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月里的一个黄昏，堂伯母悄悄为我们挑来两筐土豆。她用两件旧衣裳覆盖着装土豆的筐子。她怕邻居瞧见在背后指指点点。那时，我们家储存土豆的那个房间已经变得空空荡荡，储存红薯的地窖也已变得空空荡荡。地窖入口挂满了白雾般的蛛网。母亲惆怅地说，这都是因为我们家的地太少，而嘴巴又太多了。她说的嘴巴，还包括了狗的嘴巴、猪的嘴巴、牛的嘴巴。

　　那些年，我们家的粮食总是不够吃。玉米不够吃、土豆不够吃、红薯也不够吃，只有西红柿和黄瓜吃不完。玉米地里随处可见西红柿碧绿的身影。炎热的夏季，拎一只小竹篮钻进湖水般摇曳而又密不透风的玉米地，出来的时候，手中就是满满一篮殷红殷红的野西红柿，嘴角还淌着西红柿鲜红的汁液。种在红薯地里的黄瓜，一直可以吃到秋天。但它们到底只是餐桌上的点心。

　　某个夜晚，母亲和父亲在餐桌上做出一个重要决定：花点时间把位于玉米地和森林之间的那三条长满了灌木丛和茅草的山丘开垦出来，种上土豆和红薯;把两块临近菜园、荒凉多年的土地也开垦出来，种上红豆。同时决定在玉米地的背阴地带种上高粱——那年底，母亲为我们烹饪了一顿棕栗色的高粱粑粑，味道相当可口。我们家自这年起，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垦荒运动。

　　村子里的人莫不如此，没有几户人家拥有富余的土地。常年在头顶缠着一条青色头帕的祖母，不仅在苹果树的阴影里种满了魔芋、紫叶苏、辣椒和茄子，而且把马路边狭窄的空地悉数开垦了出来，种上了四季豆、豌豆和扁豆。如果允许，她还想把整条铺满了石子的马路挖掉。根据人们恶意的揣测，她甚至还想把土豆种到云朵上去，种到梦里去。遗憾的是，谁也没有掌握那样的本领。

　　事情甚至脱离了原有的轨迹。一个上午，祖父在玉米地里劳动时，意外地发现那条古老的地界线向他们家的地里移动了三寸。他大吃一惊。起初，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待把眼睛擦亮核实了三遍之后，他才确信那不是因为眼花，更不是白日梦，而是地界另外一边的玉米地的主人施行了挪移乾坤的魔法。祖父也会这样的魔法。他强压住内心熊熊燃烧的怒火，默念咒语将那条地界线挪回了原位。

　　村子里因地界问题引起的纠纷，层出不穷。邻村一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人喂养的一群雏鸡，没有经过任何允许，私自越过木槿花栅栏，跑到他兄弟家的玉米地里捉虫子吃，两兄弟为此大打出手。他兄弟在斗殴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而他被警察逮捕，蹲了好几年监狱。类似的事情也差点发生在父亲和他的兄弟身上。

　　雨季的一个清晨，也有可能是秋天的一个上午，父亲和叔叔为了一棵树的归属权，在众多邻居的围观之下进行搏斗。母亲闻讯从玉米地里赶来。她手里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恰好装着两把刃口被磨得雪亮的镰刀。叔叔从母亲手中抢起一把镰刀，向父亲挥去;父亲为了自卫，抄起另外一把……祖父和祖母也从玉米地里赶了回来。他们拉偏架，祖父要棒打父亲，祖母也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父亲。

　　母亲慌忙跑回家，用一把锁把我们锁在房间里。我们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声音被卡在喉管里。我们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牢牢缚住。

　　紧绷的空气，如暴风雨过境，终于松弛下来。那条湿漉漉的小径上，父亲带着一个失败者特有的气息回来了。像一只刚刚在斗鸡场上落败的公鸡。我们站在墙角的阴影里，神色忧戚地望着他。但他并不看向我们，而是用半个身子撞开门。门哐当哐当作响，像是散了架，要倒下来。他冲进光线晦暗的工作间翻箱倒柜。陈年灰尘的味道，机械润滑油的味道，环绕着我们的鼻子。

