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卯年春，一友人从沈丘县老城镇给我发来一张古建筑图片，然后问我：“镇政府院里有个二层楼，前面安装一圈护栏，据说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你知道这是啥楼吗?”我看了看图片，立即告诉他：“这是‘修女楼'，是原天主教堂遗存的唯一建筑物。”

　　对于这座楼，我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我老家就在老城，从小到这里玩过，1970年我在老城公社参加工作后，“修女楼”一楼西间曾是我的办公室;说陌生，是因为我离开老城已40年，再也没有见过“修女楼”。

　　沈丘县老城镇，自明弘治十年(1497年)至1950年，一直是沈丘县治所，城中的“人祖庙”、“关帝庙”、“城隍庙”等众多庙宇以及过街牌坊等建筑，都具有浓浓的中国古朴特色。而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天主堂”，结构造型独特，雕刻艺术精湛，充满异域风情。这种中西建筑文化的融合，令人耳目一新。

　　对于天主教，我们并不陌生，它在我国的传播是曲折的。元代，天主教一度传入我国，元亡而中断。16世纪，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会士再度将天主教传入中国，后来罗马教廷不准中国教徒敬孔祭祖，遭到康熙皇帝禁教，天主教再陷低谷。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消了“教禁”，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规定了种种特权，天主教在中国得到很大发展。1882年8月，教廷以黄河为界，将河南划分为南境和北境两个代牧区。南境代牧区，由意大利人安西满任主教;北境代牧区由司德望神父负责。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有几辆马拉轿车风尘仆仆地来到沈丘县衙，车顶上面有遮盖，四周用纱幔围起来，车盖下坐着法国传教士弗礼宾、中国籍传教员杨神父(开封人)和当地传教徒刘本礼等，他们奉安西满主教之命，要在沈丘县城兴建教堂，开展传教活动。县官大人没有其它选项，只好同意。于是，天主教很快在县城传播开来，四年后，一座西洋式建筑——“天主堂”在县城小十字街东北角拔地而起。

　　整个教堂占地面积约28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770平方米。附属建筑物和教堂主体建筑相得益彰，花草树木掩映其中，使整座教堂清静美丽，别具一格，更具宗教氛围。

　　“天主堂”院落座北朝南，门楼是一栋两层6间楼房，一楼中间带过道。门楼顶部架设有青铜铸造的十字架。门头上方悬挂着木制匾额，上面竖书“天主堂”三个红色大字。

　　大门西侧有一栋座西朝东的两层10间楼房，楼下是厨房、餐厅，楼上是厨师、门卫和勤杂人员住的地方。

　　院落中部最北边是一座两层6间楼房，楼下有3间地下室，楼东西两端各有一间低洼的“耳房”，有小门与楼房相通。此楼是修女修道的地方，故称“修女楼”，楼内有地下道与紧挨“圣堂”的一间房屋相通。“修女楼”西侧有一栋两层6间楼房，是神父的宿舍，楼内有地下道与圣堂讲台相通。“修女楼”东侧有10间瓦房，是教徒的住处。

　　大门东侧，有座钟楼，悬挂着一米多高的铜钟，用于报时和召唤信徒礼拜。每到整点报时，悠扬的钟声在县城四关都能清晰可闻。钟楼东面是一排临街瓦房，门口朝向院内。在其北侧，有一个座东朝西的“圣堂”，可容纳400多人。“圣堂”內设有木制主祭台，东侧祭台供奉着圣母塑像，西侧祭台供奉着耶稣塑像，这里是神父做弥撒(礼拜)和诵读巜圣经》的场所。主祭台两侧为东、西更衣室。整个“圣堂”装饰简单朴素，蕴含着一种庄重肃穆的神圣感，狭小的窗户使光线变得幽深阴暗，与外面阳光灿烂的世界形成强烈对比，使人似乎进入了神秘与超世之境。紧挨圣堂有一间瓦房，下有地下室，高出地面约80公分。

　　当时“天主堂”的分工很明确，法国传教士弗礼宾，负责传教;中国籍传教员杨神父，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任辅祭，协助神职人员给望教者(即表示愿意信教尚未举行领洗仪式的人)讲解浅近的教义;当地教徒刘本礼负责通知教徒参加宗教活动，并照顾神职人员的生活;修女，主要从事祈祷和协助神父进行传教，并参与和服务社区活动。

