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与我生命直接有关的，要数黄河了。2019年9月19日，我与一众文友走到兰州河口镇时，感觉到了一种重走旧地的亲切与怅惘。

　　四十三年前，也是九月，我和一群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乘坐着一辆大轿子车，驶进了兰州城。我们是兰州维尼纶厂招收的青年工人。对我这个自小生长在小县城里的人来说，兰州，维尼纶厂，这是能让人产生多少遐想的字眼啊!然而汽车拉着我们穿过市区、西固城，沿着黄河一路向西，进入荒凉的郊区。车外的黄河是冷漠的，兀自湍急东去。河对岸是掩映在树林中的零零落落的村庄，再远处是一溜土黄色的秃山。我们的心越走越凉。在一个名叫新城却除了一座简易桥外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看到了兀立在岸边的两个糊满泥苔、静止不动的高大水车。这回再到新城，我才听甘肃档案专家姜洪源先生说，这是兰州仅存的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修造的水车。

　　兰州维尼纶厂坐落在离河口镇约有两三里的黄河岸边。这是七十年代初中国刚刚建立的九个维尼纶厂之一。四五千名工人，年龄最大的也不过三十出头。一小部分工人来自南方，大部分工人是来自甘肃各地的下乡和回乡知青。车间里流行兰州方言和“京兰话”。赶时髦的小伙子们都弄一顶绿军帽，帽顶用牙咬出一圈棱子，戴在头上好精神呀!

　　时值1976年初冬，天气已有些寒冷。在兰维厂子弟中学的一间大教室里安顿下了床位之后，我偷空出来，绕着兰维厂转了一大圈。呀!大片的露天厂房绵延数里，烟囱林立，圆筒状的反应炉、曲折交叉的银色管道在太阳下熠熠闪光。虽然还不见工人上班操作，但大工业的宏大气派已令我心潮澎湃。那个年代，工人阶级被称为“领导阶级”，能够跻身于这个崇高的阶级，是青年人普遍的理想。我是个正儿八经的工人了，心里有一种念想悄然而起：穿上胸口印有“兰维”字样的劳动布工装，胸前小口袋里再插上一支钢笔，上班之余，时不时在报纸上发表几首小诗，作者名字前面写着“工人 xxx”，就像我所仰慕的工人诗人李学鳌、李学艺、傅金城那样。嘿，那叫一个棒!要知道，为了有这么一天，我已经在插队的土炕上背熟了高红十、徐刚等人的阶梯长诗《理想之歌》，在煤油灯下吭哧吭哧地写作了两三年。

　　谁能想到，不久就有消息传来，我被分配到了谁都怕去的电石车间——那是兰维厂有名的累、脏、差车间。据说，电石车间的工人们是清一色的光棍，连在食堂工作的油光光、胖乎乎的姑娘们都不愿意找电石工人。车间书记整天在为闹情绪的大龄工人们物色对象呢!我一下子就蔫了，就像扎了眼的气球。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有天早晨去上班，路上忽然看见厂区墙上贴满了红纸黑字的标语：“打倒王、张、江、姚!”“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正在干活时，车间外突然锣鼓声大作，口号声连天。随后，厂里开大会批判、声讨、游行，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好些日子，厂里好像是在过盛大的节日。但工人们私底下对这件事却很冷淡​‍‌‍​‍‌‍‌‍​‍​‍‌‍​‍‌‍​‍​‍‌‍​‍‌​‍​‍​‍‌‍​‍​‍​‍‌‍‌‍‌‍‌‍​‍‌‍​‍​​‍​‍​‍​‍​‍​‍​‍‌‍​‍‌‍​‍‌‍‌‍‌‍​。那个年月，今天打倒一大批人，明天高高在上的副统帅又叛逃，成了谋害领袖的罪人，后天又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现在又是什么“四人帮”。工人们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虽然跟着瞎喊口号，心里却并不在意——这些事跟我们下苦干活儿、早上喝苞米稀饭、晚上算计着饭票吃几个馒头有什么关系?我刚刚在插队的村子里经历了毛泽东逝世后的全国戒严和“严打”——有一个中学毕业生因为强奸幼女被判了死刑。犯人插着亡命牌被拉去执行时，他妈妈死死抱住公安的腿不放手，哭诉哀求说：“求求你们饶了这个瞎怂吧!”“让我替我的儿子去挨枪子吧!”“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啊!”“我给你们磕头烧香!”……公安不许。她又抱住儿子号啕大哭说：“儿啊，你干嘛要祸害人家的尕女孩啊!”见过这种场景的我，哪还在意什么“四人帮”打不打倒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