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父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作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作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与母亲一样天生的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炼于寒苦生活之中，好象比较能干许多。他心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因其非天资高明底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免忽视学问。前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一付心肝。——我最初的思想和作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底。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底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我很早入学堂，所以亦没有从父亲受读。

　　十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看京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它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体。例如：

　　正当出汗之时，不要脱衣服;待汗稍止，气稍定再脱去。

　　不要坐在当风地方，如窗口门口过道等处。

　　太热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喝，太燥太腻的食物不可多吃。

　　光线不足，不要看书。

　　诸如此类之嘱告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随地不放松。

　　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底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见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写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

　　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显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九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那些事例，待后面即可叙述到。

　　我从小学起一直到现在，回想一下，似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主动的;无论思想学问作事行为，都象不是承受于人的，都是自己在那里瞎撞。几乎想不出一个积极的最大的能给我帮助的人来。我想到对我帮助最大的最有好处的，恐怕还是先父。

　　先父给我的帮助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我在《思亲记》上曾说到这意思。我很奇怪，在几十年前那样礼教空气中，为父亲的对儿子能毫不干涉。除了先父之外，我没有看见旁人的父亲对他的儿子能这样的信任放任。恐怕我对于我自己的儿子，也将做不到。先父对我的不干涉，最显著的有三点：

　　(一)我在中学将要毕业的时候，一面考毕业试验，一面革起命来。本来在未毕业时，已与革命党人相通，毕业后便跟着跑革命。第二年民国成立，照普通说，这时应当去升学，不应当去干没有名堂的把戏。——我们那时的革命，虽也弄什么手枪炸弹，但等于小孩子的玩艺，很不应如此。而我不想去升学，先父完全不督促，不勉强我。先父的人生思想是向上的，有他的要求主张，可是他能容纳我的意思而不干涉。何以能如此?我现在还完全想不到。

　　(二)后来我由政治革命，由社会主义转到佛家，自己终天东买一本佛书，西买一本佛书，暗中自去摸索，——这也是主动的瞎撞，一直瞎撞若干年。——先父也不干涉。先父有他的思想，他自以为是儒家的，可是照我的分析，先父的思想与墨家相近，可说表面是儒家而里面是墨家的精神，对于佛学很不喜欢。我既转向佛家，我就要出家，茹素，不娶妻，先父只将他的意思使我知道，而完全不干涉我。这就成就我太大。那时我虽明白先父不愿的意思，但我始终固执，世界上恐怕找不出象我这个固执的人来。

　　(三)就是不娶妻。这事在他人非干涉不可。我是两弟兄，我哥结婚十年，没有儿子。照普通说，老人都很盼望有孙，尤其先父自民国元年至民国七年间，始终抱殉道之念——不愿苟活之意，自己存心要死，又当晚年没看见孙，有后无后将不知道;在普通人情，一定要责备我。可是先父半句责备的话都没说。就是我母亲在临终之前，告诉我不要固执己见，应该要娶亲;而先父背后告诉我说：虽然母亲意思如此，可不一定依照，还是以自己意思为主。民国七年先父在要殉节的时候，仍无半句话责成我要结婚，他是完全不干涉。这个信任或放任——这放任非不管，另有他的意思，即于放任中有信任。——给我的好处帮助太大，完全从这消极的大的帮助，让我有后来的一切。大概在先父看到这一：这孩子虽然是执拗错误，但自己颇有自爱要强的意思，现在虽错，将来可“对”，这“对”可容他去找，现在不要干涉。先父的意思，恐怕就是这样。

　　父亲的信任我，是由于我少年时一些思想行径很合父意，很邀嘉赏而来。例如我极关心国家大事，平素看轻书本学问而有志事功，爱读梁任公的《新民丛报》、《德育鉴》、《国风报》等书报，写作日记，勉励自己。这既有些像父亲年轻时所为，亦且正和当时父亲的心理相合。每于晚饭后谈论时事，我颇能得父亲的喜欢。又如父亲向来佩服胡林翼慷慨有担当，郭嵩焘识见不同于流俗，而我在读到《三名臣书牍》、《三星使书版》时，正好特别重视这两个人。但这都是我十四五岁以至十九岁时的事情，后来就不同了。

　　说到父亲对我的放任，正是由于我的思想行动很不合父亲之意，且明示其很不同意于我，但不加干涉，让我自己回心转意。我不改变，仍然听任我所为，这便是放任了。

　　不合父意的思想行动是哪些呢?正如《思亲记》原文说的：

　　自(民国)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如留意。

　　实则时间上非始自民国元年，而早在辛亥革命时，我参加革命行动，父亲就明示不同意了，却不加禁止。革命之后，国会开会，党派竞争颇多丑剧，父亲深为不满，而我迷信西方政制，以为势所允免，事事为之辩护。虽然父子好谈时事一如既往，而争论剧烈大伤父心。——此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就是我的出世思想，好读佛典，志在出家为僧，父亲当然不为不悦。但我购读佛书，从来不加禁阻。我中学毕业后，不愿升学，以至我不结婚，均不合父意，但均不加督促。只是让我知道他是不同意的而止。这种宽放态度，我今天想起来仍然感到出乎意料。同时，我今天感到父亲这样态度对我的成就很大，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一种很好的教育。不过我当时行事亦自委婉，例如吃素一事(守佛家戒律)要待离开父亲到达西安时方才实行。所惜我终违父意，父在世时坚不结婚，其后我结婚则父逝既三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