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站在学校的大门口，一眼望过去是两排高高的白杨。树应该有些年头了，树干很粗，所有的树枝都向上生长。它们像两队身子挺得笔直的哨兵，日夜守护着校园。

　　这两排杨树中间的石子路是学校的中轴线。沿着这条路走过去，再穿过每一排教室中间的走道，就分别走过了学校的3个院落——前院、中院、山上。算起来，整个校园共有4排教室，每一排4间。每一排教室之间除了小院子，还有小花园，种着各种花草树木。宿舍围着教室，操场在宿舍和教室的南面。

　　小学一毕业，我和一群小伙伴就来这里念书了。因为学校离家有20里山路，所以我成了住校生。学校没有学生食堂，需要自己做饭。做饭用的是煤油炉，据说之前没有煤油炉的时候，每个学生每周从家里挑一捆柴，在学校准备的土灶房里做饭。所以，煤油炉的出现改变了住校生的生活方式。我们每周只需要到供销社花3角钱打一斤煤油，可供一星期6天的做饭和晚自习照明。做饭的锅是钢精锅，每顿饭都是面条，在面里加些洋芋块儿和酸菜，放点儿盐，就算一顿饭了。因为家里不愁粮食不够吃，所以我们带来足够自己吃的粮食，面、酸菜、洋芋，每顿饭都能吃饱。每个星期六下午，上完两节课就放学了，我们背着空袋子、空笼子、空罐子回家。而星期天下午，我们需要背着馍馍、面条、一小口袋洋芋和一罐酸菜返校。因此，每周天上午，我妈都非常忙碌：先要擀好我6天要吃的面，切好、晾晒，一层一层放在我装面的茶笼里，在每一层上撒些粗面，免得面条黏在一起;接着，给我烙几个白面馍馍，想着我在学校吃不好，还要在馍馍里多打进几个鸡蛋，多放些油——吃起来酥酥的，特别香，还不容易坏。用来装酸菜的是一个黑色的瓦罐，应该有些年头了，盛满正好够吃一个星期。

　　最让住校生头疼的是面条。虽然家里人再三叮嘱我一到宿舍就要晾开，晾干了的面条不容易起霉，但一过星期三，面条还是逃不过霉变之路。最开始，每一根面条上均匀地长出一些白色的斑点，越来越密，到了周五或周六，这些白色斑点就变成了绿毛，面条看上去就像一根根长满了绿毛的细棍儿。我们的办法就是煮，一遍一遍地煮。从一开始烧水就把面条放进去，水一烧开，水上就漂起一层浮沫，用勺把那一层沫撇出去，再煮，过一会儿，又漂上一层，再撇，直到看不到沫为止。面条上的白色斑点和绿毛好像被煮掉了，颜色也恢复了正常，撒上盐，加上酸菜，似乎也不难吃。反正大家都这样吃，住了几年校就吃了几年。不吃，又能怎么办呢?

　　宿舍是通铺，可能是因为学生过多、宿舍不够，通常能睡5个人的宿舍被安排了八九个人，非常拥挤。白天还好，难过的是晚上，大家只能前胸贴后背地挤着睡，没办法翻身。谁要是半夜起来上厕所，回来就找不到睡觉的地方了，只得趁哪个同学翻身时，赶紧找个缝儿再挤进去。

　　二

　　我看过一本杂志叫《黄金时代》，好像是面向初中生的。当时不明白这本杂志起这个名字的原因，现在想来，一个人一生当中最为美好的年华莫过于上初中的这一段时间了。我为自己能在这里度过黄金时代感到庆幸。

　　话该从何说起呢?

　　每天早晨，起床的铃声响过——应该说是敲过，因为学校的铃铛是半截铁轨，值班老师拿着半截木棒敲——我们急匆匆地起床，随后以班为单位在操场上跑步，体育老师吹着哨子带领着我们喊：“一、二、三、四——”我们跟着喊：“一——二——三——四——”老师们大多都住校，也和我们一同起床，在操场上锻炼。有的老师还会打一套太极拳，常常令我们很羡慕。跑几圈下来，气喘吁吁，但浑身舒畅。随后回到宿舍吃早餐，一般是啃几口馍馍。

　　接着就是早自习。早自习自由、紧张而有序。打扫卫生的值周生分工明确，有扫校园的，有扫教室的，有擦黑板和洒水的;学习委员在收作业本，又从老师那里抱回来批改好的作业本，发到每一个同学的桌上;有的同学在座位上写着什么，有的则拿着语文或者英语课本急匆匆出去了。教室门前、操场上，乃至校园的角角落落，都有同学们慢慢来回走动的身影，大家一边走一边念念有词，有的大声朗读，有的默默记诵，互不干扰。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情况安排自习的内容。经过长时间的“侦察”，我在学校会议室、实验室和操场的矮墙之间找到一块相对僻静的“三角地”，在这里一边转悠，一边背诵老师要求的内容。

