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摘报》上看见“关于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讨论文章之后不久，徐敬亚就要去北京。我专门提醒他，见到写诗的邹静之，一定要替我转告，作为一个学生的父亲，邹静之参加那个讨论很重要。他给他女儿作语文试卷遇到的困惑，和我的经历完全相同。面对一个初中学生的语文试卷，我竟然不知所从。用了我从小学课本到大学中文系各门课程中学来的全部知识，和多少年来对“语文”的理解，我还是拿不准填“A”还是填“B”。我曾经亲身经历了太多这样的时候。按照那些试卷，我只是一个不及格的初中学生。

　　我准备向诗人邹静之致意，他说出了本时代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

　　结果，徐敬亚回来告诉我，邹静之只是说：“别提了，挨批了。”

　　我得到的，就这么多。

　　徐敬亚对数学的兴趣远远大于语文。平时，他会专心去做儿子的数学试卷而不理会语文。他认为语文总不该那么“抠死了”去学习吧。只是我知道儿子书包里那些大张卷子，如“中考冲刺”等等，它们的模棱两可远远超过了能够说得清楚的数学。徐敬亚忽略了，在中学生鼓鼓的书包里，哪一门都在冲刺，语文怎么可能还文质彬彬地朗诵诗文?

　　因为有了孩子，我们不能不做一个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的徐敬亚为什么没有询问邹静之挨批的过程与细节，身边的一切都可以唤起我自己去想象。

　　二

　　发生在一九九七年的对当代教育的“忧思”，很快过去，就像一切新闻选题的炒作一样。

　　每一天早上，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照样背着大书包，几乎还没睁开眼睛，就撞向了门。他们要去上学。

　　三

　　我的眼睛总是注意到孩子。我看见遍地哇哇叫的青草。在那些奔跑如风的孩子中间，我看见了我的那一个。

　　曾经，我们为这个最弱小的人所担心。一九八二年，我担心他会不会像别的孩子一样顺利出世。往往是只有事情全压在自己身上，才能理解那种担心的巨大。然后，我担心他能独自地站立。简直不可相信，那么小的脚居然能支撑整个身体。从来都平卧在床上的孩子，突然直立起来，对于他的父母和他自己，都是奇迹的发生。我能记得是一个秋天的中午，背后是大柳树和电影院，他惊异而慌张地站起来，没有一点依托，风又匆忙地去掀动他绒毛一样的头发。这些担心，在非母亲的旁观者看来可能是荒诞，正常的孩子当然要出生，当然会站立。

　　再后来，是我和徐敬亚两个人共同而漫长的担心：我们要孩子长大，也要进入这社会上的一切规则吗?

　　首先，他要上学。假如，某一天他说：“我不想上学”，我们该怎么办?似乎没有选择。和能出生、能站立、能奔跑一样，孩子像进入斗牛场地之前的牛，只有一条由狭窄木栏隔起来的路，在等待着他。他必然走向那个角斗场。

　　终于，我们像周围的所有人那样，把自己的孩子交出去。

　　四

　　第一次我带着儿子向家的外面走，他才一岁半。

　　我们经过了他觉得新奇的水泥院墙和楼房。他哭着站在长影厂保育院的院子里。那院子当时没有草，有几棵树。因为天气好，孩子被允许在户外活动。了解长影厂的人该知道，它有很多空地。但是，孩子们按班级被放进一张有高栏杆的特大木床里面。一个班二十多个孩子一张床，这个孩子紧挨着另一个。这是他们在少数晴朗日子才能得到的户外活动。

　　从此，我的孩子进入了被“管束”这个庞大的定式之中。

　　在长影厂门口，毛泽东永远招手的塑像下面，他极其渺小地往上望，几乎要仰望得翻倒过去了。他问：“石头人不冻手吗?”然后他告诉我，他们排队，他前面的孩子必须是谁，他后面的孩子也必须是谁，不能站错，站错了就会挨骂。他说到挨骂的时候，眼睛里出现了比黑褚色还深的恐惧，使我一直不能忘记。然后，我们走出厂区。他还是回头看毛泽东。他心中自然生出了同情，为石头人在冬天也不能戴上手套再去招手。

