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于《京话日报》而属于梁漱溟“不必悉数”的，还包括吏部下令“公费节余一律归入国民捐”，黑龙江省呼兰府知府李鸿桂、木兰县知县辛天成等都在当地热心提倡国民捐，直隶省霸州知州钱亮臣来函，说：“本来怕官身子不便劝捐，又一想，我虽是官，我也是四万万国民中的一个人，就找出几个热心绅士，天天对他们讲报上的演说，一个多月，村子报名上捐的，很是不少”。

　　中下层社会民众踊跃报捐的例子就更多了。《京话日报》常常登出“寡妇认捐”、“乞丐劝捐”一类的新闻，几乎每天都有。

　　荆州驻防中学堂一位“十二三岁的小学生”，自己没有钱，就去劝更夫、斋夫捐钱，谈了好几次，终于说服四名“下人”合捐了五百钱，这件事感动了中学堂的提调(校长)，不仅也捐款五十块银元，还投稿表扬小学生的热心;

　　玉成班开演新戏《惠兴女士殉学》，每座加收五百文钱，www.xinwenju.com报效国民捐，当日出演的“角儿”们，分别捐二十元到五十元不等，市民来稿表扬说“梨园的人也渐渐明白事了”;

　　东直门内一位说书人海文泉，听了讲报，“情愿白说半个月，所进钱全报效国民捐”，而且他不再说迷信的《济公传》，而是说“改良外国小说”，“借此开通民智，一举两得”;

　　济南、奉天的教会都开始办捐，只是改名叫“平安捐”，并声明不收外国人的钱财;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直隶涿州有三十一名在监囚犯投函认捐，而影响最远的例子，是南洋群岛华侨也集体签名来信，愿意为偿还庚子赔款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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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市民投书《京话日报》，说“要再能集此巨款，把国债还清了，结个大团体，真可以震动全球，立时就能公认为第一等国民，飞升为第一等强国。”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彭翼仲的儿女亲家梁济(梁漱溟父亲)在一篇来稿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之情：“你别当是京城的人开通了，不信服你这报的多着呢，您也别因为人不信服，就说激烈的话，还是好好的对付。”(《我也要捐点银子》)

　　“不信服”的声音

　　“不信服”是自上而下的，《京话日报》的访员(记者)在一篇报道《以手代口》中，记下了他在北京茶馆听到的反对之声：

　　“这就是上回洋报的主意，就有许多无头蒙跟着起哄，没贵没贱，全给户部银行送钱，不管他们谁是谁非，哥哥我可决不上当!”

　　“据我看这国民捐呀，也不过冤小孩儿罢咧!”

　　一位半老的旗员(满洲官员)说：“大家都要露露脖梗儿，我也得跟着随喜，捐了二两银子……我本想多捐几两，听说王爷中堂，也有少捐的，这事并不勒派，似乎我这四品穷官，二两银子，也不算少……”

　　正说着，走进一位老者，看他的形象是：“上穿件石青毡子马褂，还是珍珠毛的风毛，左手提笼，右手架鸟”。他一走进来，就冲着刚才那位旗员说：“你有这二两银子，为什么便宜鬼子呀?这回什么国民捐，可是咱们都统的主意吗?本是洋报出的坏，就是为着洋人，你我不是二毛子，真就给他们指使吗?”

　　在另一篇报道《过耳传言》中，访员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一家满洲贵人内院传出的谈话。男主人先是说：“这都是给洋鬼子支使的，这种专专跟我们作官的反对，好几百两，好几千两，拿出来上捐，将来准有什么保案吗?这样赔本儿的买卖，叫我上当可不行!”

　　夫人劝他说：“不论高低贵贱，人人争着出头报捐，咱们也当打算打算呀。”

　　这句话激怒了老爷，他大声地吼道：“谁敢叫我报效国民捐?我可比不了他们，我不是说书唱戏的，我不是卖菜卖烟的，我也比不起堂名儿妓女们，人家都是忠心赤胆，懂得作好人，我就剩这点子家产，挣的是百姓的钱，叫我捐给皇上家，那可不能，我连今年妙峰山的愿心，都没舍得去还，倒叫我报效洋鬼子吗?”

　　对于这种公然反对国民捐的言论，连那家的包衣(家奴)都看不过眼，背地里抱怨说：“怎么不想想他自己呢?也做到二品大员，他们祖代传留，不止吃了国家一辈子啦，一个个高官厚禄，谁又对得过皇上家呀?”家奴们说，这种没良心的想法，连他们这些“跟主儿的”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