　　三

　　我们的老师大多从师范学校毕业，当时上课连幻灯片都没有，更谈不上用多媒体了，因为学校没有通电，用不了这些先进的设备。但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专业精神和素养至今都令我钦佩。上课从来不说废话，很少拖堂，每个老师都是如此。老师们都能写一手漂亮的字，虽然风格有差异，但板书都非常好看。偶尔有哪位老师的字写得稍微难看一些，就会显得特别突兀，会遭到我们小瞧——除非他讲课的内容令我们折服。理科老师上课时一边讲解，一边在黑板上工整地演算，完整地写下整个解题过程，同学们便跟着思路在本子上写解题的过程;老师讲完，还要等一等，因为有同学还没有写完。老师的目光会来回扫视我们，如果觉得大多数人还是一脸迷茫，便会再讲一遍，强调关键的地方，直到大多数人理解为止。讲完，布置一两道习题，当堂做，检测大家的理解程度。再布置一些课后作业，只要上课认真听了，完成起来困难不大。作业量不大，不需要花很长时间。老师会认真批改所有作业，下一次上课还要对全班同学完成不好的题目再次进行讲解。每当要讲解新的、抽象的概念时，老师便会放慢上课的节奏，把整体的内容拆解成几个小节完成。

　　常凯仁老师原来是教代数的，后来他又教物理。初二时上地理课，进教室的竟又是常老师。我心里正在疑惑，常老师已经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很标准的中国地图，讲起了中国地形的“三横三纵”，之后又讲了中国交通的“三横三纵”。跟着常老师，我们每节课都在画中国地图。上完一个学期的地理课，眼睛一闭，京广线、陇海线、大兴安岭、横断山脉，尽在眼前，真的是学得趣味盎然!

　　初三下半学期，教我们几何的常海潮老师在一次篮球比赛中脚受了伤。几个老师抱着他的上身，一个体育老师抱着他的脚，往回一拉，骨节算是接上了，常老师疼得大汗淋漓。不一会儿，他的脚就肿了起来，脚踝的皮肤似乎快要胀破了。大家赶紧把他送到宿舍休息。第二天有几何课，我们以为常老师不来了，没想到，快上课的时候，他在宿舍门口喊班长，说要上课。班长带着几个高个子的同学，一人拿着拐杖，一人背着常老师，一人托着常老师那只受伤的脚，几个同学在周围护着，把常老师背进了教室。常老师拄着拐杖，单腿站着讲课。一节课下来，他上衣的前襟和后背被汗浸得湿漉漉的。我不知道常老师是怎样忍受疼痛照常上课，回到宿舍又是怎样治疗的。反正，我们的几何课一切照常。刚开始，我们轮换着背他，后来他能自己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之后他便可以不用拐杖，慢慢走到教室了。他的课堂始终如一，既严谨又充满激情。

　　初一时，张银兔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张老师会在业余时间写作，听说发表了不少作品，我梦想成为像张老师那样的人。我准备了一个本子，每周在本子上写一篇小文章，交给张老师看。过一两天，张老师就把本子还给我，除了改正错别字和病句外，还会在我的作文后面写长长的批语。这些批语让我感到非常温暖，觉得自己的作文在张老师的帮助下写得越来越好了。

　　初二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是谈“说和做”的，讽刺那种只做了“一”却夸大成“十”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常思礼老师在讲到这样的人时，那种鄙夷的语气和眼神。从此，遇到这样的人后，我会想起常思礼老师，也会经常提醒自己要少说多做。

　　初三的时候，李效武老师教我们语文。同时，他也是我们的班主任。我在上小学时练过几年书法，上初中后偶尔也会抽时间写写毛笔字，在班里可能还算写得好的。李老师说：“不要小看田永丰，他将来会成为书法家的!”这让我得意了好一阵子。李老师教作文时，鼓励我们“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让我们先把想说的话尽量写出来，再评判写得好不好。在李老师的鼓励下，我的一篇作文能写一两千字。李老师说：“早晨一睡醒，你就应该马上起床，不能赖在床上睡第二觉;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你要把手放在胸口上，‘扪心自问’，盘点自己这一天的收获和遗憾，认真问问自己，你这一天是否对得起自己?是否对得起省吃俭用供你上学、在地里挥汗如雨的父母?”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有所懈怠、想要偷懒的时候，李老师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仿佛他就站在我的身后，用严厉的目光注视着我。

