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不记得刚上班的第一天,还是第几天,班上的老师傅说,那个人如何,如何。虽称老师傅,其实也只比我多两年厂龄而已,就如几个当过兵的遇到一起,一报入伍时间,先一天就是老兵,晚一天就是新兵蛋子,不得不服。初来乍到,到哪,免不了探头探脑,没见过世面的畏缩,老师傅的指点,告诫,就像法官的三审定谳,不可再辨别、怀疑。
那个人如何,如何,就无可辩驳地成了我的判断。
那个人,姓甚名谁,这些年,我有空就在回忆;或者一回到老厂,就想起那个人,遗憾,我的记忆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没了他的名字。也许,我从来就没有记住过他的名字。回想当年,好像从没叫过他某某师傅。当着,就叫你,背着,就叫那个人。在工厂,师傅是尊称,学校叫老师一样。
全车间都叫那个人,那个人的,我以为他姓那。我翻字典,字典告诉我,那,姓。那个人是维修工。倒了半年班,维修班的人都熟了,去维修班玩,在维修班的考勤表上,看到了那个人的名字。维修班的人,除了那个人,我都能叫出名字。考勤表上,只有一个陌生的名字,不问也知道,是那个人的。这时,我才知道,他不姓那。当年看考勤表的细节,还有隐隐的印迹,名字,却如一桶水倒进大海,纵有飞船登月的本事,也无法找到。
有个同事好奇地戴过那个人的眼镜。刚把眼镜的两脚架在耳朵上,一抬头,魔镜似的,天空在旋转,他的头也跟着转。同事说,从没见过那样的眼镜片,镜片上的漩涡,比酒瓶底还深,天哎,那叫眼镜?
那个人的面貌,我拼不出来了,我好像很少见他的脸,他似乎只关注自己的脚尖。他个子接近一米七,身子单薄,前胸贴后背,薄于纸片;背微微驼,胸从没挺起过似的。这一点,我记忆深刻。还有一双手,仿佛代替他的面貌,一直保存在记忆里。手掌圆圆的,让人觉得,他身上的肉,都长到了手上。厚厚的,绵绵的手背,挤成一个个肉涡,脸上的酒涡一样。一双肥手,长在那个人瘦弱的身上,像侏儒长了一双四十二码的大脚一样。一个会看手相的老者告诉我,男子手要绵要有肉,肉厚,说明有福。我的手也绵,我不但手上的肉多,身上的肉也不少。听了老者的话,我暗自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看了那个人的手,我就不相信老者的话了。那个人的手,比我手上肉还厚,没看到他的福在哪里。年近五十,还在车间当维修工,天天看同事的白眼,有时,小他一二十岁的人,像呵斥一条狗,呵斥他。年少时,看五十岁的人,就像傍晚看夕阳。巴金的《家》里的高老太爷,四室同堂,威震全家,也就是五十五岁。读高中时,觉得高老太爷的生命,像游丝风雨飘摇了。怎么也看不出,那个人,五十岁还能咸鱼翻身。’
星期天,除了操作室里,车间办公室通往各个泵房、油罐区的大路上,就没了人影,从灌木丛里,野草中跑到大路上遛达的野免子,比人还多。车间办公室的厕所,男女都只有一个蹲位。办公室的厕所,有专人打扫卫生,墙上的白瓷砖,比未穿过的白衬衣还白,镜面一样放光。星期天那个人加班。那个人进了女厕所。女厕所里有人,刚进厂的小姑娘,十八岁。那个人在蹲位前,把头低下来,一双眼睛快贴到小姑娘的身上了,小姑娘差点晕了过去。小姑娘从蹲位上冲出来,把那个人撞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小姑娘嚎哭着跑回操作室,那个人在小姑娘身后说,根本没看到,你哭什么呢。
那个时代,男人进女厕所,或偷窥女人,都等同强奸。那个人辩解说,他不是有意进女厕所的,眼镜取下后,放在洗手池上,忘记戴了看不见。这辩解软弱得连小孩都骗不过。同事说,又不是第一次去办公室的厕所,天天在里面尿,突然就不晓得往哪里尿了?看不见就戴上眼镜,为什么把眼镜取了?分明是有意的,取眼镜的目的,是为了狡辩。同事们都不许他申辩,进女厕所看小姑娘解手,不是流氓也是流氓。
小姑娘哭了两天,车间派一个女工日夜陪护,说是怕小姑娘想不通出意外。有两个同事,自称代表民意,找到车间主任,要求处分那个人。尤其是女同事,说到那个人,牙齿都咬出响声。车间主任说,如果小姑娘出了事,一定严惩那个人。
厕所事件是发生在我进厂前。同事用鄙视的口气说的,有没有加工发挥,不可能对证,也无法对证。我没强迫自己鄙视那个人,在众人都鄙视的氛围里,我无意识地就站在众人的阵营里。
那个人进女厕所的事,要是发生在现在,我会相信他不是有意的,就算是不相信,至少也要给他解释的权利。再往后退一步,他是有意的,是心理变态,也不是道德、品质问题,是疾病,我们更应该多关心,让他积极治疗,而不是鄙视。