　　骂，这个概念从那个时候起，牢固地被一个孩子记住。到今天，他还经常会拿个板凳坐厨房里，给我们讲哪个同学挨了老师的骂。

　　当然，在骂以外，还有身体的惩罚。它虽然普遍，但终归不是被提倡的，不在我想讨论的范围之内。

　　五

　　我们曾经为了这些不懂世事的孩子担心。一个人的本能，他会抗拒外界的严格管束。那种直接立刻的抗拒，并没有在我们身边发生。

　　我自己带大了一个孩子。我看见一个人在自我意识形成之前，完全是一个被动体，和鸡鸭鹅狗们没有根本的区别。

　　搞养殖业的人们都懂得，把肉食鸡从笼中饲养改成自由放养的好处。谁能查实验证，一个人在将近二十年，甚至更长久的管束之中，丧失了他本身的什么?

　　六

　　一个出生在今天中国的孩子，从三岁起，就要学会把手背到身后去。这个学习，在学习数字、礼貌和略微复杂的日常用语之前，使姿势成为学习的前提，仿佛手放在膝盖上，就听不懂一加一等于二。

　　我窗前一百米就是一所幼儿园，女教师用手拨拧那些歪到队列以外孩子的脑袋。那种歪，不过是偏离一公分。

　　幼儿园的教师们，会同时转过来批驳我：如果每一个人都偏离一公分，那会怎么样?我只知道，所有的孩子都不站在指定的队列之中，这世界也绝不会乱。五十几年前，行走在欧洲各国街头的德国军队的队列，该是整齐划一的典范了吧。

　　每次看见那些女教师的动作，总是想到鄂伦春人的“熬鹰”。鹰被驯服的过程，首先是鹰头被不断地拨弄，使最傲慢的鹰也被迫放弃了它的自尊。

　　幼儿园的院墙外，总有不放心的家长守在那儿眺望。对于整队看齐、敲打拨弄孩子们的这一切，没有家长提出异议。可见严厉的管束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好传统，很多的人喜欢它，很多的人认为它是唯一可行的手段。

　　在我窗口的二百米以外，是一间小学校。星期一升过国旗之后的早上，经常听到小学校的教师通过高音喇叭训话，那口吻像个伟大人物。他在宣布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具体的细节呜呜噜噜地听不清，只听见高声的一连串“不能”!为什么没有人换一种思维，用平等、和善的语气告诉孩子们你可以怎么样。

　　最近，小学校修建了一个不小的钢丝鸟笼，关了十几只不同类型的鸟。小学生们告诉我，那是学校的生物角。平时不能随便去围观，上生物课的学生才能接近那只鸟笼。我问：“放学以后去看鸟会怎么样?”孩子们马上说：“要骂呀!”

　　鸟不能自由，想接近笼中鸟的孩子也不能自由，那么有谁还能享受到自由呢?

　　七

　　我的儿子来问我：“如果拿现在这个你，和现在这个我交换，你愿意吗?”我说：“包括一个人的一切吗?”他说：“一切。”我说：“我当然愿意做你啦。我这个人已经完全没有了新意和悬念。我是一个定局。而你的前面是全新和未知的。怎么能拿我去交换一个少年?”

　　我的儿子说：“可是我愿意和你交换。”

　　他趴在他自己的床上。这个人已经和一张单人床差不多长了。

　　我反问他：“你为什么愿意做我?”他的回答让我没想到。我的儿子说：“你多好呵，想睡觉的时候就能睡觉。”

　　我没有责怪他不懂得生命的珍贵。那些空洞的说教，连鬼都不相信。我知道，我居住的这座城市的中学生在听教师讲述大道理时候的内心活动是：什么时候，他能念完“圣经”!