　　我们从未见过的一把带柄的尖刀，出现在父亲手里。他怒气冲冲地坐在磨刀石前，嚯嚯地磨着那把锈迹斑斑的尖刀。刀的刃口，渐渐闪现出一片冷森森的雪。父亲把刀举起来，刀刃对着自己变形的脸。他用右手的食指，拭了拭雪亮的刀锋，然后又将嘴巴卷起筒状，吹了吹……母亲阻止了父亲即将展开的行动。

　　中午，我们围坐在餐桌旁，小心翼翼地咀嚼着母亲烹饪的食物，尽量不让嘴巴发出任何声响。父亲忽然停止咀嚼，满怀期待地问我和哥哥，以后会不会给他报仇?我和哥哥被这忽如其来的阵势吓懵了，低头沉默不语。父亲失望地扔掉手中的筷子，脸色铁青而沮丧。他独自舔舐着内心的伤口。

　　另外一个上午，为了捍卫一丘荒地的归属权和作为男人的尊严，被恶言恶语激怒的父亲，抄起手中的扁担迎向他嚣张跋扈的叔父;几天之后的一个黄昏，当他们在村子里另外一条路上狭路相逢时，毫无防备的父亲被他的叔父偷袭……

　　世界重归平静。我们家一下子多出了不少土地。但母亲仍觉得不够多。我们都不知道她要拥有多少土地才算满意。事实上也是，那多出来的一点土地，一年也就多收四五筐土豆而已。对于那么多张嘴巴而言，那些土豆只够塞牙缝。

　　正是此时，H先生同意将他家的玉米地租给我们耕种。H先生和他的妻子都已年迈得走不动路了。尽管我们家离H先生家的玉米地十分遥远，要翻过一座山冈，穿过村委会广场，再沿着乡村公路步行一段时间才能到达，但父亲和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兴高采烈地在那块地里种上了玉米、土豆和红薯。

　　我们把H先生家的玉米地租种了多少年，我不得而知，但是从此以后，母亲相继租种过村子里好几户人家的玉米地。她对那些肥沃的能分娩玉米和土豆的土地，怀有近乎宗教般的热诚。尤其是玉米抽穗扬粉的那段日子，她恨不得整日整夜地把自己置身于玉米地，直至渐渐饱满起来的玉米棒垂下金色的头颅。

　　二

　　我和哥哥睡在二楼的一个房间。同一张紧挨着窗子的床上。我们像父亲和母亲那样，各睡一头，互不打扰。棉被下边铺着厚厚一层睡上去时会沙沙作响的干稻草。干稻草上余留许多空稻壳，偶尔还能找到一两粒完整的稻谷，但剥开稻谷，里面并没有白玉似的大米娃娃。稻谷是瘪的。

　　我们头顶的阁楼上，堆放着无数个已经被剥掉玉米壳的玉米棒。它们毫无规律地躺在一起，就像熟睡的玉米人。有时，我会胡思乱想，那些玉米人是会在梦中生孩子的。灰尘在金色的光束中狂舞。我们能够从它们的细微变化中，感受到玉米沉甸甸的重量。父亲已明言禁止我们在楼板上跑动或者蹦跳。他担心楼板承受不住骤然增大的重力。事实上，那些楼板是他亲手铺上的。他应该相信它们。

　　但我们不是时时刻刻都会想到玉米。我们甚至非常讨厌玉米。因为我们天天都要吃母亲做的玉米面饭，或玉米面糊糊。尽管在我们家做过客的人，都夸赞过母亲非凡的厨艺，但天天吃，谁也受不了。我们宁愿天天吃土豆，也不愿意偶尔吃一顿玉米面饭。可母亲坚持着她独特的一套理论。她说，不吃一点玉米面饭，干活就没有一丝力气。我们身上的力气，都是玉米面变出来的。

　　只有在夜晚，尤其是冬日与墙壁一样冰冷而又坚硬的黑漆漆的夜晚，我们才频繁地想到玉米。但这也并非因为我们睡在玉米下边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玉米，而是在黑暗中将玉米啃噬得咔嚓咔嚓作响的老鼠，让我们想到了玉米。

　　老鼠可不是一般的多。好像只要黑夜吹响隐秘的口哨，抑或以我们拉灯为信号，它们就迫不及待地从各自的洞穴里悉数溜出。黑夜是它们的乐园。每个晚上，它们啃噬玉米的声音都吵得我们不得安宁。刚刚躺下，那种细碎的密密匝匝的声音就从头顶涌现。偶尔从有老鼠出没的噩梦中惊醒，我都不敢摸自己的耳朵和鼻子。我怕摸不到自己的耳朵和鼻子。就像睡觉前用手指过月亮一样。

