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年轻的时候和女朋友一起穷游南美洲(也许是欧洲，我记不确切了)，坐慢悠悠的火车晃荡在南美洲的大陆上，他们当然没什么钱，买书也只买得起便宜的平装本。他们在火车上同看一本书，一个人先看，看完一页就撕下来给另一个人，后者看完那一页，就从车窗扔出去。一趟旅程下来，那些文学先贤们的伟大著作就像一只只蝴蝶飘洒在南美洲火热的大陆上。

　　我非常羡慕科塔萨尔的旅程，当然，还有他在巴黎的生活。很长时间以来，我对某种潦倒不堪的生活心生向往，在我看来，科塔萨尔、凯鲁亚克、布考斯基这些人的生活，看起来穷困潦倒，却暗藏着一股倔强骄傲、牛气哄哄的诗意。后来，我就有了一个梦想，想要过一种“垃圾”一样的生活。当然，就跟我心中暗藏的无数其他梦想一样，这个梦想一直也没有实现。

　　从小我就渴望逃离自己的生活，我幻想着另外一个自己，住在远方，拥有林海、拥有雪原、拥有山涧、拥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书，总之，拥有我渴望的一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当年促使祖先们走出非洲的基因在作祟，反正，小时候我就觉得，生活总是跟我作对，我想要的东西，它一定不会给我，我的应许之地在远方。

　　后来我长大了，有一天晚上，在大学宿舍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个小学比我低一年级的同学跑来对我说，他父亲消失了十几年，终于被他找到了，他父亲竟然一直生活在他家不远处，隐藏在他生活的边缘，但是他和母亲一直不知道。梦里，我去见他父亲，现实中，那位同学的父亲是我们小学的一位老师。我在一所空空荡荡的房子里见到那位消失了十几年的父亲，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对我笑了一下，没有回答。醒来后，我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个梦。小学毕业后，我没有再见过那个同学。他的父亲，那位小学老师，也一样。但是在梦里，那位同学却长大了。

　　这个梦折磨了我很多年。它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模糊。

　　几年以后，我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从原来的生活中暂时抽身而去，躲在越南南部一个美丽的港口——头顿，位于越南东南部头顿半岛上。每天傍晚，我沿着防海大堤散步，心中充满莫名的寂寥。我骑着租来的摩托车，到处乱转。我走进那些幽深的巷子，在别人的生活面前探头探脑，想象他们的柴米油盐和喜怒哀乐。

　　头顿非常安静，那时我压根不知道它是一个旅游胜地，也不知道一个美国摇滚明星曾经死在这里。我对它的了解非常肤浅表面，但是，它符合我逃离生活之后应该身处何处的所有想象。有一天，我在宾馆的桌前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写我在大学时做过的那个梦。

　　法国导演戈达尔和妻子安娜·卡里娜经常吵架，有一次戈达尔的一位朋友接到他的电话，请他帮他们夫妇各买一套衣服送过去。这位朋友满腹狐疑地照办了。到了戈达尔家，他发现导演两口子只穿着睡觉的内衣，家里一片狼藉。戈达尔对朋友耸了耸肩：“非常抱歉，我们已经没有一只完整的杯子给你倒水喝了。我们把它们都砸碎了。”不但如此，他们还把对方所有的衣服剪得稀巴烂，以至于根本无法出门。

　　这样过了七年之后，尽管他们一起合作了《女人就是女人》《小兵》《随心所欲》《法外之徒》《狂人皮埃罗》这些伟大的电影，有一天，就像高更给老婆留下一张“我再也不会回来了”的纸条一样，戈达尔对妻子安娜·卡里娜说：“我下楼买包烟。”然后，他下楼，再也没有回来。

　　对像我一样的大多数人来说，逃离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偶尔在梦里面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