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拗不过老爷，只好把自己的首饰折卖了四十多两银子，打发下人送到银行里去，还不敢报自己的名字，只是为了“替儿孙积点儿阴德”。

　　另外的打击来自西方人和中国的南方人。一份投稿说“我认识几个外国朋友，每逢谈起话来，他们就问道：国民捐办的怎么样了?不容我回答，跟着他又说，贵国的国民，你想都明白了吗?”对此投稿者只能“苦笑摇头”。而“江南朋友”说南边都知道国民捐的事，“只怕照着现在的办法，还不行啵”。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所欠外债，庚子那场大祸，可是没有南方人的事，大众跟着受冤枉罪……今天再叫人家倾家荡产，拼出命来认捐，真正的罪魁祸首，反而逍遥事外，若照着宪法说，实在没有这样的道理罢。”《京话日报》的社论无奈地说：

　　“日后人家真要来瓜分，绝不跟咱们分南北”，希望能唤起江南人的国族意识，努力认捐。

　　至于中下层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谣言”。《京话日报》上记载了许多类似这样的话：

　　“听别人告诉我，国民捐的事，就是叫大家认捐，户部银行，专管这当子事，王公大臣，已经都认过捐，家家户户，都得按着人头去报捐，将来挨户严查，如有漏捐的，就要罚办，我本没有钱，听见这个话，又不能不信，果真来查，到那时节，罚呀，办呀，倒觉着麻烦了，赶紧凑了几钱银子，先给银行里送去了，只当作破财啵……有好些人，都是那么告诉我，不然我还不捐呢。”(《好大的谣言》)

　　而地方上确实出现了“抗捐”和“派捐”的不良现象。如河北永清县有位“土圣人”，“素常把持公事，鱼肉乡里”，他对乡民们说：“你们要上外国捐吗?

　　真是糊涂极啦，本村修庙迎神许多的善事，全不肯捐，为什么你们全捐在外国去呀?如果给外国捐一元，本村必须捐十倍才对!”吓得大家都不敢认捐了。

　　安徽宣城县知县则对本县提倡捐款的万廪生说：“你是一个小民，捐了这们些个款项，我是一个知县，又当怎么样?我没有力量，不能够跟着你学。”下令不许在县内收捐。

　　反过来，据上海《新闻报》报道，河南永宁县知县史，借端勒派，专用压力，还要从中取利，让“国民捐”在当地的名声极坏。而地方上的一般做法，据知情者讲述，是“各村正副，跟董事人等，拿着国民义务传单，沿门去问，不拘多少，随意乐捐……不读书的，不知国家，不过说是官长派捐，又经董事人等，登门来问，驳不开脸皮儿，勉强认捐，一转身儿就埋怨道，国家可穷坏了，向民间借起钱来了!”以至于有人粘贴报单称：“不是国民捐，直是要命单!”

　　捐款最热烈的北京，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如“东安市场讲报处，用荆条筐做成大闷葫芦罐，巡警疑心借机敛财，不准摆放”，而阜城门外流氓聚赌，却宣扬说赌局抽出“头儿钱”，都交给王子贞上捐。

　　“热血有余，见解欠明。”

　　可以想象，当《京话日报》那些热心认捐、劝捐的读者看到这些报道，他们的怒火会有多高。他们已经不肯像梁济说的“还是好好的对付”。激于义愤，他们纷纷投书报馆，提出了种种激烈的方法：

　　有人说，满街卖的小唱本儿，是一个“祸根”，是讲报处的“仇敌”，他抱怨说，全世界都没有中国这样的出版自由，希望工巡局能够查禁这些唱本儿;

　　还有人认为“北京的茶馆、烟馆、酒铺，是造谣言的总机关”，主张“可以由各局，传谕茶馆烟馆酒铺掌柜，以后有喝茶的吸烟的喝酒的，最好按着钟点办，再不然就硬来，解完了渴，过完了瘾，赶紧劝他走，如有不遵的，准其掌柜报局”;不断有人主张由政府出面对捐款者和不捐者加以甄别，实行奖惩。有的说，要分出三等徽章，依据捐款金额分发捐款者;有人嫌徽章不够显眼：“把大大的国民二字，印在长方纸上，作为标记，左边注明年月，右边注明报捐数目，共分六等，纸张大小颜色等等不同”，发给捐款者。马上有人反对这个提议，认为对“穷朋友”不公平，应当“印一个标记，无论贫富多寡，一律粘贴”，甚至“上捐时候，问明住址，大家另凑公议，按照妙峰山刷报子似的，锣鼓喧闹，硬给他贴在门上。”他们说，这样一来，“认过捐的，大众都以为体面，不认捐的，自然就以为难看了，知道难看，就得掏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