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全集》将要出版了。从编者常君实先生来信中得知这个可喜的消息十分高兴。同时又听到一个不免“荒唐”的建议，要我为《吴晗全集》作序，理由是和吴晗相熟、适合写序的人，已经没有了。因此才想到了我。读罢黯然。吴晗长我十岁，他是前辈，彼此论交在师友之间，也比较托熟。他惨死于十年动乱中，至今已有三十九年，明年又逢他的百岁诞辰，《吴晗全集》出版将是一种最好的纪念。回想前尘，历历如昨，写几句话，为故友纪念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不管是否僭越，就这样下笔了。

　　我开始注意吴晗，是在《清华学报》上读了他的明史论文之后。一股清新的文风扑面而来，全然不同于习见的学院式论文。面目一新，十分喜欢。听说论文的发表是得到朱自清的支持，才打破了大学学报悠久的规范。

　　后来几度路过昆明，知道他在云南大学教书，几次想前往晋谒，匆匆未果。等到1945年，我成为一名记者，在《文汇报》编报，才又想与他联系。当时昆明以“西南联大”为基地的“民主堡垒”已经转移到北平，而吴晗正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得到他的热情支持，在报纸版面上出现了他以“旧史新谈”为题的一系列杂文，而以文字矜贵著称的张奚若，在吴晗学生静远的努力下，也在报纸上发表了辛亥革命回忆录。当时我们都在《文汇报》和《周报》上发表文章，声应气求，成为一条战线上的战友。不久我又改编副刊“浮世绘”，辟了一个专栏“旧戏新谈”，取笔名“旧史”，显然是从吴晗的文章而来。连载获得北平朋友们的注意、欣赏，后来出版成书，我请吴晗为之撰序，此序叙述彼此相识相知的过程颇详，情感溢露，令我不忘。至此时彼此还不曾谋面。通信时为避开检查，多由吴晗夫人袁震出面，多述及北平文化界思想斗争情况，直至《文汇报》被封，他是支持报纸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1948年9月，吴晗飞来上海，本拟转道香港，会合“民盟”领导人，去解放区。抵沪后始知国民党官方宣布飞港机票出售种种严厉限制，走不成了。只好在王艮仲宅暂住。一日，我接到他一封信，署名“旧史”，约我到王宅相见(此信我仍保留着，原件影印于《珠还记幸》中)。这才是彼此的初晤。吴晗热情如火，握手欢然，不是通常套话“一见如故”所能尽也。

　　吴晗索居无俚，郑西谛以新印成的《玄览堂丛书》相赠，因所收都是有关明史的罕见书，可销永日。又约他作姑苏之游，同行者有叶圣陶、郑西谛，叶老有日记记事，在叶老的《全集》中。当时“民盟”的主要领导人张表方和罗隆基被国民党软禁在淮海路上的虹桥疗养院，吴晗亟欲往晤。我陪他买了一束鲜花，前往探视。医院中密布特务，恰好罗有女客在座，监视少弛，女客旋即辞去，我就躲出走廊，留吴晗与罗隆基密谈他们的“民盟”秘事。1957年批斗所谓“章罗联盟”的大会上，吴晗取出当年罗隆基要他转交在香港的民盟主要负责人的密信，其中有坚持民盟自主、不受中共领导的意见。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也是人们认为吴晗整人手段狠辣的一例。罗的原信是吴晗认为欠妥，并未转交而留在手中的，也就是1948年在虹桥疗养院所得。

　　从《吴晗自传》中知道他是胡适的学生，并曾得到胡的赏识和帮助，也曾有过团结、争取胡适的愿望，但终于不能不决裂的始末。后来国内大举对胡适批判，广大知识界几乎全体上阵，成书五册之多，吴晗却未加入此一大合唱。说他是念旧情殷可，说他未能划清界限也未尝不可。此例与上举对罗隆基的揭发批判正可相与比观。

　　建国之初，我以记者身份到京，吴晗是清华大学军管会的副代表，陪我到校内访问。曾到梁思成、林徽音家，座中有张奚若、金岳霖、邓以蛰诸位，谈笑甚欢，绝无拘束，可证吴晗对上层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做得不错。未几他当选北京市副市长，不过问清华了。不久听说因北京旧建筑如牌坊的拆改存废问题，在会议上与梁思成拍案争论，好朋友成为路人，可见一登仕便不可避免带来的变化。梁思成对北京保存旧城、另建新区的设想与建议，终遭否决、废弃，与将北京由消费城市改造为生产城市的主要指导思想息息相关。登上天安门城楼，一眼望去，烟柳万家即将变为烟囱林立，工厂成群，是多么辉煌迷人的远景。这种缺乏远见的朴素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却不料今天要花大力气搬迁“首钢”。作为北京市的副市长，不得不放弃历史学家的信念，紧跟国家政策的步伐。吴晗作为书生从政的内心痛楚，是可以想见的。

　　开国伊始，继一系列运动之后，新事物接踵而来。小如除四害、打麻雀，还有少数科学家提出不同意见;批马寅初的人口论，就群起而攻，少有异议。至于亩产若干万斤之类神话竟自产生了粮多无处放，希望大家敞开肚皮来吃的“奇思妙想”，还有少数“科学家”举出科学数据，为之呐喊助威。再至于大炼钢铁，小高炉漫山遍野，日夜火光烛天。对此种种，凡少有基本常识者，无不以为荒谬绝伦，但在一言堂的巨大压力下，人人噤不敢言。只能一起忍心参加破坏祖国大好河山的荒唐大闹剧，事之荒谬，至此而极。

　　包括吴晗在内的由知识分子晋升为现任官员的“三家村”诸君子，是难甘缄默的。他们在《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长短录》中发出了微弱、隐讳但强劲的抗议，直至被抓住把柄，迫害，直至灭亡。真是一场大悲剧。

　　过去我曾和朋友说起吴晗，大意是“他一直是紧跟，而缺乏自己清醒的思考，这是他的缺点。历次运动，直到‘反右’，他只是以一个忠顺的政治棋子活动……直到《海瑞罢官》，陷入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政治漩涡，终于死去，真是一个悲剧”(致李辉信，见《来燕榭书札》)。简单说来，大致如此。吴晗本质是一个书生，研究明史，至晚年仍不失兴趣。他有一次出国，途经上海，还抽暇来我家匆匆看了几种有关明史的旧书。在北京，有一次带我去看他的新居，还叹息说何时能有一室图籍，坐下来好好读书、研究……对忙碌无聊的开会、接待……官场生活表示厌弃。可是他又那么积极地赶任务，一听风声，就赶写海瑞的长文，最后还跨行染指戏剧，写了《海瑞罢官》，一头钻进死亡之网，真是怪事。但他还是勤奋的，写了有关《国榷》和《皇明经世文编》的长文，还抽暇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等普及读物。在本职工作之外，做出了成绩。

　　《吴晗全集》收入了《朱元璋传》等几种底稿，最为有识。几种初稿、改稿中，我还是喜欢《从僧钵到皇权》，虽然有人评之为“影射史学”，但吴晗早期的许多论文、杂文，都可以说是“影射史学”，其实是战斗的檄文，是作者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掩盖不掉的光辉。

　　纸短情长，言不尽意，谨以此为故人纪念，临风怀想，唯有“斯人难再得”之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