活中的文化物件把在手里。北京人能把一切严肃的事情游戏化，又能把一切游戏严肃化，搞得规矩比天大。

　　我走过去看，为首的居然是家门口修车的大点儿。他的瘸不影响他蹬三轮，从东城骑到宣武，二十几里地，多少也有些距离了。

　　有路人上去看了说：“边上那两位，一个人一辆凤头。”

　　凤头，英国的。翘把，全链套，前后胀闸，加快轴车头还带摩电灯，车身深绿。车标上部的图案与凤凰的头相似，便俗称为凤头。英国车是右手后闸，高车架者居多都用钢丝带，外袋内一圈镶有钢丝，现在已经为数不多了。这车就是载重能力差，单人骑行轻快，在旧货市场上怎么也得万八千的，品相好的、百分百原装的就上不封顶了。追捧凤头能展现出北京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你说你开宝马，我说我姥爷新中国成立前骑凤头，怎么着吧?

　　凤头的架子角度特合理，材料好，喷漆也好，车珠子、车挡和轴碗一辈子几乎都不用换，钢丝带的质量也特好，磨不出毛病来。那辆二八永久锰钢的车型与之相仿，车架子学的就是凤头的架子。有人在捧哏：“嘿，就这凤头60年代在缸瓦市委托商店，460块。”

　　我上前听他们谈话，大点儿捏了一下他自攒三轮车的喇叭，滋啦……滋啦……地叫了两声，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向我打开了闸门。

　　“当年我们一语文老师，住东单新鲜胡同，骑一辆羚羊;变速赛车，那是法国进口的，细瓦圈;飞利浦(PHILLIPS)，大路货，英文名在轮盘上，那车便宜;日本车是左手后闸，用压边带，外袋靠近瓦圈处比较宽，还相互叠压着，有倒轮闸，精细，座杆比较低，矮、宽，能载重，骑起来轻快。三几年特流行，伙计、学生、职员，都骑日本车。德国车?混混儿们才爱骑呢，可它是真能载重的……”

　　老自行车很多零件不兼容，维修不便。大点儿四处搜集老零件，也会攒了车去卖，有不少零件都是他拖着残腿，四处在脏土堆里淘的。有帮专门玩车的，都奉他为“大拿”。当年，京南安次、武清的农村专门编扫帚和笤帚以贴补家用。他们自己用钢管焊大梁，做了一款骨架比普通车大一号的自行车，恨不得前趴着骑。先把绑了几百把扫帚的自行车推上卡车的车厢里，搭卡车进城，而后到东西城的胡同穿悠着卖扫帚，聚齐到西城太平桥吃上两大碗炸酱面，再购买点北京的各种日用货物慢慢骑车回村子。有一次有辆车坏了回不去，误打误撞找到大点儿，大点儿修好了车，还少收了农民们的钱。闲谈中，卖扫帚的把做自行车的技术倾囊相授，使得大点儿修车、攒车的技艺一路暴涨。

　　京城里有许多能工巧匠，有的热衷于玩无线电，自己做收音机乃至做电视机的人都有，他们最看重的不是手艺的高低，而是对自己手艺的热爱——那可能是他们唯一自尊、自信的本钱。每当谈到此时，大点儿很自傲，仿佛掌握了独门秘籍。可谈到有好几个玩家想办自行车博物馆，但都苦于没有地方，又有些悲伤。有位把收藏的自行车放在地下存车处，有一年下大雨进水了，百十辆一百年前的宝贝车都泡了，他一辆一辆地搬，一辆一辆地擦，直至伤了腰，趴在床上起不来了。

　　五

　　大点儿的祖上就是他所讲的旧京五陵少年，好玩自行车，兼带斗鸡走狗无一不精，晚年了拍个照片，得悠着双杠，倒挂着拍。五几年时老了没饭吃，竟然去倒腾自行车对付着过日子，被当投机倒把的给抓了。他折戟沉沙的地方，也是我爹当年请回二八大杠的圣殿——委托商店前的空场。

