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走进布拉格，卡夫卡无处不在。

　　未到之前，首先想到的捷克作家却是《好兵帅克》的作者哈谢克。这当然与萧乾先生有关。萧乾的翻译作品甚多，而《好兵帅克》最能体现其翻译艺术。萧乾擅长讽刺，兼有风趣、俏皮的语言，这使他有可能以“信达雅”的标准体现哈谢克的讽刺艺术，把一个狡黠的、时而真诚时而虚伪的帅克形象，活灵活现地演绎出来。萧乾的《好兵帅克》根据英文版所译，虽非全本，但哈谢克的讽刺精华已在其中，书中的漫画插图，尤令人喜爱。插图中那位胖乎乎的、圆圆脸庞的帅克，生动，传神，令人印象深刻，看过也就挥之不去了。

　　从德国古城纽伦堡坐火车前往布拉格，行程五个多小时。在德捷边界车站，车未换，列车员则由德方更换为捷方。一位年轻女列车员走过来，胖乎乎，圆脸，腮帮子突出一点红，模样活脱脱一个“女帅克”!随后在布拉格的一个星期里，走在街上，总觉得不少捷克人的模样，与小说插图中的帅克形象多少都有些相似。看来漫画作者，为这一形象的设计颇费心思，也颇显功力。

　　哈谢克曾被誉为“捷克散文之父”，《好兵帅克》也被认为是世界讽刺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本以为他在捷克会受到重视。可是，走进布拉格，却难见他的踪影。几家书店里，没有找到一本关于他的书，也未见《好兵帅克》。曾听说捷克有一家“好兵帅克餐厅”，没有找到，当地旅游材料中也未见提及。以漫画形象为主的五花八门的旅游商品，没有可爱的“帅克”。布拉格郊区的维舍堡墓地，集中安葬二百多位布拉格文化名人，我专程前往，没有找到“哈谢克”的名字。有些疑惑。或许，作为游客，我的了解过于肤浅?或许，哈谢克在“帅克”这样一个讽刺艺术形象中，融进了太多冷静、无情的国民性批判的元素，让布拉格人情感上难以接受?这只是我的猜测。在中国，阿Q同样是基于国民性批判的讽刺艺术形象，却从来没有被人们排斥。相反，在绍兴鉴湖旁新建的鲁镇旅游区，由今人扮演的阿Q走在街上，用绍兴话说几句阿Q的名言，以吸引游客。看来，鲁迅故乡人，比布拉格人要豁达得多。

　　哈谢克踪迹难寻，健在的昆德拉也似乎不属于这里。无处不在的文学家只有一位——卡夫卡。

　　第一次走出宾馆，沿小巷漫步不到五分钟，即见路旁有一雕像。雕像约四米高，下方为一巨大的躯体，迈开大步，胸口洞开，没有心脏，两臂前伸，没有双手，也没有脑袋。但脑袋位置托起的是一个完整的人物全身。他神态忧郁，右手抬起，指向前方。走近一看，底座上写着——FRANZKAFKA。

　　后来买来一张《卡夫卡的布拉格》地图，上面标有布拉格与卡夫卡有关的34处地点，这座雕像为最后一处。雕像2003年落成，位置即在犹太人区的中心——卡夫卡成长与生活、工作的区域。雕像出自捷克雕塑家JaroslavRona之手。雕塑家说，他的创意得自卡夫卡的小说《一次战斗纪实》。小说曾有这样的描写：“我异常熟练地跳到我朋友的肩上，用两只拳头击他的背部，使他小跑起来。可是他还是有点儿不情愿地用脚踩地，有时甚至停了下来，于是我多次用靴子戳他的肚子，以使他更加振作起来。我成功了……”

　　与卡夫卡不期而遇。于是，相机里有了布拉格之行的第一张留影。

　　二

　　卡夫卡已是布拉格的骄傲，在世俗化之后走进人们视野。

　　各式各样的体恤衫上;大大小小的搪瓷杯上;商店琳琅满目的招贴……精明的布拉格人，巧妙地将卡夫卡纳入到通畅的商业轨道，满足不同游客的好奇与需要。这一点，当我参观完卡夫卡出生地纪念馆之后印象尤为深刻。