　　黑夜是一个声音放大器，任何细微的声响，都会被它敏锐地捕捉到，并成百上千倍地放大。老鼠们在我们的头顶叮咚叮咚地奔跑——“活像一群响马强盗。”父亲总是会在第二天清晨神色夸张地说——咯吱咯吱地唱着歌，偶尔还会为了某件事情争吵不休，甚至打上一架，发出局促而尖利的叫声。

　　我们不时学一声猫叫，企图唤醒老鼠古老的记忆。那遗传自祖先的对猫的恐惧。不知是忽如其来的声音惊到了它们，还是那声足以乱真的猫叫在它们小小的头脑中迅速形成了一只猫的形象，它们哗啦一声从黑暗中逃匿得无影无踪。阁楼上腾起一阵声音的烟尘。但不一会儿，它们又会从各个角落汇集到我们头顶。

　　我们也会在黑暗中大吼一声，或响亮地持续拍手，或扔一件随手可及的东西——一只鞋子，一个不知什么时候滚落在角落里的土豆——到阁楼上，但收效同样甚微。它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几至有恃无恐的地步。更令人恐惧的是，它们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它们在阁楼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粪便和无数玉米的碎屑。

　　母亲首先在客厅采取了措施。她把四个墙角的洞口与缝隙全部用泥巴堵死，门缝处也搁一块挡板，严防老鼠出入。客厅的一角存储着雪白的玉米面。但依然有不速之客从密道溜进来。它们在昏暗的灯影里拖着一条铁线似的尾巴，滴溜着两只黑豆般的小眼睛，沿着墙角无声无息地奔跑，像一团团虚幻的影子。

　　父亲从集市上带回一包鼠药。

　　我见过那个兜售鼠药的老头。来自大河对岸一个专门配制鼠药的家族。他常年戴一顶鼠灰色鸭舌帽，下巴上蓄着一撮鼠灰色胡子，爬满可疑斑点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鼠灰色眼镜。背佝偻着。像一只上了年纪的老鼠。他的摊位位于集市一棵古老的灯笼花树下。摊位的一角，摆着高高两堆圆滚滚的老鼠。仿佛只要用手指戳一下它们凉飕飕的肚皮，它们即刻就会翻身而起，骨碌着两只小眼睛逃跑。

　　肚皮圆滚滚的老鼠，都是购买鼠药的人带来的。十只成年老鼠，可以兑换一包鼠药。据说那个外貌与老鼠无异的老头把老鼠带走后，会从它们粗壮的尾巴里拔出一缕缕银丝，然后托人捎到遥远的省会，可以卖一大笔钱。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捉一只老鼠做实验，果然从它的尾巴上拔出了韧性十足的银丝。但不知其用途，随即扔在了花园里。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可惜。

　　那个老头的鼠药很有力道，放倒一大片老鼠。每天清晨，都会见到父亲从阁楼上拎下来一串老鼠，跟猫崽一般大小。它们灰色的肚子圆滚滚的，装满了来不及消化的玉米，但四肢冰凉，总让人想到它们被摆在集市上示众的样子。

　　可没过多少日子，父亲就宣告鼠药失效了。因为接连两三个清晨，他都是空着双手从楼梯上走下来。他没有找到一只老鼠。而夜间，老鼠们依然在阁楼上生龙活虎地偷食玉米。我们猜测，不是老鼠在黑暗的洞穴里梦见了解药的配方，就是它们从误食鼠药的同胞身上吸取了教训。它们鬼精得很。

　　宣布这个消息的第二天，父亲就拎着两串老鼠——像拎着两袋沉甸甸的玉米，到集市上换回了一包新鼠药。据那个身世神秘的老头声称，这是他最新配制的一款鼠药，堪称猛虎之药。他还信誓旦旦地说：如果见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不仅把退还给他的鼠药全部吃掉，而且从此不在集市上抛头露面。

