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聋子。

　　打我记事起，父亲就是个聋子，别人也是这么叫他的。

　　当然，别人这么叫，也不是故意嘲讽，戏弄，父亲的耳朵确实是聋，而且聋得很深度，和他说话甚至需要打个手势。

　　但父亲聋而不哑，他不是先天性的聋，和母亲结婚前听力还一切正常，否则母亲也不会嫁给他(这里我没有对残疾人蔑视之意)。

　　听奶奶说，在大集体时期，父亲年轻力壮，挑过重担，医生说他吃了力，致使耳膜被震裂了。

　　那时医疗不发达，加上日子也穷，吃饱肚子都成问题，就别说营养了，直接跟不上。所以耳膜一直得不到修复愈合，久而久之，就成了聋子。如果换成现在，或许不会聋。

　　耳聋给父亲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有相当一部分的工种，他是不能够胜任的。当然，他们这一代人绝大多数都以务农为生，耳聋对务农影响并不大。

　　但如果父亲在农闲时，出门做个小生意买卖，就不行了。所以，父亲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好在他识字，只要出门不通过语言交流，事情还是能够办成的。

　　父亲做过两年生产队会计，卖过梨，烧过窑，包过窑场。但都因耳聋，交流不便，干得不伦不类，结果半途而废，其中也是吃尽了苦头。

　　也因为耳聋，让父亲有一种自卑感，甚至就连我们子女，也因为父亲是个聋子，无形之中也会生出一种自卑感。

　　有一次，上海的一个表叔来我们家玩，在镇上的桥头正好遇到父亲的一个熟人。那人随口叫了父亲一声“聋子”，人家当然不是在恶意嘲讽父亲，而是“聋子”俨然成了父亲的一个代名词，我们那里当地人都不叫父亲大名的，都叫他“聋子”。

　　表叔听了，火冒三丈，诚然他是不知道这里的情况的，上去就指责那个人，和他理论。你怎么可以叫他“聋子”，他没有名字吗?他是我哥。

　　那人一下子惊呆了，木楞了半天。父亲还不知所以然，只是一个劲地点头，和那人打招呼。

　　我们也给父亲配过助听器，但他不习惯，不常戴，他总觉得助听器将他和世界隔阂了。到了晚年，父亲更是成了板聋。

　　父亲姊妹七个，六女一男，就父亲一个男孩子，父亲是老五。

　　旧社会重男轻女，爷爷奶奶不养到儿子决不罢休。当然，也不只是爷爷奶奶这样，几乎那时所有的家庭都一样。那年头，也没办法，男孩是劳动力的象征，传宗接代、养老送终的保障，是社会的产物。

　　从父亲上面四个姐姐各有特色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养男孩的迫切心情，真是颇有用心。比如三姑妈叫“隔娣子”，意思是把“娣”女孩隔掉，来个男孩子，结果也没来;四姑妈干脆就叫“隔除子”，女孩又隔又除，这次男孩总算来了，这就是父亲。

　　父亲的到来，全家欢天喜地，父亲取的名字非常喜庆，叫“红定子”。

　　听姑妈讲，父亲的满月酒，爷爷奶奶办得相当隆重。尽管当时生活十分艰苦，但酒席办了好几桌，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来庆祝。敲锣打鼓，鞭炮连天，就连叫花子都来捧场(蹭饭)，爷爷奶奶还特地给叫花子备了一桌酒席。

　　徐家好不容易来了个男孩子，真是祖上烧了高香，积了德。爷爷奶奶甚是欢喜，宝贝得不得了，光给父亲干妈妈就认了好几个，有什么好吃的，都给父亲吃，姑妈们几乎轮不到，当然那个年代物质条件也相当匮乏，父亲却“丰衣足食”。

