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星

　　宇宙如同挂满星灯的天穹。随着宇宙的膨胀，这些“灯笼”也在彼此散开。正是望见了满天的星灯，我们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宇宙的存在。这些灯笼似乎是“纸”糊的，每当一颗恒星按照赫罗图走到其“生命”的尽头，往往就会突然来个回光返照似的爆发，立时把“纸灯笼”点燃，随即烧成灰烬。地上的人看到的这短瞬间的极亮就是所谓的超新星爆发。

　　观察超新星可是我们祖先的强项。早在甲骨文中就有关于“新大星”的记载，这应该是人类观察超新星爆发的最早见证。《宋史》也记载了仁宗元年五月己丑日(公元1054年7月4日)所观察到的一次超新星爆发，它的残骸就是现在的蟹状星云。1967年又在其中发现了首颗脉冲中子星。这些都是发生在宋代的这次大爆发的产物。

　　常见媒体将某些青年艺人乃至风头正健的学者、作家等捧为“新星”。所谓天文学意义上的“新星”通常具备两个特征：一是，“它原来只是一颗并不显眼而且光度不大的星，突然在很短的时间里亮度增加达万倍左右”。二是，“它随即会在几个月内或是几年内转为黯淡无光”。正如李政道先生所说：作为一颗恒星“它只能有一次变成一颗超新星，这种情况发生在其死亡时”。当人们吹捧一位正在蹿红的艺人，称其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时，往往只注意到他倏然百倍耀眼的一面，而忘记了“新星”也同时包含着“即将死亡”这一事实。才华出众的新人们，要慎接“新星”桂冠，因为科学意义上的新星都是短命的，一放即收的。

　　新星更像是一颗与我们幽明相隔的“鬼星”。如果一个人已经故去，我们再遇到他就是“见鬼”了。当我们看到一颗百万光年之外的新星爆发时，其实现在所见的那个耀眼发光体早已无存。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个游离于本体之外的离魂虚影。哪怕它壮美辉煌，仍是一抹虚幻的星光“鬼影”而已。其实星族皆虚，不仅我们看到时它早已不在原来的那个位置了，而且其中不少已登鬼籍。

　　二、流星

　　现在是“流星满天，不见恒星”的时代。

　　有些媒体的学术讲坛简直成了“望乡坛”，上一个，毁一个，殁一个，却仍在前仆后继地制造着众多一溜而过的学术流星。在这样一个宣讲人本该自成一家的高端学术讲坛，有的人却公然声称“可以不讲学术”。挂着学术普及幌子的学术“说书”，为着迎合公众趣味而日趋低俗，有的说书人全无学术诚恳之意，更具哗众取宠之心，或故作虎威，或满脸猴相，摇唇鼓舌地戏说历史。说书中到处充斥着“准学术”、“伪学术”的媚俗噱头。为着吸引公众眼球，有些说书人竟然嘴滑腹空地故作惊人之语——大禹“三过妻门而不入”是因外面有情人，某位清朝重臣之后竟然考证出其祖上曾有外遇。这也敢叫“学术”?这些学术垃圾真的是人见人厌，简直到了不忍卒睹的地步，我是只要电视上刚一露脸，即刻用遥控器将其逐出自家荧屏。

　　“说书”本是种雅俗共赏的艺术。一些驰骋书场的著名说书人自有其长久抓住听众的艺术魅力，全本百回的连台说书能让一些铁杆书迷一坐到底，场场不落，风雨无阻，听得如醉如痴。而当今的“学术说书”为什么竟然如此地令人多见生厌呢?

　　从本质上看，“学术”与“说书”两者本是完全不同的路数。“说书”要求自由发挥，尽可能地彰显个性，允许添油加醋，允许艺术夸张。有江南“活武松”之称的一位说书人，不过是只讲了“水浒一百单八将”中的一位，他日后出版的两本《武松》稿本竟然比全本的《水浒传》还要厚。而“学术”就必须立论严谨，言之有据，史料确凿，不可由着性子随便臆造，更不可以为了耸人听闻而信口雌黄。按照“说书”的路数来宣讲学术，看似熔“学术”与“说书”于一炉，希求两边讨巧，实际上，其结局必如钱锺书所谑称的“半间不架”——“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以此等态度说书，必然会场冷坛塌;以此种态度治学，必然会像梅尧臣所说的那类种豆人——未见荚长，“空收一束萁”。

　　学术说书极易出名，一旦成了学术“明星”就会成为媒体争相邀请的嘉宾，或是各类访谈节目的座上客。频频出镜之中，对自己并不熟习的领域也要硬撑渊博地说上一通，不仅毫无真知灼见，简直就是路人皆知的泛泛庸言。阁下，您真的应该爱惜羽毛!每一次平庸出镜都会褪掉几根光鲜的羽毛。插上的羽毛毕竟有限，别忘了童话里那只寒风瑟瑟中的“寒号鸟”。

　　我们更期待能有像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恒星”，永远闪烁着理性的光芒。治学是一种安静的事，需要毕生的钻研与积累。汇聚成一颗“恒星”需要极其庞大的物质与能量，而当个流星只要一块石头就够了。

　　问问现在大都市里长大的孩子可曾见到过流星?肯定都是一脸茫然。流星的光芒一般都比较微弱，由于工业粉尘和汽车尾气，都市天空不见流星正是城市大气污染的标志。然而在荧屏空间里，学术“流星”满天飞绝对是文化浮躁低俗的标志!