　　我们胡同东口出来有个委托商店，前有块空地，我从上学放学路过时起，都会看到有人在交易二手自行车，新旧都卖，兼顾销赃，几十年来不曾间断。记得有一次，我路过委托商店前，看到有个穿校服的女学生在买车。她死死地攥着拳头，拳头里露出了人民币的边角。几个老油条围着她说相声，一捧一逗还有腻缝儿地打哈哈，随时抖个包袱，在用语言的绸子把女学生团团围住。为首的离得最近，他扶着一辆粉色的破旧自行车。那辆车从车铃到车闸，都掩盖不住锈迹，他一手扶着车把，把车往女学生身上塞去。就那破车，除了铃不响哪都响。

　　那女学生没有主意，嫌贵又舍不得，但她还是把紧攥的钱递了到了对方手中。

　　身后一阵滋啦滋啦的喇叭声，那喇叭就是大点儿的车铃。他骑着自己攒的敞篷三轮到了，他的拐杖像大爷一样斜躺在座椅上，仿佛是他蹬车拉着拐杖赶来了。

　　他转身下车，伸手拿拐，有人递给他，他使劲抓住抢到自己怀里。他拄着拐杖，过去伸手搂那个领头卖车的人，在耳边对那人说：

　　“兄弟，要多少?”

　　那人转过身背对着女学生，也往旁边走了两步，跟大点儿咬耳朵。我所在的位置离得不远，大约能看到，百元的票子要了两张。

　　大点儿一使劲，搂着他的手更加用力，脸上的痦子几乎贴到那人脸上，更仿佛是要把人家的耳朵咬下来。

　　那人赶紧退回了一百给大点儿。大点儿掏出自己的钱包，把一百的破成十块。转身退给女学生八十，叫她快走吧!

　　女学生推车走了，大点儿又转身，把二十塞到那个为首的手里，啪的一声，“给你个二十，留着买烟吧。这笔够肥的，别欺负女学生!”

　　大点儿拄着拐从人群中走过，每个泡在这里的人都冲他点头，好像他是这儿的居委会主任一般。他又骑上那辆自制的三轮，当对面有辆自行车逆行驶来时，他探出头，用那颗大痦子顶向骑车人喊：“逆行!”

　　事后，我跟大点儿提起那天的事，他说，“嘿，就那小子，就他卖的那辆车，进价都不到三十，卖人家一百还不够?卖二百，太黑了。”

　　六

　　后来，我去读了大学，有一阵子不住胡同了，见大点儿的时候也少了。毕业工作一忙，几乎把他忘了。忽然某一天，我为朋友们当北京地陪，无意中走过那条胡同，又看到了大点儿的摊位。

　　大点儿留起了白胡子茬儿，头发也白了不少，脸色青紫发暗，痦子也不明显了。看到他冬日里破旧的羽绒服都带着补丁，黑得看不出本色是什么。原来干净精神的人怎么老了竟然如此?这才想起来，以前一条胡同能有三个修车的，现在三条胡同也见不到一个，我们这一大片方圆几里地，只有大点儿一个人修车。他始终是个体户，上了年纪，心脏搭了个桥，八哥没了，鱼盆也空了。他当然知道修车不赚钱了，还在修车的话，只能说明一点，他依旧爱修车;或者是干不了别的，只能让这门他苦练了多年却又有些过时的手艺陪着自己。他的固执，最终不能抗拒社会的发展。

　　我上前问去，方知道大点儿遭到了举报。有人嫌弃他整天叮叮当当的，修车碍眼，举报他侵占公共土地。举报者可能就是倒卖自行车，看来多年来大点儿没少得罪人。结果有一天来了城管组织检查，要他限期把自行车棚给拆了。大点儿不同意，居委会也管不了，只好上报街道派人来调停，他又跟街道的人杠上了。

　　此时，我眼前想象出这样的画面：大点儿挡在修车棚前挥舞着拐杖，像一只八爪鱼在挥舞着它软绵绵的触手。然而，大点儿不傻，他才不硬杠，他有他的智慧：每天不停地打12345热线，“告御状”。

