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岛屿取走了一颗英雄的脑袋

　　一面镜子、一条河流和一个美人

　　又取走另一颗英雄的脑袋

　　谁来取走我的头颅?

　　——海子《太阳·大札撒·抒情诗》

　　海子的长诗《太阳·七部书》是像癌症一样的书，庞大芜杂，迷狂绝望，火焰和钻石，黄金和泥土被统统归拢在一间屋里，随时都有爆裂的可能。在这一切诗意言说的后面，是那巨大的、无法抗拒的毁灭感的临近，一匹难以驾驭的诗歌烈马在想象的平原上不知疲倦地激烈奔驰，执火突进，仿佛唯有耗尽其身上的最后一点气力才能让它停下来。正如诗人臧棣所说：“他的长诗，则像是对正在丧失生命力的人类的境况所做的一种严厉的告诫;有些地方，读起来更像是报复。”

　　海子坠入激越年代的深渊不能自拔，1989年3月26日，这位农业文明的辩护人、诗歌肿瘤的晚期病人，以一种弃绝人世之态俯卧在山海关的一段铁轨上。正如被锋刃般锐利的火车一分为二的海子肉身那样，很快，“海子”这个在其生前默默不闻的“名词”也被最积极、最热忱的崇拜者和严苛冰冷的反对者树立为正、反面的两个典型，成了“两条路线”争论的焦点。每年3月的北大“未名湖诗会”可以看作是海子崇拜者的一次大聚会，和当年的海子年龄相仿的青年学子血气方刚、感情澎湃，在纪念会上朗诵海子的诗歌(或者自己写作的献诗)时往往伴随有丰富的肢体语言——颤栗、啜泣、痛哭、昏迷。与此相对立的，则是超然姿态的冷漠判词。这群以书写“原生态的吃、喝、拉、撒”而闻名的口语诗人竭力传达出这样一类信息：生活的表面要比生活的深度更应该赢得诗人的尊敬。

　　不论是海子的后援团，还是参与到圣像破坏运动的“诗歌异教徒”，都使海子迅速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公众人物，在“文学名人堂”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作为一个轰动一时、至今未衰的文学现象，有必要在当事人逝世20年后的今天，对这一现象进行一番梳理和反思。

　　时至今日，海子之死仍是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追寻内部真相的努力从未终止过，也使得各种传闻纷至沓来：疯癫、失恋、走火入魔、自杀情结……其中最深入人心的“验尸报告”莫过于将诗人描写为殉道者的精彩篇章。从海子身上衍生出来的神学分析逐渐将他推到一座宗教的神殿中去。一位一贫如洗的诗歌苦行僧、天才、赤子和圣徒的形象就像是小个子、大眼、暴烈而又不失“羞涩与温柔”的年轻人身上的一件迷彩服，使读者对于这样一个“混血儿”无法做出客观的评价。

　　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诗人的身世遭际，他的背景性传记资料已经侵入到诗人诗歌的核心区域，成了他诗歌疆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海子和骆一禾的革命性病故，他们的史诗文本，乃至整个80年代的诗歌历史，都是不完整的。死亡不仅没有取消诗人的生命，反而成为诗歌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正是死亡在情感上的巨大冲击力宛如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一记响亮的耳光，将陷入市场迷津的部分读者拉回到诗歌的“黄金”中来。在我看来，海子的诗歌文本已经成了一个感性记忆的容器，使各式各样的死亡报告涵纳其中：一个为死而生的人，一个像基督一样去受难并渴望着在“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的人，一个将死亡作为获救手段的人。或许正是因为各种线索全都导向诗人的牺牲，我们完全不必要将历史责任归属到某一个因素的名下。死亡成了诗人“恒常的理想”，《太阳·七部书》中不仅弥漫着一种扑面而来的杀戮气氛，而且那种标志性的短句也似乎预示着非正常的断裂正在酝酿之中。一个重要的证据是他写在一张字条上的临终遗言——我把它看作是海子留下的最后一行诗——“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说得多么好啊，在根本意义上，纯粹的死亡只与他自身发生关系，而不可能是因为别人。