　　三、观星人

　　观星人多为“半天文”学家。住在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都可以涉猎整个学科的全部内容，也都能够在没有地域限制的条件下，发现全球普适的物理定律、化学反应、数学公式。唯独坐井观天的天文学家会有“北天”、“南天”之分。居住在南半球阿根廷火地岛的天文学家绝对无法观测北天的北极星、北斗星;而居住在北半球南京紫金山、格林威治与魁北克的天文学家也无法看到南天中心的堰蜒星座、天燕星座与山案星座。(古诗中虽有“剑气冲而南斗平”的名句，但中国诗人所看到的“南斗星”其实并不在“南天”，只不过是“位于北斗星以南”而已。)就拿银河系的中心“银核”来说，由于太阳系平面与银河的银盘平面几乎垂直，地轴的南端又指向银核，故只有南半球的天文学家才能观测得到银核，而北半球的人只能看到银河“牛奶路”的余波。怪不得天文学家惯于用一只眼睛看望远镜，想必另外一只眼睛是留着看另外一半天的。

　　观星人都是眼睛望天的人，其实他们脚下就踩着一颗行星，却习惯把它让给“地学家”去研究。何谓“天文”，这“文”字从何而来?何谓“地理”，这“理”字又出自何处?难道这“天”与“地”自古就已“文理分科”，天属“文科”，地归“理科”?其实“地”也是“天”，我们都是“内星人”。不识“地星”真面目，只缘身在此星中!

　　太阳是恒星，地球是行星，月亮是卫星，我们偏都不称其为“星”，因为它们看着都很大。“星”本屑小，星星点点之谓也。其实太阳只不过是恒星里中等偏小的一颗，因为跟我们距离近才看着大。可见要想“大”不一定非得花傻力气壮大自己，只要你凑得近些，比如凑近地球，走近荧屏，贴近上层。曾在媒体公开流行过一个时髦之词叫——“做大”，可见“大”是可以“做”的。利用投影几何学原理，“近”就是最简单有效的“做大”。

　　星不在大，有仙则名，我们都是世居地星上的“地神”。月星亦有仙，我们通常只知道嫦娥，其实她并不孤单，陪伴她的还有古希腊的三女神阿耳忒弥斯、塞勒涅与赫卡忒。她身边倒也不乏男性，至少有日本男神“月读”和一位美索不达米亚的长须老人“辛”。月球早已是国际性“联合国”，许多国家都在月星上有常驻代表。日星之主神是古希腊的阿波罗，中国人似乎只在里面放了只“三足金乌”——其本相就是乌鸦。

　　观星人又是“宇宙考古学家”，他们在暗夜里“挖掘”出的旷古幽光都是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乃至几十亿、上百亿年前发出的“古光”。实际上所有的星子都已风流云散，只有天文学家通过计算才知道它们现隐何处。

　　就断代而言，历史学家考古依据的是文物形制与文字，最古可及万年;古人类学家考古依据的是头颅骨骼形态，可远及百万年;古生物学家考古依据的是地层化石，最早可追究到“太古宙”极限——38亿年前的生命起源;而宇宙学家考古依据的则是多普勒红移效应，可径直追溯到120亿年前的宇宙起源——那极其神秘的宇宙大爆炸“原点”。各类考古其实都是追问“演化”与“起源”：文化起源、人类起源、生命起源，以及宇宙起源。

　　观星人甚至是见证“老少同龄”的人。在同时诞生的一批恒星里，由于与我们距离上的远近极度悬殊，当它们的星光抵达地球之时，我们看到的却可以是恒星的幼年、青年和老年。又有几人知道它们本是“同龄”之星。“相对论”的一个经典臆想——有兄弟二人，兄乘光速火箭遨游太空，归来时弟已是白发老翁，而乃兄依然年轻。此等事“天上”早已成为惯例，“人间”尚未有闻。

　　小时候夏夜搬个小板凳到庭院乘凉，常听老人们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偶见一颗流星飞过就会说，不知哪儿又死了个人，可见“星”与“人”密切相关。谈“星”亦是谈“人”。

　　独步河边，月细星繁，清寂中，睹星思人，遂有是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