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舅是土生土长的道湖人，既无文化又无任何技能，十足的一个种田人，然而他却是整个道湖最顺风顺水的人。他从生产队长干起，直干到吃皇粮的公社干部。这其间他左右逢迎，媚上却不欺下，虽为人的口碑不是那么好，但他却把自己和家庭经营得风生水起，安稳顺意。不知为何我印象中亲切可人，疼爱我有加的二舅妈，在别人眼中和二舅一样也是一个势利的人，是一个不怎么贤淑的农家妇女。别人说她没有多少见识，说她待人接物势利自私，功于心计。但我看舅妈再不能干，为何又把自家的一亩三分田经营得那般熨贴呢。二舅一辈子十分看重舅妈，家里的安排全听舅妈的，决无反对的言行，哪怕得罪亲戚邻舍。要说舅妈不算是能干的农妇，那她一生养育了七个儿女，儿女们何以都很听她的话，乖顺勤恳，简朴务实呢?也有人说二舅妈在个人作风方面，名声也不咋地。我长大后也问过母亲，母亲的话较委婉含蓄，但我却听明白了，别人说的能信吗，身正不怕影子歪，嘴长在别人身上，做得再好的人，也会有人背后嚼舌头的。

　　还有人绘声绘色地说二舅妈刚嫁过来时，惊艳外公的貌美，多次对外公眉目传情，外公却视若无睹。只到有一次舅妈在外公洗澡出来后的挑逗，彻底惹恼了外公，外公怒斥了舅妈，从此舅妈才对外公全盘熄火。再后来，道湖乡邻们又纷纷传播舅妈和同族一个相貌不俗的同辈伯兄有一腿的事。并传得有声有色有画面。说这事还是那位伯兄的女儿跟舅舅的大女儿争吵时毫无顾忌地骂出来的：“你以为你姆妈是什么好东西呀，和我爹爹在牛栏屋里做那事，被我姆妈碰见了。你看你那个弟弟像你些还是像我些?嘻嘻……”这一切，不知二舅舅可曾听闻过。

　　打我记事起似乎没见过二舅真正绽放过笑颜，他生得本来就薰黑薰黑的，再加上总是一副极严肃的脸孔，所以我们子妹都有点怕他。但我却似乎既不怕他，同时也不亲近他。然而舅妈却分外疼爱我，从来都是笑眯眯地叫我“红润，红润”的，有时还随道湖的一众乡邻叫我“红彤彤”，或亲切地昵称我“红崽，红崽”。母亲曾告诉过我说，我是早产，因母亲头天晚上闻了一下麝香香囊，导致她肚子剧烈疼痛，且痛了一整晚，第二天太阳出来就生下了我。我生下时比一般新生儿要红许多。外婆便对母亲说：“这个伢子这一身红彤彤的，小名就叫红彤彤，大名就叫红云吧。”可是“红云”两个字，由我父亲的南腔北调便成了“红润”，于是红润便成了我的大名。道湖的乡邻们却很少有人叫，而“红彤彤”的小名却被乡邻们喊开了。舅妈尽管自己生了许多孩子，但我觉得对我的疼爱比疼爱她自己的儿女还要过盛。她时不时会给我一些零嘴吃，要么一把爆米花，要么几片沙炒的红薯片，要么是当时奢侈的一颗水果糖。

　　我忘不了二舅妈真心呵护我的两件事。一次二舅家盖了新瓦房，上梁那天大摆酒宴。因母亲去舅妈后厨帮忙了，我去寻母亲，当时口喝得冒烟。我冲进二舅舅家的旧屋里，我看见堂屋方桌上有个小水杯，我不知那是外公刚筛好的一盅白酒。我端起那杯以为是茶水的杯子就喝了一口。“哇”的一声，我慌忙哭着将嘴里又苦又辣的白酒吐了出来，也把那杯酒打翻在地。我大哭大喊“姆妈，姆妈”。

　　这时外公正从外面进屋里，他不由分说就对仅三岁的我，在头上狠狠地敲挖了一个脑把崩。还大声恶狠狠地骂道：“叫魂呢，小化生子，乱呷么子茶，这是酒，辣死你咯咂小化生子。”当时舅妈就从后厨房冲了进来，她对外公也厉声断喝道：“红伢子才好大的人，他要晓得是酒，他还会喝啵，打人也冇轻重，咯点伢子大的细伢子，你就恨恨地敲他，你也太狠了吧!”说着就牵起我去后厨喝茶。按说三岁应该不太能记事，然而这事我却记了一辈子。

