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年夏天，我回到妈妈当年参加送医下乡任务的村镇，代表腿脚不便的妈妈参加她徒弟徐医生嫁女儿的喜宴。

　　40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徐医生”变成了“老徐医生”，但这座名为方桥的古镇依旧“人家尽枕河”，处处行舟楫，酱菜店、竹器店、杆秤店、糕团店和榨油坊，早已由老店主的儿孙辈接手了，但依旧开着排门，像40年前那样不紧不慢地等着四乡八镇的乡邻光顾。

　　徐医生虽已谢顶，但他谦逊和蔼的笑脸，与当年帮我治百日咳时一模一样。40年前，我尚年幼，感冒后久咳不愈，徐医生带来了家里母鸡下的鸡蛋，每个鸡蛋上都用铅笔淡淡地写着这只蛋的出生日期。他用力打散一个鸡蛋，一直打到鸡蛋液发起细腻的泡泡再去找乡卫生院的食堂大师傅，舀一勺滚烫的粥汤冲到装鸡蛋的大瓷碗里。蛋花顷刻间像云朵一般鼓起，徐医生递给我勺子，催我快喝，说蛋花汤是清肺火的，只要坚持喝，咳嗽便会痊愈。

　　回到方桥古镇，我先参观了徐医生坐诊多年的小诊所。他有一张“两头沉”木桌，打开两侧的柜门，里面满满当当放着的全是村民的病历。防潮的塑料膜里夹着的，是病人十年甚至数十年的病情记录。在城里，社区医院都已使用网络信息系统了，但徐医生的病历管理依旧如此原始与质朴，让我吃惊。徐医生解释说：“电脑上的东西，这里的老年人看不明白。纸质的病历虽然原始些，可他们能够戴上老花镜来看，瞧着放心呀。”

　　为了说服节俭的村民舍得吃药，徐医生会反复比较药品的单价，选择那种一瓶能装上30粒、50粒甚至100粒的常见药。每次看过病人，他会用洁净的小药袋将各种药分拣出来，少的只包四五粒，多的也只有十来粒，村民花个几块钱、十几块钱，便能治好病。 二

　　徐医生见到我十分激动，还说起一件往事，他的父亲40多年前被毒蛇咬，就是我妈妈竭力救回来的，这也是他立志学医的一个契机。

　　我想起来了，徐医生父亲遇险，是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农民都在田里抽水抗旱。半夜，早已睡下的妈妈和我被一阵焦急的擂门声惊醒，外面人声鼎沸，赶来的农民高声呼救。他们用门板将一个小腿肿胀的中年汉子抬进了妈妈任职的卫生院，每个人身上都像被大雨泼了一遍，大汗淋漓。但此时，雪上加霜的是，乡里的用电负荷太大，突然跳闸断电了。万般无奈之下，妈妈让病人的儿子举起手电筒，她俯下身子，用医用橡皮筋将病人的膝盖上方牢牢扎紧，又让病人的侄儿迅速到镇上去，把能借到的手电筒都借来。

　　很快，擂门声响彻整个小镇，借来了8只强光手电筒。接着，我妈妈让8位个子高的村民在她周围围成一圈，举起手电筒，组成一台“无影灯”。我妈妈用手术刀迅速切开病人被蛇咬的伤口，俯下身去，用力吸出含有蛇毒的血液。她一边将污血吐出，一边漱口，身子微微发抖……

　　隔了好一会儿，再吸出来的血液终于变红了，抗蛇毒的血清也已经注射下去，病人神志渐渐清醒。当天晚上，乡邻四散。因为不放心病人，妈妈就睡在乡卫生院的手术室里。

　　中年汉子被救回来之后，他的长子坚定了学医之心。徐医生18岁从当地医学中专毕业，19岁就被分到了乡卫生院，跟着我妈妈学习如何处理刀割伤、灼烧伤，学习针灸、拔火罐与耳针之法，以及做一些常见的小手术。记得那时小徐医生为了学习耳针，经常学着妈妈的样子在自己的耳朵上按压绿豆，而调皮的我会伸手去捏他耳朵上的绿豆，令他猝不及防地痛叫出声。

　　20世纪80年代初，我妈妈因为要解决夫妻分居两地的问题，离开了乡卫生院，调往南京。彼时，她的徒弟徐医生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徐医生就是方桥古镇周边的农家子弟，他比我妈妈更懂得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让农民获得医治与安慰。他在这里一干就是40年，组建家庭，养育儿女。