　　读书是一个人的权利。但是，睡觉是否同样是人的权利呢?把读书和睡觉两项权利平行放在一起，全社会都说，当然读书比睡觉重要。全世界都理直气壮。

　　一个学生家长找到教师，恳请教师做他们孩子的思想工作，理由是孩子只听老师的话。他们的孩子为了学习成绩保持在年级中的好名次，每天做试题到凌晨，严重睡眠不足。不知道那位教师把这件事情在班级里怎么样讲述，不知道他的倾向和态度。很快，我发觉我儿子把不睡觉做试卷理解成一种英雄壮举，甚至有意识地少睡觉;或者正常睡觉，在凌晨拨闹表起床。用他的话形容，是在外面没有任何窗口发出灯光中，打开台灯，打开书包。我发现了他的秘密之后，把他制止了。

　　无理性的孩子可以用一种自虐的方式，来考验他自身的意志力。换成一架庞大完整的教育机器，它的全部齿轮和螺丝钉，都支持并且依据这种方式去运转，就变成不可怀疑和合理的吗?

　　八

　　有家长保存了他孩子小学四年级时候被罚写的一迭生字。每个字写四百次，一共二十个字左右。那孩子写到将近凌晨一点钟。被惩罚的原因是忘记订正作业中的两个错字。开始是每个字罚写二百次。教师发出了这可怕的命令之后，孩子向教师求情：“老师，不要啦。”教师立刻最简短地地说：“那就写四百次!”

　　第二天早晨，孩子首先把一厚迭稿纸送交给教师。教师并没有查看那些字。她问：“你家长说什么了?”孩子不明白为什么问这个，他说：“家长没说什么。”十岁的孩子已经完全接受了“罚写”这种情况的合理性。他不明白，家长还能说什么?而那位家长说，他几年来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当时没马上制止这种恶性惩治。

　　我们的孩子在一条最窄的通道里，在沉重的书包、永远做不完的试卷和不可以在走廊里跑、不可以越出学生行走的白线之类戒律的双重陡壁之中，一旦有触壁，必然招致惩治。

　　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女学生因为忘记带上作业本，被教师赶出课堂，要她马上去打电话找家长到学校。女学生既害怕教师，又害怕家长，在学校门外的大街上，心惊胆战地捱坐了一节课。

　　想到当年被教师叫去，喝令立刻找家长来学校时的害怕，连我儿子这种今年十五岁的孩子，也会长叹一声，感慨万千了。他说那种大灾难到了的感觉，希望以后再不要经历了。

　　我记得一个欧洲足球教练来华访问后，谈到对中国少年的印象。他说：“他们好像很乖，表情极平静，很少生气和笑。”我知道我们这些活生生的孩子，难道他们是不会愤怒和欢笑的吗?

　　九

　　没有一个听话的孩子会突然宣布：我不去上学了!每个早晨，闹表都响，他们都爬起来，穿上统一的制服，向着永远不变的目标走。

　　我的儿子在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来问我：“什么是人民公社小社员?为什么做一个人民公社小社员就是光荣?”这是他们语文课本上出现的课文。我不愿意给他解释那一系列麻烦的内容。我说：“老师怎么说你就怎么听吧。”

　　但是，孩子们在他们枯燥的语文课本和教师的努力讲述之中仍旧学会了方法。有几次，我的儿子举出一个题目，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讨论这样一个题目下的文章该怎么样展开。经常，他会打断他的父母，他说：“这样不行，这样就会跑题了!”我发现几个中学生的一致特点，对一篇文章的主题过分地敏感。他们说：“跑题是不行的，起码要扣掉一半以上的分。全跑题，一分也得不到。”

　　分数的强烈意识，使他们掌握了最简捷实效的方法，在文章的结尾，经常生硬地直奔主题。有一个高中学生告诉我，在这方面，可以完全照搬杨朔文章结尾的办法。这是学而致用的结果。

　　把文章马上换算成相应的分数，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最八股最主题先行，最没有灵魂和个性的文章风格，被他们掌握到了。

　　为了服务于主题，他们不得不经常编造虚假而实用的细节，如捡到钱包、遭遇歹徒之类。日积月累的重复训练，完全抑制阻塞了一个孩子自由想象的空间。他们习惯了把内心和个性完全隐藏起来。真正的孩子，根本不在他们的文章里面，因为那些文章是交给教师去评分的。他们过早地学会了把自我和现实彻底分离切断。

　　十

　　我了解到我儿子和他班级里的一些同学，在学校的消防专用桶里设立了一个应急自取钱币的计划。大家把平时不用的硬币埋进消防桶的沙子里，在急需打电话、坐车回家却没有钱的时候，可以随时从消防桶里摸到硬币。这类似公积金或者共产主义的计划实施了不久，宣告失败。我儿子对于公共投入、公共使用这一本该可以实行的理想的破灭而伤心过几个晚上。他不懂，为什么放钱的同学少，拿钱的同学多?为什么并不急等用钱的同学也去拿钱呢?