　　另一件事是我下乡后因得疟疾回城休养，我的病快好利索时，母亲要我去道湖看望舅舅和舅妈。当时正是文革快要寿终正寝了，物质奇缺。但舅妈仍翻箱倒柜找来一块腊肉，一块腊鱼蒸了给我吃。也许是得疟疾病刚好，食欲还未恢复，我闻到烟薰味恶心想吐。我告诉舅妈我不想吃腊味，并把舅妈夹给我碗中的几片腊鱼腊肉又夹回菜碗中。我对舅妈说：“舅妈，我想吃西红柿炒蛋，有吗?”

　　大我半岁的表哥连忙说：“快九月了，蕃茄杆子都扯了，哪里还有蕃茄呢，蛋也冇得，现如今哪家还敢喂鸡婆呢?”

　　“莫讲哒，你快去翻扯一下垛在一起的蕃茄杆子寻找下吧，兴许有些蕃茄棵子上还寻得几个死秧子的蕃茄，我去借两个蛋看借到手不。”

　　说着舅妈和表哥，顶着八月道湖天上那轮炎炎的烈日忙活去了。那一餐饭我终于吃到了青红交杂死秧子的西红柿炒蛋，酸不溜湫的，但我却感觉味道好极了。看着舅妈和表哥一脸的笑意在看我大口扒饭，最后还把小半碗蕃茄炒蛋都扒进饭碗中的吃相，舅妈舒心地对我说：“慢点呷，红崽，慢点呷。”舅妈奔忙为我炒的那半碗死秧子蕃茄炒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想起仍会口舌生津，心生对舅妈的万分感激之情。

　　1963年到1965年之中，不到两年的时间，母亲将两个弟弟寄养在道湖二舅舅家生活。这个错误的决定和做法，让母亲很长一段时间都肝肠寸断，万般追悔。小弟弟出生不够月份，身体羸弱，瘦骨零仃像只瘦猴。道湖的乡亲都不叫他的名字，直接叫他小四猴，因他在我家四兄弟中排行老四。我不知这两个弟弟在那不到两年间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只知道母亲接回他们时，他们已瘦得不成人形。那正是国家经济极端困难的年代，物质奇缺，被老百姓称着过苦日子的年月。何况舅妈家那时已有五个子女，本来舅妈就顾及不过来，何以还要答应母亲寄养两个弟弟的请求呢?我现在想来，一是母亲在她娘家本就最受她子妹的爱戴，大姐的拜托舅舅和舅妈不敢不答应。二是母亲实在没有法子了，她不能看着她两个最小的儿子在河南呆不下去了。

　　62年夏天，父亲一意孤行带着小姐姐和我们四兄弟下放到了黄泛区，豫东老家，因回到老家的第二年，老家就遭遇了特大洪涝灾害，两个小弟弟长期不服水土拉肚子，父亲便将他们送回到母亲身边。母亲微薄的一点工资还要负担两个姐姐就读长沙第十五女子中学的学费和寄宿费。所以，母亲只好让我的大姐姐每月挤出十块钱，作为两个弟弟寄养在二舅舅家的生活费。

　　据后来两个弟弟告诉我们，那时二舅舅正遭遇他在道湖政治生涯的滑铁卢。二舅舅时任生产大队长和支部书记，不知怎么一夜之间被打成了“四不清”的干部。在“城乡社教”运动中，城市当时“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农村则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那时舅舅这个一直走红又顺风顺水的农村基层干部，每晚都要上台，参加对自己的批判会。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他政治生命的陡转让他沮丧万分而自顾不暇。二舅妈在家里本就强悍，即便舅舅良心发现舅妈和她的大女儿对两个弟弟近乎虐待般的对待，他也无可奈何。

