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正面的提倡言论中，也有让今天的读者觉得有些匪夷所思的说法。如《京话日报》某篇演说曾提出一个口号叫“一两银子捐国民，岂不强如中举人”，演说者的意思是“认了捐，再领张收条回来，交给你们，各人拿回家去存着，就算捐了一个国民了，以后见着王爷、侯爷、大小官员，都自称国民，就不称小的了”，据报道，这篇演说的效果很好，“伙计们，也个个都愿出钱，捐一个国民在脑袋上顶着，免得见了官再称小的。”(《辛天知演说》)

　　前文提及的二三品旗员，公众拿他们没有办法。但是北京城的商铺，却被看作应该力劝的对象。尤其是那些在之前的“反对华工禁约抵制美货”运动中，敢于售卖美货的三家商铺，在许多人的轮番劝说之下，不仅自己捐钱，还各出资四十块银元，捐赠“国民捐传单”。

　　当捐款活动在大栅栏商业区举行时，“有捐五十元的，有捐四十元的”，可是到了“张永聚”，铺子只写了五元，这一下子，“可就把大家引坏了”，后面的商铺也跟着只认五元、十元。这次连《京话日报》的访员和编者都愤怒了，在报道中批评这家店“倒不如不捐”，认为这种没有国家思想的店铺“非叫他们拆让不可”，如果要求少拆一尺，就要“罚银一百两”。他们希望官府能这样做，好让民众“痛快痛快”，可是，这种“派捐”显然有违国民捐“捐款自愿，决不勒派”的初衷，也不能让社会民众真正了解“爱国”的意义。

　　有一位讲报人卢菊庄，在演说“抵制美货”时，叫了几声“同胞”，谁知第二天就接到了一封信，上面说，他不该将所有听讲报的人都叫做“同胞”，“必得认国民捐的人，才可称他同胞呢!”卢菊庄说，他不赞同如此偏激的意见，“说话办事，都要向光明正大的路上走，一入了尖巧一派，或是激烈一派，不但于事无益，一定要起风波，因著些微小事，必至贻误大局。”《京话日报》主人彭翼仲在该文后批道：“道德之言，字字金玉，同志君子，千万留心。”

　　正好这时候，山东出了一个佣工李墨林，他自打知道国民捐的消息，就入了迷，千方百计要让家里人都认捐。他娘舅不情愿，他就跑到娘舅家里，拿着借来的报纸，“翻来覆去的念叨，念完了又讲，讲完了又劝”，气得娘舅把他赶出去，要和他断绝亲戚关系。彭翼仲在这则报道下加了按语，道是：“这篇演说的意思，并不是替李墨林出气，此人热血有余，见解欠明，没学力的人，勉强求着开通，不但自己乱撞头，还许把好事带累坏。”彭翼仲的喟叹，呼应着梁济的忧虑。启蒙者们意识到，单纯的爱国热情，不一定能够推动现代意识的普及、文明社会的创立。

　　声势浩大的国民捐运动，或许造就了许多热心爱国、慷慨赴难的国民，但仍然无法让他们成为具备民主平等、言论自由之类现代理性的公民。

　　国民捐运动持续了一年有余，《京话日报》得罪了曾大力提倡国民捐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彭翼仲获罪，流放新疆，《京话日报》关闭，这场运动也就自然停止了。随后，大清银行出面宣布：发还捐款，各人凭收条到银行具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