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那台34岁"高龄"的彩电静静地躺在书房角落已不知多久了。虽然也许再也不会看它，可我还是说再搬家还要留着。因为这台和自己女儿同龄的电视机记录着那些电视走进大众的岁月，也继续见证着今天、明天更加美好的生活。

　　我第一次听说"电视"二字是在1975年的5月。刚入伍不到一年的我，被选派到贵州省军区参加马列学习班。第三天傍晚，我被从二楼窗户隐约射出的时断时续的蓝莹莹的光吸引，来到会议室窗外，只见几个老兵在会议厅前台上，摆弄四四方方的一个木箱箱，上前一看，看到鼓鼓玻璃上不断翻滚着杂乱的画面。问了老兵才知道这就叫电视机，是一台黑白的电视机。它里面到底有啥?我怀着无比好奇的心情，等了40分钟，老兵们实在弄不出个所以然就散了，我也只好怏怏的离去。与电视就这样第一次擦肩而过，学习的一个半月中，我们始终也没能看上一眼电视。后来才知道，在当时，连省城都由于电视质量和天线信号不好，基本是看不上电视的。

　　不久，我又回到了兴义，回到了那只有高音喇叭和露天电影的日子。

　　1980天春，我到军分区教导队参加哲学学习班。那里，队里唯一的一台14吋黑白电视机是教导员通过贵阳亲戚买的。看电视的第一晚，教导队两位正副队长把电视小心翼翼的端出来，放到院坝中央高高的桌子上，再用竹竿将绾成圈的天线竖着架到高高的树丫上，学员们早已自备小板凳分排坐好，全场百来号人，都安静的等待着，静得听得到心跳。接上电源，一按按钮，屏幕上便有人唱呀跳呀，还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可一会，只能听见音乐声不见图像，大家都安静的仰视着，即使屏幕被雪花点覆盖也不喧哗。士兵爬上树去摇摆天线，信号又好些，又能看到天地、动物以及山川河流、村舍等鲜活的事物。大家都觉得那么个不大又不起眼的东西，竟装了那么的东西，跟现实生活中一模一样，真是不可思议。

　　1982年初春，我从军分区来到市人民武装部工作，当时部里已经有一台18吋彩电，是总政治部用外汇券购买了下发给部队解决文化生活用的，其他县武装部都还没有得到。每天晚上，干部、家属都带上小孩都在会议室观看。那时电视里刚刚开始放映香港武打片《霍元甲》。时光虽然一晃三十多年过去，那《万里长城永不倒》的旋律依旧时刻萦绕于耳际之间。在和同事一起看电视的日子里，我记住了霍元甲的一袭白衣，记住了武松醉打蒋门神，记得最清楚的也是最令全体干部职工热血沸腾的，是国庆35周年天安门大阅兵的宏伟场面。要是自己有一台电视机多好——我时刻这样想着。

　　1985年秋，在银行工作的小姨幸运地分到一张银行发给部分职工的购买彩色电视机的票，小心地攥在手心拿回来。家庭会议上，那张票先被送到大姐面前，大姐摇摇头说钱不够，又递到二姐手里，二姐仔细看了看不舍地推给了四弟，辗转中，我一个决心就要了下来。要知道那时职工平均月工资只有几十元。虽然在部队待遇要好一些，但一台松下彩电售价1500多元，分期两年付清。凭着对电视的喜爱、向往，我咬牙把积蓄全拿出来，把电视抱回了家。这样，我家就成了市人武部第一户拥有彩色电视的人家，也是全兴义市很罕见的有进口大彩电的一家人，那可是稀罕事，亲戚、朋友们跑我家的次数越来越勤了。

　　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彩电都是稀罕物，广大百姓只能望着彩电兴叹。那时很多有电视机的人家，会在家门口端着盒子收费，一进门就五分钱，除掉提供的茶水、板凳，还能收入不少呢!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的电视机已是多种多样，一户人家有几台电视都不奇怪。节目也日新月异，每天对着上百个数字电视频道，按需索取，更智能、更便捷。我也由原18寸换为25寸再换成现在的平板大电视机。我家虽留着那台像家庭成员一样的老电视机，可平时看的也是平板大屏幕了。马上要搬家的我，已经给老电视找了个安身之所，我还要让它陪着我去见证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