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时间已经是除夕了。车在公路上平稳地行驰，思绪已经飘到了无何有之乡。

　　犹记小时，家境很不好，只有过年才能吃一顿好饭，穿一件新衣服，于是盼过年盼得很苦。一年怎么那么长呀?恍惚之中，人到中年，衣食早已无忧，年也来得太快了，岁月催人老哦。

　　国家承平日久，到处莺歌燕舞，但几年来我的心境却总好不到哪里去，感觉到一种风雨欲来。多年来，读书，作文，心情愉悦之中更多殷忧，不仅是对国家，也是对自己。看到很多学者、作家到处宣传自己，吹捧自己，那般大言不惭，惊叹之余，唯有憎恶。

　　我读书、作文，只有一个结果，更加厌恶自己。

　　就如最近读汪荣祖的《史家陈寅恪》，无论传主，还是撰稿者，都是我心仪的大学者，阅读他们的文字，那真是一种享受。而更加让我沉迷的是那种家园之感，故国之愁，他们的学问是与自己的命运相关，与那种高洁的情怀有关。

　　读《史家陈寅恪》，几次让我下泪，而下泪的原因总是复杂得说不清。如果硬要说的话，就是一个词：文化。可是在当下这个时代，谈“文化”是多么不合时宜。这是一个崇尚“知识”、“信息”的时代，而对人的生命体验、文化担当不屑一顾。什么都要规范化、科学化、数字化，于是“文化”死亡。《通渭县志·人物志》曰：“圣人传授心法，有真脉焉。善学者得之身心性命，不善学者，求之语言文字。”

　　到达县城已是中午，到父母处略坐片刻，就赶去老家看望爷爷奶奶。路虽不远，也就是20多分钟而已。下午4点左右，与四叔、堂爷去上坟，一路谈的尽是孩子的就业问题，听得我都头疼。看来老家人的日子过得并不像想象中的惬意。而山里的风很大，而且冷而厉，那种感觉似乎早就遗忘了。过惯城市日子的我觉很难受，回来就不舒服，瞌睡、疲倦、昏沉。

　　晚上一回到县城，病就上身了，一连浑浑噩噩好几天，吃药，喝水，睡觉，才慢慢好起来。而父母身体也不好，父亲整夜地咳嗽，取的消炎药又不愿意吃，真是无可奈何。父亲是一个认真的人，而且非常认真，平生不苟言笑，爱教诲人。因为一生为人所尊重，故对别人的冷眼格外敏感。退休以来，心境也总不好，心脏病发作次数比较频繁。我从父亲身上看到，一个太严肃的人，律己甚严，待人也严，当然，考虑别人总多于自己，结果往往是自己吃亏。像我父亲这样周正严肃的人，现在已是很难遇到了。大概因为“落伍”了。

　　出门到县城转转，风很硬，风景也无法可看。小小县城，外观似乎变得很大了，与我上中学的时候比，的确。但文化似乎更落后了。到处是新楼，可却没有几家书店，找一个网吧都不好找。无处上网，真的似乎闭塞得无法可想了。

　　而这里的人，都不谈文化，所谓的文化早就被人遗忘了。

　　现在他们只记得的就是生活，金钱。虽然家乡也被人誉为书画之乡，县城画廊林立，可看下来，却非常失望。他们的书画充斥着市侩气、俗气，完全迎合市场而为。看那些画，颜色艳丽，甚至俗艳，很是败兴。但他们却自以为是大师，书画一流。呜呼!偶尔看到乡先贤的墨迹，却是大吃一惊，不胜向往。闲翻《通渭县志》(光绪版、乾隆版)，不禁长叹，那时家乡的文化真是让今日的我们汗颜。

　　读古人书，他们总是有一种摆脱不掉的故园之思。可是就我来说，故园早就不在，每次回到故乡，总是一种折磨。从这个角度，我能理解鲁迅的尴尬。我们热爱故乡的文化，却并不热爱那片土地。从1989年考上大学离开，到现在已是20年了，我在兰州的日子已经超过了在故乡的日子。从感情上说，我更离不开的是兰州。不仅是那里的朋友，更是那条黄河水，日夜从我窗前流过。从我的楼窗南望，就是那条在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黄河。

　　“无力蔷薇卧晚愁，有情芍药泪空流。”在这个小县城，我的思绪总是非常缥缈，想及许多往事前尘，许多人事纠葛。人生半载经过的许多地方，都历历在目。可都那么遥远，遥远得遥不可及。闲中乱翻《柳如是别传》：“河东君嗔怒时，目睛定注，如雪之凝明;静坐时，眼波动荡，如水之荡漾，实动静咸宜，无不美好之意欤?”阅至此处，怎不为一个以考据擅长的史学家的诗人情怀而感动?“河东君往往于歌筵绮席，议论风生，四座惊叹，故吾人今日犹可想见杞园之宴，程、唐、李、张诸人，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矣。”读到这样一些句子，我们也就明白了陈先生为什么晚年以盲目膑足而写就80多万字巨著的原因了。真正大师级的人物，著述就是解决自己的问题，寅恪老大概内心深处有一种隐痛吧?只是不知此痛究竟是什么了。政治因素之外，还有什么吗?