　　投放鼠药的同时，父亲还购回了好几只捕鼠夹。他像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在老鼠出没的必经之地布下天罗地网，设下重重陷阱。他在捕鼠夹的机关前放上几颗玉米，作为诱饵，引诱贪心者上钩。晚上，但凡听见刺耳的吱吱咕咕的尖叫声在黑暗中撕开一道道声音的裂缝，我们就知道有倒霉蛋失去了自由。

　　我们想过如此多的办法，试图将老鼠赶尽杀绝，也一度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可鼠患依然严重。它们就像在捕鼠夹上标注了记号一样，会巧妙地绕过这些精心布置的圈套。它们的鼻子，不会轻易被鼠药的气味迷惑。

　　父亲说，老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

　　三

　　另外一间阁楼上，总有一些什么神秘的东西，吸引着我们爬上楼梯。但当我们真正爬到黑黝黝的楼梯口，却又有些犹豫。

　　阁楼上光线暗淡，墙角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蜘蛛网。腿脚细长的黑蜘蛛虎视眈眈地盘踞蛛网中心。它们天生一张令人恶心的巫婆脸。如果被它们叮咬一口，心跳会在瞬间快得数不过来。不过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在窗台上见过一只棕红色的小瓶子，里面装着半瓶棕红色药液。父亲说，被黑蜘蛛咬了，伤口也会长出一只黑蜘蛛，但只要涂抹一点瓶子里的药水，那只蜘蛛很快就会消失不见。

　　父亲藏了许多宝贝在这里。我们幻想用木头制作一辆自行车，需要两个滑轮;幻想制作一匹可以在轨道上奔跑的木马，缺少几个关键的零部件;幻想制作一对能带着我们飞翔的翅膀……父亲的百宝箱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可我们既没有制作出自行车，也没有制作出木马和翅膀。我们的想法一直在变。

　　五月的一个上午，我们在阁楼的一角赫然发现了两条长长的缀满易碎鳞片的蛇蜕。根据蛇蜕的长度估计，是两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大蛇。我们立即屏息凝声，倒退着，猫手猫脚地逃离阁楼。我们不敢抬起眼睛四处打量。我们担心冷不丁地在某个墙洞里撞见一双冷森森的眼睛和一条猩红的蛇信子。

　　我们及时把这一信息告诉给了父亲，希望他早点采取行动。但他表现得相当坦然。“是家蛇，在房间里捕捉老鼠的。”他几乎是笑着对我们说。也就是这一天，我知道了我们家的阁楼上住着两条蛇。但是谁也没有见过它们，除了它们脱下来的已经风干的衣服。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只是从此之后，我就很少独自去阁楼玩耍了。晚上去这间阁楼下的房间，也总是心神不宁。

　　仲夏的一个午后，大人们顶着烈日在玉米地里忙碌。玉米林里繁衍出大块大块的阴影。炫目而炽热的阳光堆满院子。像是火焰在燃烧。我迷迷糊糊地向父亲和母亲的卧室走去。可能是他们的床吸引着我越来越沉重的身体。也有可能，我是在某种意识的驱使之下，情不自禁地走了进去。

　　刚刚推开卧室的那扇门，睡意昏沉的我竟隐约瞥见床榻里侧的墙壁上有一根黑色的小木棍在晃动。我以前从未见过，有些好奇。我用手背把眼睛揉亮，凑近床头一看，心里猛地咯噔一下，整个上半身都跟着弹了回来，身体里的疲惫和睡意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跑到烫脚的院子里，哭着嗓子大声呼喊父亲。

　　我的声音颤抖，充满了无言的恐惧。我看见了一条蛇的尾巴。那条布满了黑色斑纹的尾巴，从墙壁上一道狭长的缝隙里露出来。房间没有粉刷。那条尾巴缓缓地倔强地蜷曲着。像是在痛苦地挣扎。我看见了无形的力。藤蔓植物的力。

　　父亲从玉米地里匆匆赶了回来。额头上淌着一片闪着光的汗珠。脸颊上也是。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黑着脸把我训斥了一番。我说不出一句话。词语挤在紧缩的喉咙里，乱成一团。我把父亲引到他们睡觉的卧室。那条布满黑色斑纹的尾巴还在那里蜷曲着。它的存在，证明我没有说谎，而且有理由叫父亲回来。

　　父亲的脸没有先前那样黑了，但依旧紧绷着，像岩石一样坚硬。我猜不透他的心思。可能是担心打草惊蛇。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事情不宜声张。他小心翼翼地挪开床，不让床脚发出一丝声响。他把可能产生的声音，摁灭在手心里。

