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吹着电风扇的、十一月的深圳，谈论穿大衣，谈论其中的滋味，我不期望有人共鸣。

　　平时，无论故事情节的好坏，如果电视中有两部好莱坞影片同时播映，一部发生在迈阿密，另一部在纽约，我会绝不迟疑地选择后一部。很可能它情节极糟，导演长了个混沌脑子。但是我想看见北方,想看见城市中秋天和冬天的景色。只要是纽约、多伦多、北欧，故事总可能从夏天发展到严冬。我喜欢寒风凛冽中的楼群、陈旧晦暗的街道、枯黄卷曲在街角的落叶，特别是缩在高立着的衣领里、披紧了大衣匆匆而行的人们。我几乎总以为那人群中会找到我熟悉的某些东西。

　　现在是十一月八号，现在我满眼睛里都是绿的。二十米内的花和草都是我们自己种植。我能给它们浇水，但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让它们枯黄。枯黄却活着——像北方冬眠的树们。

　　我想创造一个我的季节，一个严酷的季节。我想让南方的植物也学会生死的轮回。荣了，再枯;枯了，再荣。

　　一个南方人，一个广东人。不断展开香纸巾擦汗，一只手像花儿似地掩着腮剔牙的人，怎么能明白风吹透了骨节的感觉，怎么能懂得把高耸着肩的长大衣披在身上，再拉紧两襟那迎风而立的感觉!

　　南方，它没有资格悲壮。

　　大衣，首先是御寒的，尔后，还有令人厚重、自信、威严等等许许多多的功能。大衣，给人的精神以宽阔的外延。

　　北方的风，吹拂着树。叶子或者黄了或者红了，缤纷着死去，最后，只有光秃着的枝干，一根根独立着，显出孤独和寂静。只要出门，语言就收住了，嘴唇也能冻僵，仿佛脸上贴了厚的木片。裹紧了大衣，束紧了肩，加紧了赶路，遇到一块像镜子那样光滑晶亮的冰面，必须快走再快走。

　　因为太冷了，声音传递得迟缓。一张开嘴就被自己呼出的白雾汽笼罩。所以，走在街上，多是只听到踩着积雪的“嚓嚓”的脚步声。

　　冬天，不是一个交流的季节。寒冷对生命也是一种大严酷。哪怕你再喜欢嬉笑幽默，也被隔阂、冻结了。冬天的北方，你看见迎面来的每一个人，都穿着大衣，面目冷峻，锁紧眉头。

　　去年冬天，我去北京。一出机场大门，全身马上被风打透。这种风，它的干脆和力度，我太熟悉。连忙找出大衣来。下意识地把手插在裤袋里。我顿时发现：这动作已经远离我多年，居然还没忘记!

　　在二十年前，手插进深深的裤袋，脸上做出无所谓的状态。这是一个具有符号意义的动作，它代表了我是一个思考着的成人。

　　我曾经多次走在最萧瑟的街头。在裤袋里的手，已经冻僵了，但是我还能坚持。我喜欢这样，盲目地走在街上，让大衣的下摆，在我背后潇洒地摆动。现在想起来真好笑，难道思想还要靠某个姿态、某件行头来协助完成吗。

　　雪，像高大、破碎的聋哑人那样坠落下来，落在思想者的身上。那时候，连抖落肩上的雪的姿式，也自我感觉很英俊。因为自己的肩太细小，被大衣夸张着，仿佛真的能把人的理想和威风，向外延伸。

　　人在许多时候是卑微无助的。在我插队的那个年代，军大衣能给任何一个胆小鬼以仗势欺人的胆略。有那么一件大衣，足以在乡村小集市上横着走。任何人找你别扭，你都可以大喊一声：你想干什么!也许当时天气还没那么冷，树叶还没黄，海棠还紫红。但是大衣已经是很必要的道具了。它使你生出座山雕一样的胆识谋略，在威虎山上占山为王。

　　你都是座山雕了，谁还敢欺辱你。哪怕扒上南行北往的列车，也畅行无阻。

　　而在深圳的街头，思想的孤傲和座山雕的威风实在难以保持，因为你必须出汗。南方是粘的，四季都粘。在粘稠中，人没办法冷峻崇高。

　　只有一次，我看到了大衣的光彩。几年前的一月，广东奇冷。香港大帽山顶气温达到零下三度!树枝上结了稀罕的冰凌。引得香港人纷纷深夜登山，比观海市蜃楼还要兴奋。富人们纷纷翻出皮草。记者们蜂涌追随。十几分钟的电视新闻时间，专门报道了演艺界的名星们的各色貂裘。我心里想，这些皮草虽然昂贵，却因为没有穿出门的机会而贬值，仿佛雌孔雀挪借了丈夫的尾屏，好不容易找到了被人围观欣赏的机会，便一显屏之华美。而北方人的大衣，是与虎豹谋得的皮。你不是虎，却得到了老虎那斑斓、高贵的外套，而且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都披在肩上。那感觉真是不同。

　　长而阔的大衣当然好。而我当年穿到农村的，是我妈妈的一件短大衣，五十年代供给制时期的样式，叫做列宁式，前襟有双排纽扣。大衣的本色是很不纯正的蓝，但是我请人把它加了黄绿色的面儿，这短大衣立刻就光彩照人了。它内部的棉花已经是二十年前的棉花，早挡不住风寒。但是我坚决穿它下乡。我喜欢它使我像个老牌的革命者。当时一顶军帽已经值得男孩们为之拼命，何况一件历史悠久的列宁式外套。尽管单薄，仍穿着它去县城里参加知青代表大会。我虽然不是正式代表，不过是一个给“讲用者”编造事迹的随行者，照样感觉极好，照样自认为不同凡响。

　　我绝没有想到，二十年后，我会停在永远翠绿的深圳。

　　因为不出门，因为没应酬，整天都是短衫宽裤，不用捉襟就自然露着肘。半生的沧桑，零零乱乱的总是想起来。现在又忽然想在南方体验凭空的寒冷。人是一种恋旧的生物，该记的记不准，该忘的也忘不掉。

　　有一天，这一生穷竭了，我会说，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我从北迁徙到南，也许再从南迁徙到北。我从折返腾挪中，明白了很多。

　　瞿秋白在他短短的诀别书上，还不忘记说：“中国的豆腐很好吃。”我厌弃讨论吃。但我想有那么一天，我会告诉后人，在万物冻得又硬又沉的严冬，穿一件阔而长的大衣，有种种的好滋味。

　　199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