　　老城区广场是布拉格的心脏。从老城区广场西北角走出去，不到百米，另有一个小小的空旷处，名为“卡夫卡广场”——1883年7月3日，卡夫卡就在旁边一幢大楼的寓所里出生。如今，大楼一层有一房间被辟为“卡夫卡诞生地纪念馆”供游客参观，每位50捷克克郎(约合人民币20多元)。走进去，大跌眼镜。所谓纪念馆，地方不过20平方米，除卡夫卡作品的几种初版本和墙上悬挂的生平图片外，空空如也——甚至还没有断定卡夫卡就在这间寓所里出生。这该是我看到过最简单、最没有历史感的名人故居了。我曾感慨过凤凰古城沈从文故居里缺少实物，但相比而言，却比这里好得许多。毕竟有完整的庭院，有老井，有雕梁画栋，有沈从文晚年写作的书桌……看来，布拉格人太能琢磨游客的心理了，以他们的方式与满怀期待走进来的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在旅游开发上，卡夫卡无处不在。不过，让人疑惑的是，充分商业化、世俗化之后的卡夫卡，还是那个孤独、忧郁甚至畏惧婚姻生活的卡夫卡吗?一位德国文艺批评家曾这样谈到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的生命特征与性格悲剧，被如此精辟地概括出来。

　　是的，卡夫卡生前没有归属感，在孤独中匆匆走完四十余年人生，但他却以文学为自己找到最后归属——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他以文学所表现出的人的孤独、命运的不可知、归属的不确定性，几乎在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会随着场景的替换与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就这一点来说，我们都有卡夫卡的影子在心中。

　　如今，曾让卡夫卡感到陌生的世俗社会，慷慨而精明地接纳了他。他已融入布拉格的日常生活，一个无处不在的旅游资源。

　　三

　　感谢布拉格人的精明与细致。一幅绘制明确而简洁的《卡夫卡的布拉格》地图，让我在追寻“布拉格之春”的历史遗迹之外，又多了一个可以细细追寻的历史人物，一个星期的古城漫步，从而更为充实。

　　布拉格城区不大，完全可以以步行方式畅游。拿着地图，走进一条老街，再走进一条老街——几百年旧貌依旧的城市，想找一条新街也难。不变的街道，不变的广场，不变的建筑，为我们参照地图寻找卡夫卡1924年去世之前生活过的地点，提供了具体的历史场景。

　　旧城区广场是布拉格的中心，也是卡夫卡的活动中心。从他的出生地只需几分钟即走到这里。广场四周，与卡夫卡关系密切的老房子，随处可见。

　　广场一角，是著名的钟楼。在卡夫卡出生后不久，他们一家即搬到与钟楼相邻的一幢公寓大楼里居住，他的三个妹妹均在此出生。年幼的卡夫卡，每天从这里穿过广场往东，走进Celetna大街，前往位于火药塔附近Masna街上的德语男子小学读书。他所走过的商肆林立的Celetna大街，后来是他上中学和大学时全家居住的地方。他的卧室在一幢大楼的二层，从窗户里可以俯瞰热闹的街市。

　　卡夫卡父亲开办的第一家服饰用品商店，同在Celetna大街上，占据着与广场面对的最佳位置。作为一名犹太商人，父亲的创业从这里开始。与商店旧址相近，有一家名为Goldhammer的饭店，卡夫卡父母的婚礼，在饭店隔壁的一间房子里举行。父亲经商成功，小店主后来成为批发商，而他的批发商店，就在广场的另一侧的一幢大楼。卡夫卡就读的德国中学，也在同一大楼里。如今，大楼一层，新开一家书店，名为“卡夫卡书店”，布拉格人以这种形式，展示卡夫卡与广场的渊源。

　　老城区广场一角与Parizska大街交接处的一座公寓，是卡夫卡写作《饥饿艺术家》等作品的地方。住在三楼的他，可以俯瞰整个广场。巨大的胡斯雕像，教堂的钟声，陪伴他消磨孤独的生命。1924年去世的他，没有活到二战的爆发，看到犹太同胞在广场遭遇的悲剧。当然，他更看不到1968年苏联军队的坦克驶进这里，在胡斯雕像前碾碎“布拉格之春”的希望……