　　那条布满黑色鳞状斑纹的蛇尾巴，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一条异常粗大的尾巴。可以想见蛇身令人害怕的尺寸。让人想到蟒蛇。想到龙一样的脸和麒麟的角。想到古老的传说。奇怪的是，它听见了动静，并没有立即逃走。

　　父亲拿起一根木棍，试探性地碰了碰那条尾巴。它就像被滚烫的开水淋到了要害一样，反应激烈，极力扭动。我又看见了藤蔓植物的力。它要把空气中的所有东西都打碎。它正在努力地往墙洞里缩去。正是这时，父亲果断地伸出他那双铁钳般的大手，抓住了那截滑溜溜的扭动着的尾巴。那截尾巴越来越短。

　　蛇被卡在了墙洞里。要把它拔出来。否则整条蛇会腐烂在墙洞里。那样的话，我们就得把整面墙拆掉。父亲终于说话了。

　　父亲的脸、脖子以及两条手臂，都涨得通红。脖子和手臂上，爬满了青色的蚯蚓。我想他正蹲在地上以使重心下移的两条大腿也爬满了青色的蚯蚓。他试图将那条倒霉透顶的蛇从墙洞里拔出来。可是蛇露在外面的那截尾巴太滑了，而且也不够长，使不上劲。也有可能是它被死死地卡在了缝隙里。

　　蛇尾在父亲手中像激流中的波纹一样挣扎。它在与父亲的手舍命搏斗。

　　父亲临时改变了策略。他紧紧抓住那截尾巴，让我帮他解下衬衣纽扣。他用衬衣下摆裹住了那截滑溜溜的尾巴，并把尾巴的末端递进嘴里，用两排牙齿死死咬着。这一招很管用。蛇身终于被拔出来一点。但它往墙洞里边挣扎得更厉害了。黑暗才是它的归属。我和父亲都听见了噗噗作响的摩擦声，在墙洞里旋转。

　　父亲需要一个帮手。可房间里除了我，再无他人。他吩咐我用双手抓住那截滑溜溜的尾巴。他好找来锤子和钢钻，撬开构成墙洞的石块。我的心砰砰跳动。就像被黑蜘蛛咬过一样。我怀着恐惧走近那条尾巴。我迟疑地伸出颤抖的右手，却始终不敢触摸那些诡异的斑纹。忽然，一股浓烈的鱼腥味，攀着一根无形的绳索，钻进了我的鼻孔。午餐在我的胃里翻滚。

　　父亲的眼里缓缓升起怒火。那些尚未成形的火焰，迫使我战胜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我再次迟疑地伸出右手。我的中指肚触到一道冰凉的闪电。我差点失声叫了出来。那股令人不寒而栗的凉意，瞬间传遍身体的每个角落，每根神经。我迅速抽回受惊的右手。实际上，是右手在那个瞬间自己缩了回来。

　　父亲生气了，像一头狮子那样对我怒目而视。我几乎是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在一阵陌生的颤栗和慌乱中，抓住了那截光滑、潮湿而又冰凉的尾巴。就像是抓住了一个噩梦的尾巴。一个魔鬼的尾巴。来自黑暗洞穴中的力，来自藤蔓植物的力，来自河流的力，来自神灵的力，通过我冰凉的双手，噩梦般缠绕着我。

　　我的心跳越来越快，快得都快数不过来了，就像是被无数只黑蜘蛛咬过一样。我爬满腥味的双手上，已长出了一只只巨大的黑蜘蛛。它们都有一张巫婆般丑陋的脸。它们沿着手臂向我爬来。它们纤细的长脚抓得我皮肤发痒。

　　父亲敲掉了墙洞外围的石块，再次抓住了光滑斑斓的蛇身。

　　这条神秘的大蛇，终于在一阵持续的噗噗声中，从父亲的手中，从我的手中，露出真容。但还有一部分被牢牢地卡在黑黝黝的墙洞里。是闻讯而来的叔叔帮忙撬开了墙壁上最关键的两块石头，它才被完整地救出。它的长度超过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它滑溜溜的带着闪电的皮肤，被墙洞中尖锐的石块刮伤。