　　类似有独立自主色彩，由孩子们自己设计了并且去实施的事情，他们是不会让教师知道的。教师要维持校内严格的秩序，要埋头讲课、批改试卷，早已精力疲竭。许多细小的事情，就在他们的眼皮下面发生，他们却懵然不知。而且，那些小事情，也确实和学校日益注重强调的整体教学质量、声誉形象、升学率之类完全无关。因为无关就变得似乎不重要。

　　就在这无数的隙缝之中，不断有幼稚天真、不切实际的幻想破灭掉。也有人在漫长而且极曲折的求学过程中，学会了阿谀、逢迎、诿过、卑微、虚伪、察言观色和告密。这些本来是人的本性中难以克服的东西，它们没有机会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得到应有的抑制。它甚至同严厉管束的体制有着相当的一致性。所以，当然没有一条正式的渠道，引导孩子们去懂得做人的由衷、正直、善良和独立自主。

　　时间被无数次地演算、试卷海洋和队列练习，这些可能终将同一个孩子的未来分裂开来的机械式活动占据了。

　　顺带只提一句，事实上，学生的告密和逢迎行为，是被相当比例的教师怂恿和赞许着的。

　　十一

　　孩子们必然会长大。

　　在我儿子和一批孩子同时进入了高中的时候，在他十五岁的时候，我们向他介绍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二十二条军规》和《伊甸园之门》，我发现，他并不会阅读。他理解杨朔更便捷。终归他在那种规矩中学了十年。

　　回想和他类似年龄时期的那个我们，因为特殊年代的影响，几乎享尽了自由之乐。当时，我们的阅读，和今天一个成熟人的阅读，是不可能相比的。

　　我只是把书介绍给他，从我们的书架转移到他的书架。我并不想拔苗助长。总有一天，他会读懂，读出我们在今天也没领会到的他那一代的东西。

　　记得在书店里，我碰上儿子班级里成绩最优秀的一个女同学，那是在一个假期里。她很骄傲地说，她来买名著!

　　中国古代人总是以为，后一辈人必然通过先人的经验，通过精典的指引，通过被点拨才能得到长进。我的理解恰恰相反，我们这一代人，在公认的畸形年代里长大，知识和名著这些相对静止的东西，没有正规地引导过这一代，可我们照样成为了以独立思想去生活和工作的人。任何一本书的漏读，都不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有一种自然的力量，源自于人本身的力量，像汗腺一样，必然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出现。我知道的一批孩子，十七八岁，根本不了解美国六十年代文化的背景和大事件，不知道什么叫《伊甸园之门》，连伍德斯托克也没听说过。但是，他们找到一个空房子，成立了自己的摇滚乐队。他们自发地反对流行的东西，反对商业炒作，把那些都称作“垃圾”。没有人告诉他们什么叫纯粹，什么叫个性，是他们自己领悟到的。

　　十二

　　一个孩子必然长大成人。我看见这个对于他的父母显得多么漫长、艰难，甚至悲壮的过程。

　　我儿子告诉我，一九九八年三月八日这天，他的教师布置了一篇写自己母亲的作文。他的同学们都说，这种文章从小学写到中学，每一年都是妈妈真辛苦，妈妈最慈祥。但是他们还是按照老套子去写了。我的儿子说，他没有写。他说：“我和自己妈妈的感情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把它那么轻易地告诉给别人，也不想再重复编造妈妈辛苦慈祥那一套。”