　　舅妈在她的后厨房的柴草房给两个弟弟搭了一张地铺，算是两个弟弟的寝室。一床破棉絮一摊，一床破棉被一盖，就不管不顾了。四弟体弱多病又夜夜尿床，常常是和尿而睡到天亮，靠两兄弟和柴草的热气才把破棉絮焐个半湿不干的。舅妈的大女儿早晨去柴房抱柴烧火，那股浓烈的尿骚味让她将两个弟弟破口大骂半天。更有甚者，她还拿起烧火棍对着还用破棉被捂着的两个未睡醒的弟弟一顿乱扑打，直打得两个弟弟痛哭不已。连着打了几回后，三弟弟终于忍受不了，他操起柴房里一根竹竿就朝二舅妈的大女儿敲去。这以后，二舅妈的大女儿才收敛了许多。

　　然而在吃食上两个弟弟就遭到了舅妈大女儿的阴险报复。那时粮食定量，舅舅家全家按大小定量蒸钵子饭吃，这是主食。蒸钵子饭有技巧，米放多少，水放多少决定蒸饭的干稀，同样大小的钵子饭，放米少添水多，那饭便如同稀饭，放米多添水少就是干饭。二舅妈的大女儿就把两个弟弟的定量减去一半，每每让两个弟弟吃稀如米汤般的钵子饭，让两个弟弟一泡尿后就饥肠辘辘，饿的前胸贴后背。三弟虽向舅舅和舅妈多次告状也未果，这事舅舅和舅妈应心知肚明。三弟说，舅妈应是默许她大女儿这样干的。按说母亲给舅妈家的粮票只多不少，寄养的十元钱也按时足额付给了舅舅和舅妈，他们为何还要这样做呢?

　　二舅妈和她大女儿对两弟弟的虐待，很快道湖的乡邻们就传遍了，显然她们遭到了道湖乡邻们明里喑里的指责。母亲沒办法最后不得不将两个弟弟寄养在另一个同族的舅舅家。但母亲是那种疼爱自己的儿女，又顾全亲戚面子的人，她从未记恨过这事，相反，她还时常念及二舅舅和舅妈的恩德，只要是她能够拿出手的东西，她都不遗余力地资助二舅舅和舅妈，哪怕自己再节衣缩食。母亲常说：“要不是二舅舅和舅妈当初能够应承两个弟弟寄养在道湖他们家，她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二舅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自然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戴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四不清现行反革命”的高帽子在道湖，在高桥，在东沌渡几处游街示众。而当时我父亲也正被造反派整日里戴着写有“历史反革命份子，国民党中校军医”的大帽子，没完没了地游行批斗。一南一北，一个现行反革命，一个历史反革命在汹汹的历史潮流中被折腾得九死一生。好在文革结束后，二舅凭着他赤贫农出生，凭着他解放后由生产队长一步步熬上去的大队长和大队支部书记这样的资历迅速得到了重用。

　　公社先是派二舅带队去海南亲随湖南农业大学的袁隆平教授学习培育优质稻种的技术，回来后便提拔他为编制外只拿补助的公社种子站站长，负责全公社的种子配备输送，还负责检查育种发芽播种等后期工作。毕竟舅舅是地道的农民出生，他踏实认真的工作作风，极其负责的工作态度很得当时公社李书记的器重。

　　回忆二舅自然是绕不开我父亲1962年带领我们四兄弟决绝地要求下放农村，回到了极其落后穷困的老家，豫东黄泛区那段艰苦岁月的。那是我们兄弟这一辈子始终解不开的沉重心结，即便若干年后，我们先后逃离了我们视为囚困我们炼狱般的老家。父亲在长沙时即便有国民党旧军医官的敏感身份，但他的医术高超，工作态度认真负责，很受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敬重，因此父亲并未在反右及其他政治运动中受到过大的冲击。当年学院医务所长没有落在父亲肩上，那也是必然的趋势，毕竟从湘西柘溪水电站调来的张所长是南下干部，曾经的解放军军医，他的政治资格比父亲要强许多。