　　四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我们每个人手里多了一册歌本，包含《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十五的月亮》《乌苏里船歌》等好几十首歌曲，有谱子和歌词，还配着漂亮的插画，都是杨辉老师在蜡纸上刻好之后油印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正儿八经的学校自编的校本教材。杨老师的嗓音非常好，男高音，只为我们示范了一首歌，我们就佩服得五体投地。杨老师按照歌本的内容教我们唱歌，上完一节音乐课，不管歌唱得是否动听，我们的身心都是无比愉悦的。有一次，杨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段不完整的乐谱，鼓励我们上台补充完整。我不自量力，跟着“谱”完了，杨老师看完，哼了一遍，用赞赏的目光看了我好久，让我暗自得意。神奇的是，杨老师除了会弹琴、会教音乐课外，还会画画、教美术课。一棵小树、一朵花、一只麻雀、一只猫，他只用寥寥几笔，就能活灵活现地表现在黑板上。杨老师组织过学生画展，我根据李白的《望天门山》，画了一幅“国画”，杨老师认为画得很好。杨老师还让我们创作连环画，有一位同学根据《回娘家》那首歌，创作了一小册连环画，被杨老师大加赞赏。

　　我常常想，画画和弹琴这两样非常难掌握的技能，是怎么同时被杨老师拥有的?

　　我们的体育课也上得有板有眼。教我们体育的老师非常帅气，篮球打得非常好。单杠、鞍马、前滚翻、投篮等都是我在这个时候学会的。有一次在体育课上练习前滚翻，我翻了过去，要站起来的时候，却打了一个趔趄，把裤裆扯破了。我只能躲在一边，再不敢挪动一步。老师大概看出了我的窘态，找了个理由打发我回宿舍补裤裆。

　　老师们不鼓励我们打疲劳战，一直沉浸在题海中。挂在他们嘴边的一句话是“七加一大于八”。这句话的意思是每天7小时认真学习，1小时体育锻炼，学习效果要比学8小时以上更好。上午两节课后，我们要做早操，做完操还可以玩很长时间。中午吃完饭，可以美美地睡一觉再上课。下午两节课后，还有一些课外活动的时间。晚自习时间不超过9点，回到宿舍需要立刻就寝，否则就会被班主任批评。当时，我一个堂哥上高二，高中生可以迟一点儿睡。下晚自习后，我有几次待在他的教室里看书，结果被检查自习的老校长发现了，说：“一个初中的娃娃有必要熬夜吗?回去睡觉!”他把我“轰”出教室，“撵”回了宿舍。

　　下午两节课后的课外活动时间，学校里真是热闹。课外活动也是学校大扫除的时间，大扫除是值日生的工作，一个大组的同学留在班里扫地、擦玻璃。地要扫得找不到一小片纸屑，还要洒上水，以免扬起尘土;玻璃要擦得像不存在一样。其他的同学一律在操场上锻炼。拔河、打篮球、跑步、跳绳，是我们这个缺少体育器材的乡村学校最为实用的锻炼方式。单杠是两个稍粗的木杠子上面架了一根铁棍，我们就在这样的简易设备上学会了引体向上。刚开始，我没办法完成10个引体向上，后来我每天加一个，直到一口气能做30个。

　　操场上有两个篮球场和一个排球场。印象中，每天都有比赛，班级之间的比赛、老师之间的比赛、老师和学生的比赛，之后又延伸到了校外，有了学校与学校之间、学校和乡政府之间的比赛。一年到头，每天都有比赛，似乎永远赛不完。老师们自己组织了3个篮球队：前院队、中院队、山上队。每天中午，学校大门口的小黑板上就会贴出海报，内容一般是球讯。课外活动的锻炼一结束，学生就可以自由活动，大家早早地围在篮球场周围，给自己的老师所在的队伍呐喊、鼓掌，把嗓子喊哑，把手掌拍疼。自己的老师赢了比赛，我们就像自己赢了一样激动;自己的老师输了，我们就如同自己输了一样沮丧。

　　五

　　我们有没有偶像?当然有。我们的偶像是张海迪、陈景润、华罗庚、钱学森。张海迪，一个下半身瘫痪的人，自学完成了大学课程，还懂那么多种外语，老师经常拿她的事例来激励我们。陈景润，老师说他因为走在马路上思考问题太专注，脑袋撞到电线杆，起了一个大包。我们经常议论，那该是多么专心啊!我们还认识了华罗庚，知道了他是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数学家，真是了不起!我们最常谈论科学家钱学森，也会互相讲述自己知道的关于他的故事，佩服他对我们国家科学事业的贡献。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3年时光很快就过去了，我收拾好行囊，准备走向未知的生活。在校门口，我回首凝望。那两排高高的白杨，在一年前被砍倒，做成檩子和椽子，用来盖新宿舍。重新栽起来的两排白杨，在一年时间里，已经长得很高了。在炽热的夏风中，它们的叶子猎猎作响，就像威武的士兵，依旧日夜守护着这个可爱的校园，这个培养我成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