有天我当班碰巧重油泵漏油,我把运行油泵,切换到备用泵上。阀门的垫片破了,维修班派那个人来换阀门垫片。一个小时后,估计换好了,我去泵房搞卫生。那个人一头大汗,阀门刚卸下来。地面黑糊糊一滩油,加了一层沥青似的,墙上溅起一砣一砣的黑油,那个人的衣服上,脸上都是油。半个小时再去看,那个人正在阀门上装垫片,开始要回装阀门了。我估计三五分钟后,可以大功告成,便站在_旁看着。三分钟后,我呆了,刚把阀门套上去,紧了两圈锣丝,他又把阀门卸了下来。垫片移动了。阀门换垫片,最没技术含量的维修活,一个熟练工,也就是半个多小时,那个人却干了三个小时。
我心想,别人干到五十岁,早是八级钳工了,你连个垫片都换不好,白活了,真是二百五钳工。心里这样想,口里就说出来了。后来,那个人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二百五钳工。
当时没意识到话重了。从年龄说,那个人是父辈,我比他小二十多岁。那个人抬头望了我一眼,我记不起那个人当时的眼神,只记得他又把背垂下去,眼神朝地面。我现在还记得那个人用沾满重油的手,在眼睛上擦了一下。那是一个不知反省的年代,加之我又处在不知反省的年龄,从未思考,油渍乎乎的手,为什么擦拭眼睛,更没想,那些话会伤害别人。
进厂第二年,我偷偷自学,自学目的并不明确,买了一本大学数学,放在操作室办公桌的抽屉里,一个眼睛在书上,一个眼睛在窗外。在窗外的眼睛,防备查岗领导突袭。怕给领导留下不安心本职工作的印象。不安心本职工作,属思想意识问题,最易在领导心中判处政治死刑,给同事溜下笑柄,最终归于那个人之列。车间领导曾在大会上说,爱学习是好事,车间支持,但要学操作技术,背工艺流程,不要不切实际,好高骛远。
偷偷自学,这“偷”,也只是掩耳盗铃,我以为是偷偷地,其实全车间都知道,连那个人都知道我在自学。我属于那种在学理科的人中,语文成绩算好的,在学文科的人中,数学成绩算好的。自学大学数学,于我,就像蚂蚁背大象。那个人说,我的题目全做错了。他一道道演算给我看,边做边讲解。有那个人的辅导,就没有蚂蚁背大象的感觉了。
只要我上班,那个人就来辅导我,有时我不在,他把头伸进操作室,张望一阵,就退出去了,也不问我在不在。操作室四个人,四条凳子。那个人辅导我时,弓腰站在我身边,次数多了,我就感觉同事们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当我明白,异样的眼神,就是看那个人的眼神,心里一惊。以前,同事们还善意表扬我好学,那个人辅导我的大学数学后,同事们的表扬里,就没了善意。有的同事,公开叫我大学生。
以后不要你辅导了。我对那个人说。那个人不解地望着我。我又说,我的名声都被你搞臭了。那个人默默地走了。我憋了一天的话,说出来,如释重负。后来,那个人又把头伸进操作室看看我,见我的眼睛没朝门口看,又默默地走了。
我以前自学是公开的秘密,公开的秘密,毕竟还存在“秘密”两个字,那个人的辅导,就把秘密揭穿了。秘密一揭穿,顿时,就有一种裸身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尴尬,四周全是恍然明白的眼神。我似乎听到那些恍然明白的眼神在说,车间主任说的,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的人就是他。我急于和那个人划清界限,把大学数学书藏了起来。这一藏,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后来,想起当年的幼稚,再找大学数学时,便找不到了。辅导以前,见了面,我还善意地向他点下头,不要他辅导后,见了那个人的面,我连头也不敢点,仿如从没见过面的路人。
不记得是一九八二年,还是一九八三年,那个人走了,说是落实政策,还说原单位找了两年,才找到。一个星期不见那个人上班,我才知道他走了。有人说,那个人是右派;也有人说,是走资派;还有说是刑满释放后,分到厂里来的,各有各的说法。我们厂是一个新建厂,职工全国各地而来,相互根底不透明。
那个人走后,再没见过,也没有他的消息。也许我曾记住过他的名字,但岁月把那个人的名字,从我的脑海中洗掉了,刚进厂时的同事,张三、李四,还记得不少人名,要是回想形象,像是涂了退字灵似的,连底色也模糊不清。那个人,名字虽不在我的记忆中了,但单瘦的身板,微驼的背,只关注自己的脚尖的眼睛;我曾经对他的伤害,二百五钳工,我的名声都被你搞臭了;他用沾满重油的手擦拭眼睛的动作,默默从操作室走出去的神态,每年都在我的记忆中翻一次新。我的脑壳像一口特制的瓷窑,把这些碎片,涂刻在瓷泥上,烧成了一片片的瓷画,新艳而又坚固,估计永远不会褪色。
我期望出现奇迹,让我在某个地方,和那个人相遇,和他说句对不起。为自己的无知,为对他人的不尊重。其实,也不一定非要见到,即算见不到,就在自己的心里说,说上一千遍一万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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