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武昌首义，各省响应。山西巡抚陆钟琦拒绝了合作，以死报答朝廷知遇之恩。但多数省份却是兵不血刃，一枪未放，也未见侵扰百姓，江苏巡抚程德全反正之后，为表示革命必须有破坏，遂以竹竿子挑去巡抚衙门屋檐的几片瓦了事。反正的程德全宣布独立后，巡抚更名都督，一面剪去自己的辫发表示自己的革命决心，一面收集院司各种印信，销毁于都督府大堂，与旧体制割断联系。

　　结束帝制，倾向共和，乃民军之意，万众之心。清室以妥协方式逊位，从此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避免了身首异处，血光之灾，国家防止了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百姓也幸脱了商辍于涂，士露于野，民国则以和平继受了前朝的疆域人民。此乃中国的“光荣革命”。

　　上海《时报》1912年3月5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新陈代谢》，形象地概述了民国成立后多种领域的“兴灭”代谢：“共和政体兴，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兴，清朝灭;总统兴，皇帝灭;新内阁兴，旧内阁灭;新官制兴，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拜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虽说外面已改朝换代，百姓生活仍得继续。汾阳刘家堡距县城仅八里路，在该村关帝庙《重修关帝庙碑》的落款仍为宣统四年，对面戏台侧壁残留有“平邑自诚园”戏班申海山题记的“宣统四年五月廿九、六月一、二日在此亦乐乎”，而曾为府治且繁华异常的汾阳城内，已是民国元年了。是武昌起义的成功太过迅速，国人尚未能知晓，还是另有依恋?明亡后，朝鲜君臣以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万历帝)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李朝视清廷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廷公文贺表之外，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一切内部公文，仍以崇祯年号。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以崇祯年号，在明亡后以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恐非如此，对清廷的绝望早已成全民情绪，山西虽远离中枢，祸不舍远，汾阳也偏居一隅，疫不疏陬，民众企盼靡尽，舆情愤懑难释，人心已冷，兴致索然，此时的改朝换代水到渠成，大势所趋。

　　民初乡村，除却学堂遍设、乡校递增的变化，提倡国货、挽回利权的宣传，还有便是盗贼公行、人心浮动的恐慌了。兵衅既开，强者响应，匪盗啸聚，黠者揭竿，肆行劫掠，差队围攻，几成历史规律。越南河内遗民阮尚贤在其《旅晋感怀》中，纪录了辛亥年的亲身经历：“辛亥九月八日，晋军起事，余在晋城，几为军人枪击者再，以外人对，获免。出投旅馆，行李荡然，惟存旧书数卷而已。”明末掘李自成祖墓的边大绶，曾被自北京溃退的闯军从老家任丘押往太原，后乘隙逃脱，孤身还家，在其《虎口余生记》中记录了一路亲睹的土贼趁火打劫、杀人越货情形。金兵毁宋，李清照携金石碑帖南渡，屡遇土贼偷盗抢劫，收藏殆尽。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边百姓拍手称快，更随乱打劫。民众役抑既久，平日无上诉管道，王朝解体，秩序不再，乘势放纵发泄，哪有流连之情，扼腕之憾，有的却是按捺不住，兴奋异常，百姓与政府命运切割矣。于是那些兴建于冷兵器时代的坞壁，此时又得以修缮加固。刘家堡关帝庙即设于堡门洞之上，其功能在于庇护乡党，这一点上，民国元年没有宣统四年安然。清廷内阁承宣厅许宝蘅据历代江山鼎革的经验估计，每历改朝换代，中国人口必大幅减少：“世变至此，杀机方动，非生灵涂炭，户口减去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二，不能安宁。”孙中山也预计到了这一点，故他在1912年1月4日，复电袁世凯时称：“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曾被清廷派去镇压武昌起义的海军统制萨镇冰，不忍生灵涂炭，遂化装成商人，逃回福州老家，其临别赠言：“今老矣，不忍见无辜人民肝脑涂地，若长此迁延又无以对朝廷。君等皆青年，对于国家抱急进热诚，我受清廷厚恩，不能附和。今以舰队付君等，附南附北皆非所问，但求还我残躯以了余生。”他用灯语示知停泊在阳逻港的各军舰和雷艇：“我去矣，以后军事，尔等各船艇好自为之。”民初的动荡只是局部性的、小规模的，此乃历史的进步。

