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设立最早的一所新式大学，历史悠久，在国内所有各大学中居“老大哥”首席。

　　京师大学堂创立时，专拨的校舍是利用清乾隆朝额驸福康安与和嘉八公主坐落马神庙(地名)的故第，加以修缮。后来北京大学第二院即理学院就设立于此。50余年前，笔者聆听钱宾四(穆)师讲授“中国通史”时，即在这第二院内的大讲堂，大概是和嘉公主夫妇生前的大厅堂。笔者也曾漫步这大厅最后处，见一两层楼房，完全中国传统建筑，是不是公主生前的“绣楼”呢?也无人知晓。

　　我在北大第一年，被分配的宿舍在第三院，即1903年京师大学堂复兴时新建的译学馆，完全是西式一层楼房。我们的宿舍就是利用译学馆原用的教室，每室分配六人，中间并未用木板隔开，只是同学们自动用白布幔分隔而已。

　　我当时每日出入必见“译学馆”三大字石碑竖立大门内。内进有一大讲堂，大概是晚清开学时学生集会处。但在民国时代竟被北洋政府于“五四”、“六三”以后，用作“圈禁”罢课学生。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发生后，故都各大中学校学生一律罢课。当时距离学期考试还有五六周，学校当局再三劝告复课，始终无效。校方乃于耶诞前一周许，布告召集全体学生在第三院即原译学馆大讲堂听训。我当时参加聚坐讲堂中，若干同学鼓噪声音此起彼落，似有计划，蒋梦麟校长浙江口音官话完全被噪声制压，情势甚形紧张。只见文学院长胡适之师，身穿灰色面皮袍，披深灰色毛围巾，急步上台，左手卷动围巾。这一动作出乎同学意外，满堂噪声忽停止。胡先生大声说：“孩子们!你们胡闹什么?你们仔细想想：那一个有五四时代傅斯年的本领，就站起来讲话!”当时甫由南京赶来的傅斯年师正穿着长袍马褂坐在讲坛左侧。我和许多同学早看到师傅在座，聆听胡先生这一番话，都不免“自惭形秽”：回忆“五四”当日傅斯年拿北大校旗，率领数百同学在大街迈步前进的雄姿，在座的人哪一个有这种“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当时鼓噪的同学都聚集在若干角落，却没一人敢起立说话：深恐被开除学籍哟。

　　胡适之师深知他老的几句话已发生效力，接着说：“你们罢课原来说不出为什么?只不过是偷懒，想回家去玩。好吧!你们赶快收拾行李吧。”同学们竟鸦雀无声四散。走回各宿舍时，学校宣告即日起提前放寒假，学期考试以后补行。果然，若干籍隶北方的同学就纷纷准备回家。我们来自南方的学友们仍按往例寒假不回家，在校自修。

　　适之先生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每日午前乘英国驻华公使蓝甫生赠送的黑色轿车到达“汉花园”或名“沙滩”的北大第一院即文学院。这是民国成立，定名北京大学第一次大建筑，是民国五年(1916)借洋款建筑四层红砖楼一栋，原计作学生宿舍，但落成后改作文科教室，即后来的第一院，是文学、法学两院讲授所在。这一著名“红楼”历年来出入不少名师宿儒，以及后来成名的青年学人。从此北大校舍更分散，中西式建筑杂陈。这是我曾眼见的牛津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所没有的。

　　北大第一院门房也是见过大小风浪和无数名人，他经手分散零售的各种小册尤众，笔者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见过若干早已稀有的“五四”前后小册，上面刊有“发售处：北大第一院号房”。捧诵之余，在华盛顿旅邸总不免梦回旧游。

　　“红楼”西侧教室都悬挂竹帘，适之先生讲授“中国中古思想史”时间，多在下午。他老每见炎日，常下讲坛将竹帘放下，并很风趣地说：“小姐们是不要多晒太阳啊!”北大是国内首开风气，招收女学生入校的，但多年来女同学人数不多，始终只在五十人左右。1920年代，故都的两所美国气味浓厚的燕京与清华盛行选举“校花”或“皇后”。北大没有沾染这一风气，而北大政治学系女生马珏却被公认为“皇后”，名满北京九城，燕京、清华的校花都不免“粉黛无颜色”的愧感。

