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演说引发的国民捐

　　清末，由北京的《京话日报》发起，北方地区出现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国民捐运动”。

　　这次运动是由《京话日报》的一位热心读者王子贞发起的。王子贞是一名基督教徒，在城内开了一家尚友照相馆。北京第一家华资日报《京话日报》于1904年8月创办之后，他就屡屡向报纸投稿，并出资成立了“尚友讲报处”，免费张贴报纸供行人阅读，并义务为不识字的市民“讲报”。

　　王子贞的“讲报”，并不是完全照报上的论说或新闻宣讲，有时他也会发挥一下，讲些个人的意见。据《京话日报》主人彭翼仲的姻侄梁漱溟说，王子贞在《京话日报》上看到过一些话，说庚子赔款为数太巨，莫如由全国四万万同胞一次凑齐还清。王子贞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就自己发挥了一下，写成一篇“演说”，请《京话日报》主人彭翼仲阅正修改。彭翼仲帮他梳理了文字，以王、彭二人合稿的名义，发表在1905年9月2日的《京话日报》上。

　　这篇演说是用“京话”，也就是旗人的口头语写的。讲稿大意是说：庚子赔款言明四亿五千万两，分年偿付，一直要到光绪六十几年才能还完，连利息一起，就是九亿两。这是中国百姓的沉重负担。现在东亦加捐，西亦加捐，各项加捐，要皆为此。为了抽捐，设局所，派员役，薪水工饭开支而外，还不免若干中饱，末后民间所出的恐怕一百亿两不止。民间负担不了，难免抗捐。官说“土匪抗捐”，民说“民逼民反”。前途痛苦，不堪讽刺。何如全国是四亿人齐心合力，赶快一次自动地凑出来，救国救民即以自救。

　　这篇演说首先告诉听众，偿还庚子赔款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依靠朝廷：

　　诸位必说了，这是朝廷立的约，一定该朝廷还，可不与百姓相干，你不想想，金銮殿上，不能出金矿，大臣们不会点石成金，别再糊涂了，百姓闯的祸，还得百姓还。又一位也说了，我也没有练过拳，为什么该我还呢?自己问问自己，是中国人不是?必不能说不是罢?既是中国人，就得还国债，什么原故呢?同国人叫作同胞，都是黄帝的子孙，……你虽没有当过拳匪，亦不能不算中国人，身上总背着二十多年的国债，不但阁下本身，连你的子孙，也都免不了。……可怜中国人没思想，向不知国与家的关系，若教他拿钱还国债，你猜怎么着?那可算是白说了，大约比登天还难。

　　接着，演说者介绍了以“国民捐”偿还赔款的方式：“中国不是有四万万国人么?按着人头儿一数，每人只摊一两来的银子，现在要还国债，每人每均摊，几天的工夫，就差不多了。……诸位请想，吃喝穿戴，那样不比从先贵一倍，就拿平人而论，一年的捐项，在暗里抽收，就比明摊一两银子多了几倍，何况到三十多年呢?”演说者表达的意思是，与其让朝廷借还款名义征收苛捐杂税，还不如由国民捐款，更符合底层民众的利益。最后，演说者用法国和日本国民集资还款的事实来激励听众：“四十年前，法国被德国打败，法赔德国兵费十二万万元，不上三个月工夫，民间把款凑齐，立刻还清了国债，法国的妇女，都肯典衣裳卖首饰，一概充了公。日俄开仗，日本妓女，亦要帮助军费，请看东西各国，民跟国绝不能分家，所以才这样强盛……一样的五官四肢，虽说跟不上法国人，还跟不上日本娼妓吗?”

　　“第一等国民”的捐款运动

　　这篇稿子登出来后，不想马上就有太医院院判张仲元投函说自己首先捐银二百两，并催促速订章程，早日实行。随后捐款函件纷纷飞来，有个人，也有集体(如北京消防队全体官兵)，不出五天时间，认捐数字已达七百多两。于是彭翼仲和王子贞就将此事认真地做了起来。捐款总经收处设在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银行将收到的捐款即期生息，并声明如国家将来不用，便本息一并发还。

　　《京话日报》每日辟出一定版面，刊载各方认捐的姓名和金额，并在报头大书“国民义务”四个字。由于认捐人数众多，五十天后，《京话日报》干脆另外加印附张，专登姓名金额，随报附送。

　　“国民捐”启动之后，达官贵人自捐和出面提倡的例子很多，据梁漱溟后来记录，如“以庆亲王为首的五位军机大臣就都捐了;管理内务府大臣世续下堂谕于内务府三旗来提倡;学部尚书荣庆独捐一万两;吉林达将军自捐一万两，还募集了四万多元;广东岑制台、河南陈抚台各捐一万两。北京的佛教八大寺庙出头号召全体僧徒开会认捐，而直隶(今河北省)同乡京官则集合在松筠庵会商认捐及向全省劝捐事宜。如此之类，不必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