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

　　——戴望舒

　　对一个以写作为终身职业的人来说，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里，今天我将竭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以流利的语言表达出我的感想与谢意。我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从小感染到开放而自由的观念，奋进不懈的意志使我从事于与自己的行业完全不相干的写作;我曾担任过商业法规的教员、铁路公司的职员以及经济记者;在上述职业的过程中，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读书和写作成了我的一件乐事。18岁那一年，我是怀着好奇的心理在偷偷地练习着毫不熟悉的写作。是孱弱的病体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我染上慢性病，健康状况很差，不得不脱离工作，隐居到乡间，空闲时只能按医嘱做一些轻松省力的事，其中主要用来写诗，没想到一下笔就不可收拾，写诗竟成了我的生命。

　　寂寞与沉思的时刻是创作的最好时刻，寂寞与沉思使我感到自己与世界的联系，感到自己并未与世界脱离，也永远不会脱离;从那以后，我总是对别人宣称，写诗的正确涵义是和人们沟通。

　　诗是把诗人多年来蕴藏于心中的一连串思索显示出来。每一首诗、每一部书都是一份恳求、一次呼唤、一种质询，答案则由读者在沉默、含蓄和不断的阅读中所赋予，所以诗就是诗人的询问和读者的答复之间的一种精妙绝伦的对话。

　　我很希望能找到妥当的字眼来形容诺贝尔文学奖对诗人的意义，可惜我无能为力，我只能保证，我的身体与心灵都和各位在一起，而诺贝尔奖本身也仿佛有感应——不是逐渐的、沉默的，而是突然的、集体的、同时的迸发出一种综合的声音，这种全面性和奇迹性的声音是用以回答我对世人永无休止的问题，瑞典文学院则代表这种集体同时迸发的声音向我传达，因此，我特别在此向各位表示最崇高的谢意。

　　另外，我也从各种情况来衡量今天我所获得的奖，我相信这个奖是含着和得奖人息息相关的文学传统而发，我个人也不例外，因为诗与艺术总是、而且特别是需要传统，在传统中每个作家顶多只代表在导向新表达方式过程里的一个小环节，他的基本任务是，运用不同的隐喻把燃烧的火炬传给热烈奋进的下一代，我们不难发现，诗人天生就是有完成这种使命的最高才智，除了在此种使命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诗人恐怕不会有其他更大的用处或成就。

　　反过来说，一个才气不高的诗人却常常可以在一个真正活泼而富于创造性的文学运动中扮演成功的角色;这方面，我有幸获得不少前辈的庇护和引导，在我出生之前，西班牙文化曾经经历过一次极为重要的革新过程，那段光辉的史实是各位熟知的;小说家如加尔多，诗人如马凯铎、乌纳穆诺、希蒙聂兹以及更早的贝奎尔，哲学家如奥特加，散文家如亚罗信与巴罗雅，戏剧家如瓦勒·殷克伦，画家如毕加索和米罗，作曲家如法拉等人，既非无缘无故出现，也非偶然的产物;由于他们的辛勤耕耘，我们这一代的人才有如此丰饶肥美的文化土壤，如此温暖的环境，没有这种优裕的土壤环境，我们也许会一无所成。

　　站在此刻发言的讲台上，我不能不提到敝国前辈作家为我和友人们所开辟的广大、肥美的土地，他们极尽可能地用了各种不同方式来栽培我们、哺育我们，使我们今天能扬眉吐气，也才有机会到这里来向世人抒发自己真正的心声。

　　当然，我并不完全倚重上述这些直接促成近代传统的人物，他们只是比较显而易见、也比较具有决定性的角色。我也想提到别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时间上虽离我们远些，但和我们的关系仍很密切，它是黄金时代留下来的古典传统，像加西拉索、李翁、克鲁兹、龚果拉、奎夫铎和维加等人，感觉上都和我们很亲近，也对我们产生过不少激励;西班牙得以复活与更生，全赖加尔多那一代，后靠19世纪的九十年代，她总是这样，时时敞开襟怀，表现自己的活力，使得古代的血液能充沛地流到我们身上，当这些光辉活泼的古代美突然在眼前闪现时，1927年的这些人并没有拒绝它们;真的，除了平凡与贫弱的东西，我们是不会拒绝的，我们这一代人有的是主见和热情，绝不会轻易怀疑或在沉默中畏缩，每一种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都有兴趣，不管它本来如何，如果我们是革命分子，如果我们能革命，那是因为我们敢爱敢恨，为了支持自己、拥抱自己，我们敢于不顾一切地面对自己的命运。因此，如果你看到一个最初信仰超现实主义的人现在却反过来替传统辩护，请你不必惊奇，因为传统与革命在这里是两个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