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篇并行于世的那首《菩萨蛮》如下: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伤心碧”,悲。“有人”,慈。在那满目“无我之境”的语词中,忽插入一强烈主观语“伤心”,真的有一下子击伤我们心灵的力量。那远望中的、使人触目伤心的一带碧色啊!我们所希望的,都在那边。它是一道门槛,我们过不去。它是我们欲望的焦点,却又是我们能力的极限。“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欧公把这伤心写白了,反没有这两个字耐咂磨。
而暝色,则是时间的终结,是我们等待的结果。等待,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和时间的无保障的契约。望岁是等待。望夫石是等待。望子成龙是等待。等待就是潘多拉盒子中仅剩的“希望”。当希望变成弱者的“巴望”时,那被等待的,被巴望的,就变为“残忍”,成了主宰:它使我们心灵受虐,却又是我们的精神支柱。“等待”是一个阴险的媒婆,她捏合了施虐狂和受虐狂。我们就是这样万劫不复的受虐狂。我们等待,耐心等待,最后等来的是暮色。(谁能摆脱这一宿命?)我们望眼欲穿,我们望穿秋水,最后却只能望洋兴叹。(谁的人生不仅仅是望梅止渴?)李白是这样表述的:时间已经终结,而空间依然空洞无物;希望已随时间死去,绝望却与空间并呈:玉阶连着长亭短亭,等待者心已碎,被等者没动静;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苦要等待?文字至此,已非文字,是一片大慈悲。
白居易《长相思》
写女子相思,李白开出如此境界,我们再看白居易的境界。
他的《长相思》全词如下: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白居易的这首词足以使我们享受着阅读的快感,并随着这轻快的节奏体味到一种若有若无的惆怅,我们的内心也随之充满了惆怅而澄澈,澄澈得有些透明的感伤——不,确切地说,是同情。他的技巧是不容置喙的,“汴水流,泗水流”对应着“思悠悠,恨悠悠”,物象和情绪之间有着巧妙的暗示(喻)。但一句“恨到归时方始休”却让我们的阅读期待大受挫折。有“归”还有“休”,了无余味,了无趣味,虽是虚拟,却已没了李白的大空虚。空才能包纳万境啊,白居易终究贫乏不能自存。这首小令因之充满了小女人味的生活理想,还带着她们常有的智商有限却好议论、情绪肤浅却易泛滥的特点。
把它拿来和李白的上面两首词相比,它唤起的是我们的同情,而不是悲悯。此词让我们关注了对象,甚至关心了对象,但不能让我们反观自身。白居易是一个关心弱势群体的人,这本来很可贵,很值得提倡,但他是高高在上,并把这种关心看成是自己的道德光荣。他不能从他“关怀”的对象那里看出自身同样被奴役的命运,反而看出了自己身份的高贵和道德的高尚,从而觉得自己能摆脱那种命运。“关怀”只是一种对公众、对文化价值传统的表态,而不能成为他的生活方式。在个人的私生活上,他是一个庸俗得很的人。与李白相比,他缺少超越的东西。李白也在人群中厮混,他的精神与兴趣有时也能与人打成一片,但却可以随时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白居易则虽然偶尔也有鸾凤之音,让我们“如听仙乐耳暂明”,并感慨“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但大多数的时候,他只能在地下,不能在天上。这很像是列宁评论人物时的妙喻: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
李白的境界是“无”,白居易的是“有”。无为万物之始,有仅是“小成”。道隐于小成。成者毁也,成了小,毁了大。白居易大不起来。
把他和李白比有点为难他,其实他不算太差。在地下也不算坏。最坏的是在底线下:下流。我们接着看。
温庭筠《菩萨蛮》
温庭筠先生是诗人,他现存诗还有330多首,并与另一个大名鼎鼎的李商隐齐名,被人称为“温李”。但他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倾大力量作词的人,大约词这种“艳科”的东西很适合他的个性,于是他便一发不可收地写了下去。文学史上很多事是有偶然的。词要出现,在各种适合的条件下,可能是必然的,但第一个以词出名的人是谁,大约只能从此人的个性中去找。温庭筠先生在晚唐,在那一片“刻意伤春复伤别”的末世悲凉里,干干脆脆清清楚楚地堕落,一点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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