　　这条神秘的大蛇已奄奄一息，但那股无形的力，许多年后还在我的手中挣扎。它的食道，鼓鼓囊囊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移动。父亲说，那是一只老鼠。话音刚落，立即就有老鼠吱吱叫唤的声音，从看不见的幽暗角落隐约传来。

　　它是为了追捕那只老鼠，才让自己身陷险境。

　　四

　　三月的时候，父亲身上长满了隐形的羽毛，还有一对巨大的翅膀。他要出远门了。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临行前的那几天，他把楼上楼下检查了一个遍。他给空洞的窗子钉上木条。给空洞的门，钉上木条。给二楼阳台空洞的两端，钉上木条。他想把房间外部所有空洞的地方，都钉上木条。

　　家里的煤烧完了。母亲联系了村子里的一位马夫。马夫和他的儿子，在暮春的一个上午，各自赶着一匹黑黝黝的马，从另外一个村子为我们驮来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煤。下午，他们和他们的马，再次出现在我们家的院子里。一匹马吃去年的玉米壳的时候，忽然停下来，卷起尾巴，拉下一摞冒着热气的马粪。另外一匹马，打了两个漂亮的响鼻。母亲拿不出现钱，把账赊着。

　　父亲也认识这位马夫。正是他嘱咐母亲这么做的。他在一封字迹工整的信中对母亲说，家里没有煤了，就去找马夫。账先赊着。等我寄回来了，再还给他。以前，马夫给我们家驮过煤。父亲和他相谈甚欢。他认为马夫是一个信得过的人。

　　马夫跟他那匹马肚子上发光的皮肤一样黑，甚至还要黑一点。整张脸，从额头到下巴，都像是被太阳烤焦了。他戴一顶破旧的皮帽子。可能是由于常年赶马，他走路的时候，两只脚上各自镶了一只马蹄。嘚嘚的马蹄声从他的脚下响起。

　　马夫给我们讲述过他们家的故事。一年秋天，他们家和邻居家发生纠纷，双方动起了拳脚。邻居家人多势众，他们家吃了亏。他那如同小马驹一样冲动的儿子，冲进屋子，拖出一支火枪，上了膛，砰——一颗子弹向邻居射去。邻居的一只耳朵瞬间不知去向。警察来了。带走了他的妻子。他的儿子还没满十八周岁。

　　马夫离开后，父亲还在为他们家的不幸遭遇惆怅。他叹息着对母亲说：“他的身边要是有个‘二把手’，家里不知道过得有多殷实。”我记得马夫在讲述故事时说：“快了，还有两年就出来了。”

　　夏季的一个雨天，马夫来讨账。母亲正在厨房忙碌。马夫歪着脖子围着母亲说了一堆话。我在院子里瞧见马夫把手臂搭在母亲的肩上，母亲手里拿着锅铲，挣脱了。母亲对马夫说：“你不是叫他哥吗?”马夫盯着母亲说：“是的，没错呀。”他又准备把手搭到母亲的肩上。母亲像一条光滑的鱼，滑向了另外一个角落，对他说：“既然你叫他哥，你还这样?”马夫一愣，脸上更黑了，悻悻然离去。

　　另外一个雨天，母亲蹲在房间里挑选土豆。她根据个头的大小，把土豆分装进不同的篮子。那时，我们家的房间里堆满了土豆。那时，正值土豆收获的季节。马夫冒雨来了。他浑身湿漉漉的，散发着马身上的气味。刺鼻的气味。正是在那个堆满土豆的房间，马夫嬉皮笑脸地企图对母亲动手动脚，被母亲严词拒绝了。

　　我站在马夫身后，拳头捏得咯吱咯吱作响，喉咙冒烟，嘴唇打颤。我紧张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我的脑海里，始终闪烁着同一个画面：他的儿子从屋子里拖出一支火枪，砰——他邻居的一只耳朵不知去向。可惜我们家里没有火枪。

　　八月，玉米成熟了。玉米总是在八月成熟。祖母吩咐叔叔帮我们掰玉米棒。母亲负责在地里把玉米棒掰下来并装进筐子，叔叔则负责把玉米棒运回家里。

　　天气燥热，年轻的叔叔只穿一条白色背心。肩上披着一条蓝白条纹的毛巾。他回家歇脚的间隙，我看见他的双臂上长出了两只圆滚滚的小猪。两只爬满了青色蚯蚓的小猪。叔叔的额头爬满了汗珠。他的目光，落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他已经二十多岁了，但还没有说媳妇。也请媒婆说过媒，但都没有下文。