　　我没有催迫他去完成学校布置的作文。我想，他有理由不写，就有理由去面对教师对此提出的异议。这已经是他自己能够处理的事情。只要不是懒惰，我当然会尊重他的感情和选择。

　　在写“三八节”作文之前，我们曾经一起去听一个摇滚音乐会。儿子在那儿遇到了一些认识的同学。在全场几乎同时和歌手一起去跳跃喊叫的时候，他和他的一个同学终始端站在舞池里，没有跳，也没有呼喊。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是去听的，又不是追星族，我们要作清醒的旁观者。”

　　曾经使我们担心的，把自己的孩子交出去之后，他所遇到的艰难，正在被他自己去克服。我看见不止几个孩子，是一代人从小到大，我看着他们，耷着头被骂，看着他们跑出校门，看着他们完全孩子式的恶作剧之后，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角度，认识了一代独立的人，正从坚韧的壳里剥脱凸现。

　　十三

　　教育，完全是一个几十年不变的容器，坚固无比的特殊材料的瓶子。我舅舅的中学语文课本里就有《包身工》这篇文章，到我儿子的书上照样还有。

　　这只阔口瓶子，自以为能把任何东西都装进去。五十年代装土豆，六十年代装西瓜，八十年代装芒果。任何一种生物，在其中生长了二十年，取出来的时候，都不能完全是它自己，都无奈地带着瓶子的形状。就没有更多样，更适于生命生长的其它方式吗?

　　为什么没有人说，这瓶子早该改变了。就在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三日这一天的中国新闻中，我听到一条消息：由于中小学生受到的重重压力，一些学校采取开设心理辅导课的方式，为他们消解精神负担。稍有想象力的人，听了这条新闻都会发笑。北方的农民中有一句俗语：“再好的刀伤药也不如不割口”。

　　有人反驳我，说我太过激进和焦急。

　　我不准备遥远而闲适地去谈未来，以及同目前中国现行教育方式不同的其它样式。因为我们身边的这一代孩子，不可能静止等待，不可能不长大，不可能被三十年之后更美好的太阳去照耀。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多么短促。

　　十四

　　我偶然看见，欧洲一个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一个已经秃了顶的男演员上台领奖。他没有例行地去读感谢名单。他用非常舒缓的节奏说到，有一天，他看见一些年轻人，他向他们走过去。他们马上接纳了他。他说：“我在孩子们中间，既不要跟随，也不要带领，只是把我当成我自己。这是一种多么神奇的力量。我能被他们那么自然地接纳了。”说到这地方，这个上了年纪的演员流出了眼泪。

　　一个中国人，会有这种平等的概念，尊重和看重新一代人的概念吗?

　　十五

　　我们人类必须歌颂一种精神，它并不产生于成熟的人群之中。

　　是在一代又一代孩子们血液里永恒涌动着的那种精神。

　　有人会说：孩子们也配被歌颂吗?如果单纯、洁白、孑然独立的孩子不配歌颂，那么成年人又凭借什么能得以傲立?

　　有一部英国拍摄的关于长跑运动员的电影，叫《火的战车》。我们的孩子们，才真正被送上了一架管束严厉的火的战车，燃烧和绝不可停顿。要有多么优秀的个人力量，一种人类的最真实而本质的力量，才能使他们从高速燃烧的火焰里挣脱出来，成为他自己——一个有独立思维和行为准则的人。

　　一种人类最基本精神的传扬，原来并不靠外在的提示启蒙，甚至能够在强大而严厉之中去完成他自身。这正是在那些普通孩子们身上所藏匿滋生着的精神。

　　十六

　　有一天，一个少年非常正规地站在他的父母中间说：“我要说一件事情。你们别嘲笑我，别以为我是开玩笑。”

　　他说：“我将来不会生小孩。我经过了慎重的考虑才说这话。”

　　少年的理由是，他承受不了负担一个小孩长大的责任。要读书，又要好成绩，又要成为一个正直的好人。这个压力太大了。

　　下一代人已经提前放弃了责任。但是我们想放弃已经不可能，而我们许多人，比如我又喜欢孩子，甚至想一个人如果有许许多多的孩子该多好。

　　对于那架火的战车，我们完全无力，连只是说了几句基本实话的诗人邹静之也挨批了。那么，我们只有期望，萌生于孩子们自身的那种精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