　　“扶病披寻强不休，灯前对坐读书楼;余年著述长如此，何物人间更欲求?”陈寅恪以世家子身份，遭逢乱世，仍勤奋研究，燃脂著书，真文化神州系一身矣。惜乎生不逢时，书籍资料一失于抗战，又受批判冤死于“文革”，毕生心血并未全留于后人。至于所著之书，到现在真正懂的人依然寥寥。记得多年前有一本书《陈寅恪的最后三十年》，厚达几十万字，曾仔细读过一遍，虽写得有点通俗，可也知道了先生许多逸事。

　　至于汪荣祖此著，虽是多年前旧著，其水平却是大陆学人难以企及。春节几天卧床读了一遍，感慨良多，也更加懂得了“文化”二字的分量。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寅恪老的不合时宜是不用说的了，但未料在这个市场经济时代，仍然那么不合时宜。

　　我国文化传统中，读书人一直是帝王家的，而且老百姓，包括读书人，都坚定地认为没有帝王，我们无法活下去。我们能活着，而且居然活得人模人样，都是帝王的光泽。“五四”运动打破了这种迷幻，但鲁迅先生说了：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了无路可走。本来统治阶级是皮，知识分子是毛，而现在居然可以独立了，那么，这个“毛”如何独立呢?鲁迅是坚决地与统治阶级不合作，视之如敝屣，如粪土，是一种出路;胡适是批判地合作，提倡好人政府，幻想用自己的良知去改造政府，也是一种出路。可最后我们看，似乎又都不是出路。在一个较为开明的社会，鲁迅那样的民间立场未尝不是一条坦途，对民族、国家、个人都是很好的选择。但在风雨如晦的年代，生存权都被剥夺的情况下，换句话说，不给饭吃，你又怎能自由地不合作?现在很多学者似乎一下子觉醒了，他们发现了鲁迅的许多“缺点”，甚至“反动”，而开始大唱胡适的赞歌，好像如果当时没有鲁迅，只有胡适，我们的国家早就民主法治了，早就是自由的乐土。其实，看看胡适，刚开始在局外，还严厉地批判了一下统治阶级，可在他的“好人政府”理念下，他的“一直在道义上支持最高领导”的选择下，后来他的“批判”也不见了，或者是没有任何用处了，他只能无奈地发现自己早成为了人家的彀中物了。汪荣祖说：“晚年的他，已早无与政权示绝的决心，更没有了当年维护自由与人权的气势。”他的“懦弱的本性”就连胡适晚年的弟子、朋友唐德刚也看得一清二楚，而国内学者如邵建之流还在那里做什么美梦呢!

　　那么陈寅恪呢?能否作为一条出路?作为一位最擅考据的史学大师，一位文化承担者，他一生与政治绝缘，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为中华文明延续火种。可结果呢?“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他晚年的诗句：“世上欲枯流泪眼，天涯宁有惜花人。”“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不是把一切都说得很清楚吗?

　　1936年鲁迅在不甘心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他死后，真正的鲁迅却不见了，被人打扮成神供在庙里，现在又被几个妄人叱骂为民族败类。可举目海内，继承鲁迅精神的人在哪里?鲁迅的博大而驳杂，又岂是一般所谓教授所能理解的?我们看胡风、冯雪峰等人只得到了鲁迅显形的精神，而鲁迅最深微的精神，大概徐梵澄最能理解，也继承得最多。可惜又有几人懂得呢?

　　胡适1962年暴死于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酒会上，也是死不瞑目。陈寅恪1969年被红卫兵、工宣队折磨摧残而死，死得很艰难。鲁迅要改造的国民性，提倡的“立人”，至今没有看见;汪荣祖说：“胡适一心要创造新文化，但新文化一直像是沙漠上的城堡，既无基础，也不巩固。陈寅恪一心要维护旧文化，但旧文化虽植根千年却像花果飘零后的空枝。繁华既空，枝枯可期。”

　　现在那些妄人到处乱喊，鲁迅的“立人”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是侮辱国人，还是胡适的“立法”好，国家要现代化，没有法治是不成的。他们认为似乎只要出几台完备的法律，中国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真是书生空言!一个国家最后走向现代化，大概立人，立法，都是需要的，而且也必须允许知识分子自由研究。只有文化多元化，才有民主富强的可能。

　　“鬼乡人世两伤情，万古书虫有叹声;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读寅恪先生的诗总是那么动情。“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作为一代宗师，天不顾惜他，他受的罪够多了。而最怕的是不但没有鲁迅，没有胡适，连陈寅恪这样的人都没有了。学术园地，学术界，只剩下一些投机主义者。

　　寅恪先生曰：“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原来早就如此!

　　文化，本来就是多余的东西，在有些权势者看来。

　　精神，在他们眼里，本来就是可有可无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