　　每次打热线，大点儿都如实地表达对街巷整治的理解和支持，更多的是表达自己得修车，这是他的生活来源，人总得干点什么吧?不一会儿，就开始大谈自己的修车手艺来，接线的工作人员不知如何回复，只好嗯嗯啊啊地，听他隔空开百家讲坛。

　　等到一定的时间点，他再打电话，街道立刻组织人来，说带他去福利旅游，把管片里爱告状的都组团运到郊区的酒店里，好吃好喝好招待，反正你先别告状。不少胡同里爱告状的人也很乖巧，吃上这一方，每逢收到通知就提早打包，等着街道派人派车来送他们酒店游。大点儿刚去了一两天，就第一个闹着要回来，他保证自己不告状不闹事，绝对不住酒店了。因为吃白食那种事，他干不出来，还是家里舒坦。

　　于是，居委会也想办法，帮助大点儿办手续，买了一辆残疾人专用的三轮摩托车——俗称三蹦子，诨名叫“瘸×乐”。大点儿千恩万谢，他不再犯葛了，他真心感谢街道，但又觉得，他要面对残疾的现实。

　　有一天，我又路过了大点儿家门口，猛地一惊：“你哪弄了辆日本蹦子?”

　　原来，大点儿改造了三蹦子。那三蹦子本来是后面开门，他竟然改成了侧面的推拉门，里面打上隔断，摆放满了各种工具。他每天把三蹦子推出来，当做修车的工具房。他灵巧地驾驶着三蹦子，在很狭小的地方一上一倒地拐弯、掉头，收摊后他再把三蹦子给开走，存到一处地下存车处，每年交五百块钱存车费。他没有摆摊，而是把摊位摆在了车里。

　　七

　　又过几年，大点儿终于修不动车了，也折腾不动三蹦子了。

　　普通自行车从90年代至今都是几百块一辆，修车成了最不赚钱的营生，没什么量了。人们嫌换轱辘、修链条之类，再涨钱都不如买新的。共享单车日渐发达，讲究骑私家车的人少了，修车的人更少了。我的二八大杠也扔到了角落里，除了俩月都用不到一次的换煤气罐，它都在生锈、吃土。只有那个结实的原装架子，算是大点儿留给我的纪念。

　　再往后，政府就残疾人方面给他发了补贴，差不多够填上他修车的窟窿了。这些浮财，大点儿足以安度晚年了。

　　他把三蹦子又改装了回来，金盆洗手，修车摊儿正式关张了。

　　大点儿在这时关张最是时候。从前修车，补内胎都是在废胎上剪下来一块，拿个钢刷刮薄了，用点胶粘后再用锤子打几下，打气再放水盆里试试。现在像创可贴一样，撕下来直接贴了。日本车的内胎是棕红色，再也没人特意把它剪下来当皮筋，也没有孩子再用废弃的车链子做链子枪。外胎漏了不用补了，直接扔了换新的。大点儿的手艺没处耍了，想多要点钱更没地方。另一面，是高档赛车爱好者人数暴涨，一辆几十万的都有，往往一只手就能拎动，这类赛车大都不用锁，车主去饭馆吃饭时都拎到桌边，保养维修更是去对口的地方，不可能找修车摊儿来对付。

　　自行车刚流行时，马的价格下降了，除了赛马以外;如今自行车也便宜了，除了赛车。这玩意的历史有二百来年，自行车赛也有一百五十年，它算老还算年轻呢?

　　我又少了一个修车的地方，也没有人谝自行车的老黄历了。雷霆风雨，日月寒暑，修车大师大点儿就在这里，在满街都是熟人、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的地方住了一辈子。我每逢看他骑着改装过的三蹦子出门时，三蹦子里的大点儿，多少都有点怅然若失。

　　我还记得他的话：“就跟在家门口修车，你把我换个地方，就没人看得见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