　　母亲做好了晚饭。祖母也在我们家。饭毕，大家围着飞利浦牌黑白电视机。与村子里其他人家一样，我们也把电视机当成宝贝，藏在父亲和母亲的卧室。母亲忙碌了一整天，浑身的骨头散了架，早早地睡下了。她当着我们的面，爬上床，钻进被窝，再褪下裤子。我们依然看电视。电视里正播放着一部功夫片。

　　窗外响起树叶发出的簌簌之声。晚风阵阵吹来。我们都打起了长长的呵欠。祖母吃不消，要回家睡觉了。她催促叔叔也早点回去。叔叔坐在椅子上打瞌睡。脑袋像一只结在藤蔓上的葫芦瓜，一下接一下地往地面坠落。他坐在那里，既拉不动，也推不动。他的脚长在了地上，屁股长在了椅子上。祖母只好留下来，继续看电视。不一会儿，她也打起了瞌睡，并发出老猫一般浑浊的呼噜声。

　　电视机的屏幕变成了一片呲呲作响的雪花。雪花中间，闪烁着一个黑白相间的球形图案。叔叔终于起身离开房间，眼睛红通通的，像个醉鬼。祖母跟在叔叔身后，像他臃肿的影子，缓缓移动。即使是夏天，她也穿着两件盘扣衣裳。

　　祖母和叔叔，迈着梦游症患者的步伐，漂浮在小径之上，消失在月光里。那夜的月光跟太阳一样亮。村子被月光照得发白。村子里没有秘密。

　　母亲把玉米棒晾晒在堂屋楼上。这个房间没有门，空洞洞的。父亲没有时间做门，也没有时间钉上木条。为了玉米不被强盗偷走，也为了耳朵听得更远，譬如说猪圈和牛圈的动静，母亲把床搬到了这里。一条被子垫在玉米棒上。玉米棒和骨头一样坚硬。母亲在玉米棒上睡了很多年。

　　十二月的一个黄昏，父亲回来了，可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被母亲轰了出去。母亲坐在炉火边，把这一天刚满三十六岁的脸埋在手心里，低声抽泣。父亲的口袋瘪瘪的，没有带回我们的学费。

　　深夜，父亲再次回来了。他坐在炉火边，沉默地抽烟。他的口袋里，装着我们的学费。父亲身上的羽毛不见了，那对巨大的翅膀也不见了。

　　父亲变回了原来的父亲。

　　五

　　父亲在梦里养了一只小猫。一只相当机灵的小猫。它浅黄的毛皮上缀满老虎的条形斑纹，脑袋棕黄，四只脚纯白。虽然才五个月大，但它的嘴唇两边已经长出八根银色胡须。父亲已经教会了它奔跑和爬树的本领。它第一次爬到高高的树杈上时，恐高症发作，颤巍巍地立在那里求救。父亲还通过意念把老鼠的形象和声音植入了它毛茸茸的脑袋。只要一听见虚拟的老鼠的叫唤声，它就会条件反射般地进入战备状态。经过半个月的训练，它成功地捕住了第一只老鼠。

　　父亲十分疼爱这只小猫，准备寻找一个恰当的时机把它带到现实生活中来。他已向一个极有可能认识的长者请教过将一只动物带离梦境的方法。可是有一天，为了追捕一只老鼠，这只小猫从他的梦中失踪了。他失魂落魄地寻找了许多日，也没有结果。他事后分析，是小猫在梦境错综复杂的迷宫中迷失了方向——尽管它有着异常灵敏的嗅觉，但再也找不着回到主人身边的那条小径。

　　正当父亲计划再在梦中养一只一模一样的小猫时，他在一位远房表弟家遇见了失踪的那只。父亲一眼就认出了从墙角一闪而逝的它。但或许是穿越了梦境，它已不认识昔日的主人。父亲的表弟答应将那只小猫送给他。晚餐后，父亲猫手猫脚地向它靠近，试图一把抓住它的后颈，可不及父亲靠近，它就从一扇洞开的窗子里一跃而出，像梦中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两个月之后，一个落着春雪的日子，父亲的远房表弟将那只小猫成功诱捕。“这只猫性子野，喜欢打鸡群的主意，而且不捉老鼠，像只野猫。”表叔将它送到我们家时非常抱歉地说。我们用一根长长的绳子拴着它的脖子。它认生，藏在餐桌底下。只要听见我们的脚步声，它就向光线更暗的地方躲去。实在无处可藏，它便弓起后背，周身毛发直竖，嘴里呜呜直叫，向我们发出严重警告。它像老虎一样令人害怕。