　　就我而言，寻访的意外收获其实不在老城区广场周边，而是与广场有段距离的Skorepka街。这条街的拐角处，有一座MaxBrod公寓大楼——1912年，卡夫卡正是在这座公寓顶楼的一间寓所里，与费丽丝一见钟情。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两度订婚，均又取消，对婚姻的无名恐惧，始终困扰卡夫卡，直至病逝。

　　我之所以对找到这个地点格外有兴趣，与自己的一篇文章有关。20多年前，萧乾先生借我一本英文版的卡夫卡致费丽丝书信集，从中我第一次知道两人的故事，颇感好奇，还忍不住在笔记本上选译过几封，另写一篇短文《卡夫卡的情书》。

　　就是在眼前这幢大楼里，卡夫卡与费丽丝初次见面。他已29岁，却如同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年，显得格外狂热与痴迷。他给费丽丝写信后，焦虑而忐忑不安地等待回复。费丽丝终于回信了，他欣喜若狂，当即写下四页长信。在随后另一封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回信时的感觉：“十五天前，在上午十点我接到你的第一封信。很快就坐下来给你写了满满四大页的信。我并不后悔这样做，因为我从未像那样带着极度高兴来消磨时间。唯一遗憾的是，我写完了四页，才是我所想说的所有话的开头……”卡夫卡怕费丽丝寄给他的信丢失，还细心地在信纸上方特地加上一句：“我真有点神经过敏，担心有些信可能会丢失，大概是你没有把地址写准确。应该这样写：poric有两个勾，分别在r和c上面，另外，你还应该寄挂号。”

　　在情书里读卡夫卡的敏感。我在《卡夫卡的情书》中这样写道：“《变形记》、《城堡》中的卡夫卡，是冰冷到极点的忧郁和孤独，读时让你感到无名的压抑。情书中的卡夫卡，却是热得让人难以置信的思念和柔情，读时让你觉得看到了一颗爱得近乎发狂的心。卡夫卡写给费丽丝的信，几百封，厚达五百多页。他与费丽丝两度订婚，两度取消，最终费丽丝嫁给他人。生性忧郁的卡夫卡，在爱情上过于敏感，常常产生难以名状的自我纷扰。敏感的另一面，却产生了情书的细腻，促成了滚烫的宣泄。在许多给费丽丝的情书中，他无须掩饰，即便根子里仍是忧郁和孤独，但与小说中的卡夫卡完全是两种形态。”

　　许多年后，有机会伫立在卡夫卡与费丽丝初次见面的大楼前，布拉格的寻访，仿佛一下子有了亲近的感觉。

　　巧的是，十天之后，当我在瑞士日内瓦逛逛周六旧书摊时，一眼就看到了一本法文版的卡夫卡致费丽丝的情书集。赶紧为这本书拍照，与布拉格拍摄的第一张雕塑照片，正好形成一个有意思的衔接。

　　卡夫卡，真的无处不在。

　　四

　　拜谒卡夫卡，难道还有比走在雨中的冷清与静谧更好的意境吗?

　　细雨纷纷，飘洒在林荫道的葱翠树冠，只有少许水滴，溅到布满青苔的沙砾小道。偌大的墓地，冷清而静谧，只有我们夫妇两人打着伞走在小道上。太冷清了，静得能听到雨敲打树冠与伞，听到脚底发出的被雨水打湿的细微声。

　　在布拉格去了三个墓地。两个最有名、拜谒者最多的墓地都不属于卡夫卡。

　　在老城区，距卡夫卡雕像不远处有一旧犹太人墓地。据介绍，在布拉格历史上，犹太教徒曾经只被允许在被隔离的一定地区内生活，而且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在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犹太人一直受到差别对待。旧犹太人墓地就在这一犹太人居住区内。如今，这一墓地里现存一万多座墓碑，最古老的一块墓碑立于1439年，但这一墓地早在1787年就被废弃。环绕墓地，有著名的教堂，二次大战期间，布拉格抵抗组织的最后一批成员就躲藏在教堂的地下室，被发现后全部遇难。墓地和教堂历史悠久，位置便利，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我看到有的人头戴小白帽，神情凝重，在苔藓斑斑参差歪斜的墓碑间缓缓走过。相信他们是犹太人，来这里凭吊先祖与先烈。