　　教堂建成后，先后归开封教区、驻马店教区、信阳教区管辖。美国传教士季里斯、德国传教士李神父、波兰张神父和布神父、德国屈神父、波兰传教士布鲁塞都先后来天主堂和附近乡镇传教。民国二十九年(1940)和民国三十二年(1943)，信阳教区德国石主教和信阳张文都主教先后来教堂视察、讲课。沈丘县城的教徒，很快由最初的几十人增加到三百多人，成为全县天主教中心，对周边县也颇有影响。

　　为了吸收人们入教，借机宣传宗教教义，教会开办了学校和医院。民国十八年(1929)，教会在县城建三育小学一处，利用教育向少年儿童灌输宗教思想，当时有教师2人，学生46名。老家在老城东大街的白海亮先生清楚的记得，1946年，他曾在天主堂上了几个月的教会学校，礼拜天，学生依据自愿可以参加礼拜。民国十九年(1930年)，教堂又在县城开办教会医院一所，有3位神父看病，3位修女护理，配有800倍显微镜一台，这在当时是全县最先进的医疗设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德国的屈神父和波兰传教士布鲁塞离沈返沪。中国神父刘西满、孔繁庆主持沈丘教务。1947年春，解放战争推进到沈丘沙南地区，神父纷纷离沈，天主教停止活动，教堂成了一个空院子。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时隔不久，“天主堂”竟由一个传教场所变成了一个革命纪念地。

　　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刘邓大军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和1纵进驻沈丘县城。进城那天，县城居民和学生扭着秧歌打着腰鼓欢迎。几年前，我和90多岁的刘家奇先生聚餐，他是当年秧歌队的一员，回想起打着腰鼓、扭着秧歌、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的歌曲，异常兴奋，又用手比划着，唱了起来。

　　刘邓二首长住在“天主堂”神父宿舍楼上，指挥部设在“修女楼”一楼，负责指挥部办公室工作的一纵参谋长吕云峰住在二楼。部队分别驻在“天主堂”、“城隍庙”、“人祖庙”、“刘家祠堂”、“平舆小学”等地方。

　　当天晚上，县城北关兆丰酒厂厂长张冠群带着李鸿荣等抬着两坛兆丰酒前去慰问。接待人员经请示刘邓首长后按价付款收下。第三天，全县各区组织联合慰问团，赴县城慰问刘邓大军。接着，以吴芝圃为首的豫皖苏分局慰问团来沈丘慰问刘邓大军，1纵司令员杨勇和政委苏振华在天主堂接见了慰问团全体成员。同月，刘邓首长在戏院召开军事会议，研究部署渡江战役问题。中共沈丘县委副书记李茂斋(当时主持工作)参加了会议。会后，县城大街两旁和“天主堂”院内墙上，到处都写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等标语口号。

　　1949年3月，沈丘县民主政府成立，“天主堂”成为县政府驻地。

　　1950年10月，沈丘县委、县政府迁至槐店。此后，“天主堂”一直是老城区、乡(公社)、镇政府驻地。

　　我1970年在老城公社参加工作时，“天主堂”仅存“修女楼”、“圣堂”及与“圣堂”相连的一件房屋，其余建筑都不复存在。

　　“修女楼”一楼西间曾两度成为我的办公室。因为一楼铺的全是木地板，下有地下室，办公室内很干燥、很凉爽，在那没有风扇的年代，住在这里很舒适。一楼东间，很长时间都是公社的客室，里面的两个木沙发，做工精细，质量上乘，是兴建“天主堂”时的“原配”，门后有个弧形、可转动的木架，架子上面可以放些洗漱用品，不用时把木架转入墙内，用时再转出来，这是“老洋人”的发明。在这个房间里，曾接待过不少领导，我印象最深的是1975年抗洪抢险时，地委副书记李富昌来老城坐镇指挥，在这间房里住了十天左右，全县人民日夜奋战，筑起“金堤”御洪水，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洪水灾害造成的损失。

　　“修女楼”下面是地下室，里面很潮湿，几乎没人下去过。

　　“修女楼”二楼很少住人，我在老城工作的十多年间，只见一个干部在上面住了一段时间。

　　原来的“圣堂”，成了公社的会议室，1975年定为危房被拆除。紧挨”圣堂”、有暗道通到修女楼的那间瓦房，在上世纪70年代初曾是公社棉花办公室，也随着“圣堂”的拆除而拆除。

　　经过百年的风侵雨蚀、天灾人祸，当下唯有“修女楼”幸存下来，但它已是遍体鳞伤，岌岌可危，2008年3月被批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对这些古建筑，只有切实加以保护，才能让灿烂的民族建筑文化经过与别样建筑文化的交流交汇而逐步走向世界建筑文化。

　　2023.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