　　这只猫并非如表叔描述得那样顽劣。时间唤醒了它的记忆，它很快就把自己当成了我们这个家庭里的重要成员。它不是很喜欢让人抱。它喜欢独自坐在一把椅子上，像夏天的叔叔一样，把目光望向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母亲时常努着嘴巴对我们说，你看，它一个人坐在那里。有时一天也见不到它的影子，只听得到楼上传来猫脚噌噌跑动的声音和老鼠吱吱嘎嘎的叫唤。它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猫来到我们家的那年冬天，父亲从乌鲁木齐回来了。他多出了两只脚。他是拄着一对拐杖回来的。春天的时候，他从二楼的外墙上像一袋水泥重重地坠落于地。脚手架发生了断裂。他的右脚脚踝，被摔成粉碎性骨折。三根脚趾头，失去了知觉。他在医院昏睡了三天三夜，才睁开疲惫的眼睛。他发皱的皮肤下，埋着几颗钢钉。雨天到来之前，那几颗钢钉会在他的骨头里旋转。他疼得直不起腰。

　　我们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就像陷入了长满水草的沼泽地带。所有人的脸，都像雨天一样忧郁。只有那只猫像往日那样活泼好动。它已经无师自通地掌握了捕捉松鼠和麻雀的本领，甚至连小蛇也成为它独自享用的美餐。天气晴朗的日子，它会在院子里给我们表演“玩狮子”节目。父亲的脸上浮起笑容。牙齿露了出来。我们的脸上也浮起笑容。牙齿露了出来。我们笑得合不拢嘴。

　　母亲租种了更多的玉米地，养了更多的猪。母亲成为村子里最忙碌的农妇。她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也恨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白昼。玉米地里的活永远也干不完，猪的肚子永远也喂不饱。母亲总是踏着暮色归来。

　　父亲每天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和猫交谈。猫有时会钻进他的怀里，接受他双手粗糙的抚摸。他的右腿，绑在笨重的石膏里。他像机器人一样笨拙。他在房间里移动的时候，不得不拄着拐杖，地面笃笃笃地发出沉重的响声。像是有人在下面用棍子捅着天花板。

　　父亲奇迹般地站立了起来。他的身上又长出了隐形的羽毛，还有一对隐形的翅膀。只不过，它们不再像几年之前那样充满光泽和活力，而是灰突突的，病恹恹的，像淋过一场细雨。父亲六十岁那年，它们完全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

　　父亲六十一岁那年春天，母亲在电话里给我报信：“那只猫走了。可惜了……这十几年来，我们家里连老鼠儿都见不到一只。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避鼠的猫……”母亲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的脑海里像烟雾一样盘旋。我莫名其妙地联想到了父亲。但我没有对任何一个人透露。

　　我毫无来由的预感得到了证实：一年后，父亲离开了我们。而这时，我们家的土豆已经多得吃不完。母亲每年都要卖掉许多土豆。五毛钱一斤。“太廉价了。”我们对母亲说。我们在更远的地方对母亲说。

　　现在，母亲独自生活在村子里。村子空了。我们家的花园和父亲的墓地，在春夏两季，都会开满姹紫嫣红的格桑花。父亲从新疆玛纳斯带回的种子。照料花园的母亲，被孤独的群山包围。皱纹在一夜之间爬上她的脸庞。即使常年使用染发剂，也难以掩饰两鬓最新钻出来的点点白发。

　　没有多少人种地了。村子里整块整块的玉米地被撂荒，长满了灌木和野草。我们叮嘱母亲也少种点玉米和土豆，可她不仅把我们家的地种满了，还租种着堂伯母家的一块玉米地。“只有忙碌起来，才不会沉浸在往事里。”她说。

　　母亲还养了一只猫，三条狗，一群鸡，数头猪。

　　我们管她叫动物园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