　　一棵大树轰然倒地，除却镇江驻防八镇副都统载穆、湖北安陆知府桂荫少数几个殉节者，旧官吏或脚底抹油，一走了之，或改头换面，重新上任，而不知不觉、秋毫无犯的百姓生活仍然继续着，所唱剧目，仍是《双玉镯》《梦鸳鸯》《如意图》《抱灵碑》《金刚庙》《明月珠》这样的老本子。鲁迅在《祝福》的结尾写道：“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亦如此。”在《阿Q正传》中则写道：“未庄人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但还没有什么大的异样。”阶级关系照旧，风俗习惯依旧，思想意识依旧，为改元后的大致面貌。

　　造物所忌，曰刻曰巧，圣贤处事，惟宽惟厚。辛亥后并未对前朝人物进行清算，游戏一旦结束便不再争斗，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场革命真的与大众的关系不大，而阿Q们指望的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或摸摸尼姑脸的愿望也未能实现，唯一的改变是男人脑后的辫子剪掉了。其实，阿Q们指望的是打砸抢，是地覆天翻。是谁阻止了原本的暴力革命与政治动荡?

　　清末出现的革命党与立宪派两种革新力量，二者皆以救国为目标，只是手段方法不同而已。前者主张革命，后者力求改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两派处于对立冲突态势。国民对于立宪有所期待，而革命的胜利多少带有偶然性。平和的立宪派，较之“短衣长剑入秦去，乱峰汹涌森如戈”的革命派，其基础更为厚实，影响更为广泛，经其长期努力，朝野渐成共识，人民的政治意识已渐次开放。杜亚泉曾言：“茫茫政海中，固有二大潮流，荣洄澎湃于其间。此二大潮流者，其一为革命运动，其一为立宪运动。革命运动者，改君主国为民主国;立宪运动者，变独裁为代议制。其始途颇殊，一则为激烈之主张，一则为温和之进步，及其成功，择殊途同归。由立宪运动而专制之政府倾，由革命运动而君主之特权废。民主立宪之中华民国，即由此二大政潮之相推相荡而成。”民国元年，南京政府公布的第一届内阁名单中，九位部长中，立宪派占六席，革命党只三席。民国建立后，立宪派的历史作用虽暂被隐匿，然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行为归于平和，却未趋于死寂，在袁世凯称帝时，立宪派乃知耻发奋，首先攘臂而起，护国讨袁。创造民国者，革命党也，再造民国者，立宪派也。

　　宣统三年10月29日太原首义后，为示与满清决裂，废旧年号，但新纪年未有，遂采用“黄帝纪年”。据景梅九回忆，山西大学堂瑞典籍教师高本汉离晋时，阎锡山以中华民国晋军分府正都督的名义，为之签发的护照日期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开国五千年，五族共一家”是当时的共识，但这样的纪年，显然较之宣统×年繁琐了许多，百姓的习惯是怎么方便怎么来。

　　南京临时政府改用阳历后，清廷也效仿之，民元1月15日，湖南籍同盟会员凌盛仪的日记道：“满清闻之，亦遂于本月十三日改为宣统四年一月一日，事事效颦，殊为无谓。”此改在独立的身份，未被理睬。5月11日，杨杏佛在北京等待留学时，给柳亚子写信道：“都中情形与南方大异，剪发辫者百无一人，且有仍用宣统四年者。”京师乃信息中枢，不存在闭塞情形，这样的纪年无疑是有意为之，盖与朝鲜使用崇祯纪年心理同。凡物有生皆有灭，此身非幻亦非真，但总有一些人，不愿承认现实政权的更迭，其中不光全是既得利益者，还有如王国维这样的文化人，心中有座坟，葬着未亡人。守旧的氛围中，中枢的京师与偏陬的汾阳，仍在宣统的旧秩序里，沐浴着最后一缕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