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我在早上燃着了一炷香，我要开始为你写字了。

　　水龙头从一九九六年的十月四日，天空由暗转亮的那个时候起，一直大开着，心情哗哗地流过去这么久。我要在一九九七年结束之前完成写给你的文字。我可以放弃任何大事情，一定要把它们做完。现在，我的眼前是一片积存了几百个日夜的大湖和无边无底的水。

　　在这期间，有湖南的一份警察方面的杂志突然寄来一封邀稿信，他们那么轻描淡写地印了一页纸说：“你这一生里，一定和警察打过交道，交通警察、户籍警察等等，请你回忆撰写和他们接触过的一些细节之类。”我拿起那张印刷品直接出门，向着垃圾箱走。我把它尽管揉搓到最小，然后扔出去。没人有意伤害我，但是，他们的确把信寄错了人。

　　我的脚穿着咖啡色的毛线袜子跑，然后，听到了大人们打开门的声响，迎着我的是雪的洁净透明的气味。

　　两个穿警察制服的人，和他们的自行车在玻璃拉门的暗花后面出现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警察。

　　很多写诗的朋友听我说到这，都曾经愣一下。没什么可疑或者惊奇，他们从一九四八年起，一直都做着这个国家的警察。

　　为什么在我的潜意识里，警察的全套装备、说话的职业口吻、眼睛里的冷和不信任，还有其它其它，我始终都不能把它们和我的爸爸妈妈连在一起?

　　一个人不能选择由什么人去做他的父母。孩子向上翘起脚去推门，冷风扑进来，然后是高大的成人。他们是能说出大道理，又每天郑重其事地去上班的人。孩子凭着惯性，一年一年称呼那个戴帽子的人是爸爸。那个人会笑起来，向孩子伸出一双可以攀爬的胳膊。当一个人明白了爸爸的全部含义的时候，他已经要忍住眼泪俯下身去看一个老人。

　　爸爸是需要用最漫长的时间去理解的人物。

　　好莱坞动作影星阿诺·施瓦辛格，我们周围的孩子用广东话叫他“大肢”。他在银幕上永远演出正义英雄——举着极度夸张的武器，有健美先生称号的强健者。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他的爸爸是一个奥地利警官。阿诺·施瓦辛格是在为父亲擦亮警察皮鞋的记忆中逐渐长大的。因此，人们顺势说，他从父亲那儿得到了驱恶扬善的强烈责任感，他是天生的正义化身。

　　我听到我的爸爸在门廊里放自行车，车铃叮叮当当，雪味一直跑到走廊里。然后，他哗哗哗地推开那扇玻璃拉门。他让我们看结了白霜的长眉毛，而我总是跑过去接他的警察皮鞋。

　　能留在记忆里和他最初的关系，就是帮他擦亮那双很沉很坚硬的鞋。虽然，关于我童年的细节他能回忆起很多。

　　坚硬的黑色鞋头，鞋里面有卷着的羊毛，有他脚的热乎气息。我使劲地把它擦亮，摆齐在暖气片下面。我想，鞋油会通过热，慢慢地“吃”进黑牛皮的里面。有时候，我把它们套在手上，非常得意地举着，跑到吃饭的房间里去问大人：“我擦得亮不亮?”

　　我就是以这种双手举着警察皮鞋的形象，慢慢长大。

　　现在，我看见了我，和照片上的小孩子的我完全两样。我戴着眼镜，不大愿意出门，右手中指被圆珠笔压出了一个深窝。

　　那个和罪恶作战、外形强悍、在千难万险之后总能胜利的“大肢”，我居然和他同样，是在警察皮鞋的联系中长大。

　　这世界上，牛和牛是同类，牛的身体同样结实。警察皮鞋都采用了上好的牛皮。警察都有制服，都戴配枪。任何一个警察在回家之后，都要抱起他的孩子们，把“小东西”架到脖子上。但是，他们的那些孩子们未来的选择，一定有天地之别。

　　一个不足二十岁的青年学生放弃学业拿起枪，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中是一种反叛和冲动。他没有时间选择，连想的时间也没有。

　　在一所师范学校的天台顶上，几个年轻人为社会的黑暗和未来的光明而激动。有人说，他能找到“八路”，要走就立刻动身。我的爸爸就在那中间。他们一直跑下楼，离开了城市，寻找到了军队。

　　一九九五年，爸爸还给我讲了他进入另一类队伍的最初感受。他们坐在用火车旧枕木搭的座位上，一遍一遍地唱着激动人心的歌。他也唱，并且感觉生命在那个时候将重新开始。一个夜里，他领到一支步枪，随着队伍进城。零星的枪炮声，几次卧倒再前进。军装上蹭了什么动物的粪便，周围臭气熏天。他每次回忆到这儿，我们都要笑他。他天生不像一个兵。进了城之后，他佩戴上了一块新的胸章“人民警察”。城市就是他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