　　诗人西渡在他的诗学札记《海子〈弥赛亚〉中的陌生老人》中分析了海子在长诗中塑造的陌生老人形象。西渡认为，这个盲目、衰老、冰冷、孤独的老人是生活重压的隐喻性描写。在我看来，完全可以将西渡的论断做进一步延伸。尽管海子一直给人一种长不大的瘦弟弟的印象，但这种印象很可能只是一条“绊人的绳索”。事实上，与一个停留在纯真年代的低龄海子相对应的，是一个迅速衰老，走向生命尽头的老龄海子，这两个海子的神秘连接共同构成了《太阳·七部书》的动力学基础。于是，将25岁的海子划归入海子创作的“晚年”就有了某种理论根据。史诗是以历史(或者是虚构的历史)为原型切入诗歌的一类写作，在海子构筑史诗的过程中，他不仅要承受住与经典史诗——比如荷马史诗、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圣经》、《神曲》——发生碰撞时的心理压力，而且还要经受住“内部时间”的考验。每写一部史诗，诗人就会蜕一层壳，他奔向天空的翅膀就会成熟一层。同时，由诗歌来编年使诗人本人的时间观念发生着扭曲，很难将诗人的实际年龄与诗歌中的叙事时间做一种想当然的重叠。以一份勃勃的野心，海子以一个诗人考古学家的身份进入到历史的夹层——这是被黑夜笼罩的历史暗面。诗人的战车隆隆地驶过一片片人迹罕至的荒原，为峡谷和旷野命名，为他笔下的人物赋予生命，赋予他们历史的重担。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俗语暴露了某些外部因素会促使一个人的心理年龄发生微妙变化的事实。对海子来说，死死缠绕着他的贫穷就是一种特效的心理催化剂，使他不得不加快成长的步伐。15岁考上北大，25岁去世，死亡的加速度缩短了海子的一生，却没有简单粗暴地将其砍断。文学评论家朱大可曾经在著名的《先知之门——海子与骆一禾论纲》中将海子的写作归入海德格尔所指称的“世界之夜”的大背景中去，的确，正是诗人对“暴力之暗、恶性之暗、迷津之暗和谎言之暗”的深刻洞察，使他脱离了诗歌的“幼稚园”，呈现出辉煌的气度和光线穿透黑暗时的力度和质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于坚给海子下的判决书——“只不过是青春期”——是无法让人认同的。

　　是什么让在北京这个“首善之区”工作和生活的海子产生了极其强烈的不适应感?难道这里不是农村和文化人都热切向往着的“理想国”吗?在昌平，海子的生活封闭而又清贫，这里的一草一木带给海子的只有失恋回忆和心理暗疾。

　　或许正是在北京生活之后，海子才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清醒的认识——一个农民之子，而且永远是农民之子。他在他的短诗中咏唱的月亮、河流、麦地、果实，无一不是精神故乡的标识。尽管安徽农村让人震惊的贫穷陪伴过童年和少年时的海子，并且直到他工作之后，仍然让他不知所措;但就像在身份证上抹不去的那行文字，他的眼睛注定要装上一副隐形的望远镜，凝视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外省”这个词在海子心目中已经上升为一个圣词，这是与京城相对立的一个精神家园，是被文学的既得利益者忽视的远方。“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海子如是说。多么纯粹，物质上的缺失是否暗示着精神上的富足，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海子用他的礼赞重新唤起了外省/乡村的形而上学。

　　与京城一切不如意相对应的是诗人日渐加深的文化乡愁。于是他颂赞、独唱、雷霆般愤怒、太阳般燃烧自己，想象自己是一个“王”，或者一个“悲惨的王子”，在与宇宙的秘密谈话中死去。外省就像一双操控着他行动的幕后的手，使诗人将他毕生的热情，他的诗歌理想和诗歌蓝图全都投向这片内心的土地。外省是他的图腾，他的高原和平原，他的眼泪和小米，它不能提供娱乐、财富和爱情，却是自我幻觉的载体，一座可靠的桥梁。

　　又一年的春天。高河查湾埋葬诗人的山冈上又将开出星星点点的野花，今年的3月26日是海子逝世20周年的日子，北大纪念海子的诗歌节也将如期开幕，就让我们祭献的花圈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但死亡终究是不可能的。海子生前的好友苇岸曾经写下过这样一行诗句：“春天，万物生长，诗人死亡。”然而，这沉痛的箴言却只说对了事物的一面。在描写死亡的大量诗篇之外，海子也用几乎同样的热情关注着复活。这是海子的“辩证法”吗?是否他早就意识到了，他的死只是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每一个追随着诗歌先驱者脚步的人都可以看作是“海子”的一个化身?

　　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

　　在光明的景色中

　　嘲笑这一个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你这么长久地沉睡究竟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