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乃孔子弟子，后为卫国蒲邑宰，亦是大夫孔悝的家臣。公元前480 年，孔悝被胁迎废太子蒯聩回卫国当国君。为救孔悝，子路说，“食其食者不避其难”，慨然赴死。激战中，子路冠上的一丝缨被击断，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就在其结缨正冠的瞬间，被人趁机杀死，死后受醢刑，被剁为肉酱。《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此有记载。

　　垂衣裳而天下治，衣裳于人可谓大矣。服装不光在乎遮羞避寒，更关乎礼。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礼即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即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礼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须符合其在家族内的身份和地位，而不同的身份又有着不同的行为规范。服装是礼最为表层的显相。什么质地的服装什么人穿，什么款式的服装什么人着，否则便是僭越冒充，便会有违礼之嫌。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管子曾曰：“衣服所以表贵贱也。”

　　黄帝制衣，交领右衽。孔子曾赞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胡服右衽也。赵武灵王曾令百姓“胡服骑射”，穿类似胡服的衣裳。衣裳事关国体矣。顺治元年，清兵进入北京城不多日，多尔衮即命兵部发文告：“凡投诚官吏，皆着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形制。”中原百姓为之大乱。后又发生孙之獬带头薙发易服之事。

　　庚子之变后，清廷推行新政，更法令，破旧习，且在军警中准许穿着西服，对民间衣饰控制也有松动，改装去辫俨然新政标志。民国前后，洋装渐风行域内，《申报》有文章描述当时的公务员：“头戴外国帽，眼架金丝镜，口吸纸卷烟，身着哔叽服，脚踏软皮鞋，吃西菜，住洋房，点电灯，卧铜床，以至台灯、毡毯、面盒、手巾、痰盂、便桶，无一非外国货，算来衣食住，处处仿效外国人。”其打破了那种表象的等级之分，暗合了所倡导的“人人平等”理念，但毕竟洋装与国人习俗有隙，诚如孙中山所言：“去辫之后，亟于易服，又急切不能得一适当之服式以需应之，于是争购呢绒，竞从西制，致使外货畅销，内货阻滞。”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服装旗袍、中山装应运而生。

　　旗袍，并非以旗为名的就是旗人的服装，现代旗袍来源于蒙人袍服、汉人长马甲和满人旗装，凝重端庄，温文尔雅。从西装传入后，汲取了西服的审美价值，以连衣裙为参照，依人体曲线对其重新剪裁，收拢腰身，衬起高胸。改良后旗袍一经推出，即风行市井，以致1920 年1 月18 日的上海《时报》感叹道：“近来上海女界旗袍盛行，闺秀勾栏，各竞其艳。” 身穿改良旗袍的女子，被视作女性解放的象征，而敢于借宽大的衣袖更多地袒露手臂，将旗袍收腰显露出身体曲线的女性，则被视作个性自由的象征。

　　中山装因孙中山先生创制而得名。据《中华文化习俗辞典》记载：“1912 年，孙中山参照中国原有衣裤特色，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于卫生，便于动作，易于经济，壮于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越南华侨黄隆生裁制出一种服装样式。”其大样为立翻领，对襟，四个贴袋，前襟五粒扣，袖口三扣，后片不破缝。其立翻领，喻严谨治国理念;上下左右四袋，喻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袋口为倒笔架形，寓意为以文治国;前襟五扣，则喻五族共和，又喻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袖口三扣，左喻平等、自由、博爱，右喻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后背不破缝，喻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对四袋五扣等的伦理解释，其实依然脱不了礼的出发点。

　　1929 年4 月，国民政府颁布《民国服制条例》中正式将旗袍、中山装定为国服。条例中规定，男子礼服包括一褂、二袍、三鞋、四帽;规定一定等级的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以表示遵奉先生之法。女子礼服有两款，一款是蓝上衣和黑裙，另一款是长身旗袍。建国后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在正式场合一概着中山装，中山装成了约定俗成的国服，以致老外又称中山装为“毛装”。此服影响远播，又因胡志明和金日成父子的改造，而分别被称作“胡志明装”和“金日成装”。只是旗袍，除宋庆龄等少数人外，无人再敢穿。

　　时下，旗袍、中山装已鲜有人披着，衣旗袍者多为饭店的服务员，旗袍被王家卫电影借来烘托老上海的怀旧气氛及东方式的暧昧欲望，也成了表象的符号。为了与国外接轨，为了显示开放，中山装是不能再穿了，于是乎衣中山装者上衣口袋里别着的那支钢笔，已不表示有文化，而被看作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保守，这也是表象的符号。如今，衣着更多体现的是财富，而不是礼，这何尝不是一种符号。“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带吴钩，不知是古时哪个朝代有志少年的装束，但穿国际名牌肯定是当下翩翩少年的不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