　　可就在他女儿结婚那天，一位老农过来求助，说他弟弟在田间打药时突然晕倒了。此时，徐医生正穿着红绸子的衣服、黑绸子的长裤，皮鞋刷得锃亮，衣襟上别着的飘带上写着“父亲”二字。一听说有人晕倒，他立刻披上白大褂，带上他的小药箱和听诊器出门。他跑了几十步，折回来，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摸了一把糖，又跟着病人的大哥狂奔了出去。

　　过了不到一小时，喜宴即将开席，徐医生就回来了。病人的问题已经解决，不出他所料，晕倒的农民是因为没吃早饭就下地干活儿，加上有点儿中暑，出现了低血糖、眩晕。吃了徐医生带去的奶糖，喝了徐医生保温杯里的红枣水，这会儿已经好多了。 三

　　看得出，徐医生在这里的人缘很好，女儿的婚宴在这个小镇上居然摆了25桌，几乎所有的人家都来了。在过去的40年里，他们多多少少都得到过徐医生的治疗和关照。当地有风俗，给新婚夫妇的小红包是不可以谢绝的，为了答谢来参加婚宴的人，徐医生特地请来了最好的乡间厨师，还准备了一个类似游园会的环节。

　　他与老伴儿在自家院子里准备了套圈、弓箭射气球、踢毽子等有奖游戏。他为得奖的村民准备了罐装肉松、盒装牛奶、核桃露，以及塑料水桶与脸盆。徐医生笑着对我说：“在村镇上，罐装肉松或者盒装牛奶是人情往来的硬通货，儿女送给父母，父母转送给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又可能转送给侄孙……转来转去，这些食品临近保质期了，人们才会下决心吃掉。”

　　徐医生晓得，这里大部分的年轻男人都去城里打工了，留在村镇上的都是妇女、孩子与老人，平时生活十分寂寞。有人办喜事，那简直是他们难得的节日。在为喜宴搭建的舞台上，不管是唱歌、唱戏还是其他表演，徐医生都会为表演者递上一只印着喜庆图案的塑料脸盆，村民们都十分高兴。

　　尤其是那些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因为踢毽子的功夫了得而得到奖品，笑得比过年还开心。他们到了这把年纪，除了带孙子，还要在地里劳作，他们坚信，一日不流汗、不使劲儿，肌肉就会萎缩，力气就会离他们而去。他们的脸庞、胳膊与小腿都被晒成了酱油色，伸出手臂来，70岁的人仍然拥有铜浇铁铸一般的肌肉。正是这些勤劳又不服老的人，种出了大家一日也离不开的稻米、蔬菜和水果。徐医生说：“我自己的医术有限，但我想一直陪伴着他们。当我与村里看门的狗和鹅都混熟了时，村民们就会放心地把贴满膏药的后背，把在水田里受伤的脚都交给我。”

　　喜宴到达了高潮，几乎所有的人都喝到微醺。一位70来岁的老汉站起来，没有伴奏，唱着自己编的歌谣。苍老的他声音嘶哑，就像一只老去的鹰在自己出生的山谷半空缓缓盘旋、鸣叫。他唱道：“医生的关照山高水长，河里的乌篷船载不动你的牵挂。女儿今日出嫁，你可也要跟着离开?”

　　作为村医，老徐已经在这里服务了整整40年。一开始，他在乡卫生院工作，后来，因为学历不够，他不得不从乡卫生院离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他的命运与这块土地上的兄弟姐妹融合在一起。他老了，他的病人也老了。他说，自己如今还看得动病，就一定不会离开。

　　为了让乡邻们放心，在女儿的喜宴结束后，徐医生带着女儿女婿，在诊所的院落里种下了一棵枣树和一棵樱桃树，他们又为老葡萄藤编了一个宽绰的攀爬藤架，藤架下安设了石桌与石椅。这样，以后候诊的病人就能在葡萄藤浓荫下，吹着微风，喝着金银花茶，安心等着老徐为他们看病开药了。

　　这些在原野上劳作的农民，能安心留在故乡，留在熟悉的山水间，除了故土难离，也是因为有“徐医生们”一直陪伴在他们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