　　另一处捷克文化名人墓地位于布拉格西南近郊的威舍堡。威舍堡是布拉格最为古老的地区之一，斯美塔那的交响乐《我的祖国》的第一乐章，就是以“维舍堡”为题。穿过威舍堡古道，走进一片树林，再往前，圣彼得圣保罗教堂迎面矗立，教堂旁即是著名的捷克文化名人墓地。音乐家斯美塔那、德沃夏克，画家姆哈——我只知道这些名字——都安葬在此。前来拜谒的人不少，他们找着各自倾慕的名人，在墓碑前献一束花，摆几块石头。

　　教堂报时钟声敲响，余音袅袅时，又奏起一句斯美塔那的乐句。墓地之美，生者与死者的呼应，尽在其中。

　　卡夫卡与这里无关。孤独者匆匆辞世，生前本不属于布拉格的主流文化，身后他依然与之疏远。虽然那位德国评论家说卡夫卡“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但卡夫卡在精神与宗教上，在血缘上，依然与犹太人传统不可分离。他被安葬在布拉格东郊一个犹太人墓地。

　　乘坐A线地铁至Zelivskeho站，走出地铁口，对面即是犹太人墓地。相信这是城里的旧墓地被废弃后犹太人修建的另一个墓地，那么，距今也有二百多年历史了。显然，管理人员知道，来到这里的游客，大多是为卡夫卡而来。他们周到地在入口处竖一指示牌，标明卡夫卡墓碑的位置，就在围墙前的第一排。

　　与威舍堡名人墓地相比，这里多了肃穆，多了朴素，墓碑也以简单的石碑为主，远不像威舍堡名人墓地那样注重墓碑设计，更少有构思巧妙、雕刻细致、风格张扬的雕塑。但这里有更多的树，树干上长着更多的青苔;有更多的草，厚厚的草把墓碑后面的地盖得严严实实。一切显得收敛。一切与自然融为一体。

　　实际上，卡夫卡并没有自己单独的墓碑，他与父母安葬在一起，拥有同一个墓碑。墓碑不大，约两米，灰色花岗岩，被雕刻成不规则的方尖碑状。卡夫卡1924年先于父母去世，父亲与母亲分别去世于1931、1934年。墓碑上，卡夫卡的名字刻在最上面，下面依次是父亲和母亲。卡夫卡是否去世之后就被安葬于此，墓碑立于何时，未见说明。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卡夫卡以这种形式永远与父母在一起，哪怕他生前总是恐惧父亲的威严与粗暴，但在他孤独辞世后，仍只有父母接纳他，并以合葬方式永远同在。

　　与他们同在的还有卡夫卡的三个妹妹。卡夫卡墓碑下方，另有一块薄薄的黑色大理石，上面刻着三个妹妹的名字。她们分别出生于1889、1890、1897，去世的时间却模糊地统一写为“1942年～1943年”——她们没有逃脱犹太人遭遇的种族灭绝之灾，在这期间死于纳粹集中营，遗骨难寻。如今，只有她们的名字被镌在石碑上，让每一个拜谒卡夫卡的人，为她们的悲剧命运而难过。

　　忽然发现，卡夫卡墓碑对面的围墙上，还嵌着一块又一块黑色大理石墓碑，跟他的妹妹们的墓碑相同。每块墓碑上不止一个人的名字，而他们去世的时间都是在1944年前后——无疑，他们都是种族灭绝灾难中的罹难者。仔细一看，有几块墓碑上的死者，不是根据家族排列，而是根据他们的职业。一块墓碑为“作曲家”而建，有五位;一块墓碑为“视觉艺术家”而建，有六位。每块墓碑下方，还用捷克文和英文刻上“还有其他许多人”——许多无法寻找到的布拉格的犹太艺术家……他们的墓碑与卡夫卡相对，布拉格人以这种简单却又庄重异常的方式，将苦难时代犹太人艺术家群体汇聚一起，供世人拜谒。

　　凝望墓碑，只有叹息。不敢设想，卡夫卡如果活到了二战爆发。爱因斯坦逃离了德国，茨威格逃离了奥地利，孤独的卡夫卡有可能逃离布拉格吗?他能摆脱与妹妹们一样的、与那些艺术家一样的结局吗?命运的幸或不幸，真的难以界定。

　　雨下着，落在卡夫卡墓碑上。

　　回到北京，再看照片，发现雨水已淋湿墓碑上端，正向卡夫卡的名字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