　　民国二十四年夏，马珏女士结婚后未再上学，北大同学忽有“拥周倒马”呼声，有人将这四字写在课室黑板，忘记抹去。适巧中国文学系主任马裕藻教授来上课，眼见这四字，即正色对学生说：“你们欢迎周作人先生担任系主任，我非常赞成，我会向蒋校长推荐!”在座同学知晓马主任误会了，一人赶忙站立说明：“这是同学们因令媛(马珏是马裕藻先生掌珠)结婚，准备拥举周素贞女同学!”马先生只好不再说什么话，继续讲授。

　　事实上：周作人先生当时任外国语文学系教授，主讲日本文学，日常发表并且著名的是中国小品文，与马裕藻先生主讲的中国古典文完全不同。

　　对日抗战发生后，北大等校教授大多间关南下，只有少数仍留居北平，周作人即其中之一，他与钱稻孙等都因留日关系，与日本人有所往来，伪组织成立后，倡言北大复校，挽周作人出任校长，时胡适之先生正在欧美为“中国对日抗战是为保卫中国文化而战”作巡回演说，1938年8月旅至伦敦获知这一消息，特写白话诗一首，题作“写给北平一个朋友”。诗云：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知者识得重与轻，

　　醒来我自开窗坐，

　　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诗中多用别署或书斋名，以避日军检扣甚或引起烦扰，如第一句“藏晖先生”即适之先生自称，他的书斋名乃“藏晖室”，而“苦雨庵”是周作人书室名。这一规劝诗即令安全到达，周作人已骑虎难下，他任伪北大校长数年，即在“红楼”后大操场边建筑一五层水泥楼房，被称作“灰楼”。

　　对日抗战胜利后，我曾回北平重履母校，眼见“红楼”改作教授眷舍，“灰楼”部分改作女生宿舍及教职员餐厅。红与灰颜色显明不同，而它们所代表的时代意义更是清浊鲜明，但周作人于战后仍撰《北大感旧录》一册，内容记北大旧同仁言行或轶闻。其中有先师孟心史(森)教授。其实，先师先生立身处世爱国情操与周作人完全是两极端：伪满洲国成立后，先师曾有诗规劝伪国务总理旧友郑孝胥，从此与数十年老友绝交。1937年冬，北平沦陷后，日本宪兵竟前往北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向先师心史先生强迫索取清宣统元年(1909年)测绘俄蒙交界地图原本。这是先师曾撰文考证这一地图刊载天津、上海两地大公报《图书周刊》，被日本军部注意，故派武装宪兵向先师强索。先师因此气愤至极，步行回家，祭拜先灵并写下“白发孤儿辞先灵”诗句后即卧床不起。抗战胜利后，相湘到北平，在先师家拜祭遗像后，原拟往城外法源寺先师柩前叩拜，终以时局不靖未能一往，时引为憾。

　　民国二十五年初夏，胡适先生在北大文学院院长室为笔者手写对联：“持其志毋暴其气，敏于事而慎于言”。署名下钤盖“但开风气不为师”及“胡适长寿”两印章。谨按胡师有“题章士钊胡适合照”诗：

　　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

　　愿长相亲不相鄙。

　　这诗中“龚生”指清代名儒龚自珍。“同开风气人”，当是自言倡导“文学改良”及尝试为白话诗，士钊则是清末鼓吹革命健将，中文摘译日本宫崎寅藏之“三十三年落花梦”为“大革命家孙逸仙”，一纸风行，促成“中国革命同盟会”是一最大动力。胡、章两氏曾互为旧体诗及白话诗唱和，想见民初文人气度。

　　今年适值笔者自北京大学毕业50周年，缅怀半世纪前后，身受诸师长教诲深恩，惭愧之余，时常以时光不倒流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