　　62年的“精简”政策，父亲也并不属于下放农村的对象。然而当父亲被二伯、三伯的探访勾起的浓浓乡思和回农村老家办私人诊所的向往被没能当上医务所长的失落情绪一催化，父亲便又一次误判政治形势的发展而决绝地要求下放农村，回老家河南豫东。许多年匆匆过去，当已是耄耋之年的父亲和我促膝长谈如烟往事时，他深刻地总结，他这一生四次对政治形势的误判而导致他人到中年之后的悲剧性人生，完全是自己性格使之然。父亲说他性格倔犟，看问题偏执，不大听从旁人的劝勉，这些都和他有些恃才放旷的孤傲是分不开的。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他还在国民党军医学校最要好的同学，也是一同考进这所学校的老乡就劝他一起投奔延安，参加抗战。他沒听从这个同学的劝勉，丧失了人生有可能最灿烂的前程。第二次解放战争时期在浙江湖州被浮，若他投诚在那个既是老乡又是解放军野战医院院长的麾下，他仍然可望获得一个光辉前景。第三次作为俘虏被放回长沙后，因受不了道湖的苦楚而闲居在长沙南大十字路公馆时，同样是父亲河南老乡的解放军某部师长规劝父亲随同他南下，去为解放全中国贡献自己的一技之长。如若父亲听从这位师长的劝勉，也应该有个不错的人生转折。第四次就是1962下放农村，想在老家开办私人诊所的打算，更是父亲误判形势，生生把自己逼上了一条既葬送了自己大半辈子修炼的医术本领，也陷我们一家，尤其是我最小的姐姐和我们四兄弟于更加艰难苦困的境遇。父亲告诉我，他的确是个既无啥政治远见又执迷不悟的旧知识份子。当时在“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幻景中，向往着回老家开一诊所，为父老乡亲做些自己这方的些许贡献。然而诊所开了不到两个月便被老家政府取缔了，原因是开办私人诊所是走回头路，是背离社会主义发展路线的。

　　二舅在公社扎稳了后备干部的脚根后，母亲便央求他，把被父亲带到河南老家的儿女想办法迁移到道湖来。毕竟我们原就是道湖的人，在道湖进行的土改，沒收了出租的薄田，也分了两亩水田。道湖的亲戚乡邻仍念及父亲的忠厚为人，更念及父亲治疗痈疽疔疖的高超医术。想不到母亲心心念念的弟弟，却最终是断送我们迁居道湖梦想的始作俑者。尔后的岁月，往往想起这件事，我便想起《红楼梦》里王熙凤把唯一的女儿巧姐托付给自己的亲弟弟的情节。我们一家比巧姐强一点，沒被亲舅舅公开卖掉，但也算是名义上卖掉了。

　　当时道湖全村大部分人都同意我们迁居道湖并签了字，只剩下报到公社审批了。二舅舅说只要打通公社李书记的关卡，这事就好办了。但这事需要钱，而且一大笔钱。可怜见地，为了这一大笔钱，我和三弟去两百多公里的河南禹县山区小煤矿拖煤卖给烧砖窰的換一点血汗钱。三弟拖一千二百斤，我个子小没力气就拖七百斤。三弟当时身体强壮，我却精瘦无力，拖七百斤还往往要让三弟往回接几次。有一次下坡，我握不住往山坡下冲的架子车，差一脚就被冲到悬崖下，连命都要葬送在悬崖底。是三弟回来接我，使出毕生力量才阻住了就要冲下悬崖的我和那七百斤一车的煤。拖煤卖的几百块钱，交给二舅舅后，二舅舅拿去作为他正式入编公社干部的活动经费进了那个李书记的口袋。

　　没办法舅舅又通知母亲再筹钱。我和二弟三弟又把父亲他们家被黄河水冲决并深埋地底两三丈深的老宅挖开，刨取倒塌旧宅的老砖卖钱，卖的一点血汗钱交给二舅舅后，我们并没等来落户道潮的希望。

　　母亲催促的结果是，二舅舅告知母亲说，快了快了，再筹几百块钱就行了，但是那时别说几百块钱，就是几块钱都不是那么容易到手的。有什么办法，相信亲舅舅不会诓骗我们，只好又去想办法筹钱。还是我和三弟经人介绍去高温快五十度的砖窰卸砖，挣血汗钱。又是高温又是一氧化碳的蒸熏，三弟受不了啦，就伸手去拖正运转的工业电扇，想凉快一下，结果被扇页生生切掉一个指头。最终我们流汗流血的钱沒能换来我们迁居道湖的美梦，却成全了二舅，他终于转成了吃皇粮的正式公社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