　　爷爷上哪儿都带着这个宝贝儿子，有那么点“宠爱”，甚至“溺爱”的味道，这也是那个年代受社会制度的影响，人们陈旧腐朽思想观念形成的真实写照。

　　所幸，父亲并没有被宠坏，没有成为“纨绔子弟”，而是在爷爷奶奶、姐姐妹妹百般呵护照料下，父亲和他的同龄人一样，跟随时代的脚步，健康快乐地成长，只是在理念上显得比同龄人稍微“阔绰”些。

　　爷爷那时在生产队放鸭子，父亲总是跟在他后面，形影不离。

　　鸭子从雏鸭到壮鸭的成长过程、鸭子的水性、公鸭母鸭的特性以及母鸭下的鸭蛋的质量，在爷爷言传身教下，父亲了如指掌，这有点像乡贤汪曾祺笔下的人物——鸡鸭名家陆长庚。

　　这就是父亲的童年，相比现在物质条件丰富，学习压力山大的孩子，父亲的童年是有趣的，快乐的，丰盈的。

　　父亲的文化程度，读到初中。父亲的学习成绩，我想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从他做生产队会计时算盘打得溜，以及后来包窑时合同书都是父亲拟定的就可以看出。最直接而有力的证明是他那吊放在屋梁下一捆厚重的书籍。

　　我小时候一直看到屋梁下吊着一捆用多层报纸捆扎得严严实实的包裹，我一直好奇，这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终于有一天，我偷偷用叉子把包裹叉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想看个究竟。原来是父亲曾经读过的书，有语文课本、数学课本，还有几册《毛泽东选集》，好像还有学期末成绩报告单，有老师写的评语，但我已忘记。书籍垒放得整整齐齐的，纸面虽已泛黄，但很干净整洁。

　　我轻轻翻开书本，书香浓浓。我眼前好像立马浮现出一个翩翩少年朗朗读书的情景，那正是父亲。

　　父亲知道我把他的“宝贝”取了下来，没少一顿骂。他又小心翼翼地将书本整整齐齐地包裹起来，用麻绳捆扎好，重新吊上了屋梁(将书本包裹起来，用绳子悬吊在屋梁下，防湿、防虫蛀、防鼠啃、防人弄坏等)，足见父亲对书的爱护，对知识的尊重，对学习的热爱。

　　父亲年轻时我猜想是个小小的文青，会吹笛子。

　　小时候，看到家里泥巴墙上一直挂着一支笛子。不过，我没看到父亲吹过，或许有了家庭以后，父亲的文艺细胞就退缩了。

　　终于有一天，我们硬要父亲吹一曲。父亲逼得没办法，他轻轻取下墙上落了灰尘的笛子，用抹布仔细擦干净。笛身顿时发亮，橙褐色，缀有许多的笛孔，一端的第二个笛孔贴了一片薄薄的医用白胶布，封住了孔眼。

　　父亲不紧不慢，用一对大拇指和食指夹住笛身，将笛子横持着，余指则轻抚笛孔，将贴有胶布的那一端第一个笛孔轻轻凑近嘴唇。

　　父亲撅起嘴巴，两腮略微鼓起，双眼轻合，向笛孔轻轻吹气。一股气流穿越笛体，父亲的手指随着气流的流动在笛孔上有节奏地跳动，笛孔一张一合，发出美妙的声音。

　　父亲先是试了一下笛子的音效，毕竟好久不练了，有点生疏。

　　很快，一曲《洪湖水浪打浪》的优美旋律从笛子里缓缓飘出，飘过我们一生的记忆。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正值学生时代，意气风发，风华正茂。父亲没有做那种反面人物，参与批斗行为，只是到了上海。

　　这是父亲第一次出远门，也是平生到过的最远的地方。父亲先坐船到镇江，再乘绿皮火车(第一次)到上海，一路吃住免费。

　　上海，对父亲来说，既熟悉又陌生。陌生是父亲从未来过，熟悉是这里有亲人——父亲的姨妈(前面提到的那个表叔的母亲)。串联是假，借串联的名义到上海姨妈家做客才是真。

　　姨妈看到姐姐家的这个姨侄长成了大小伙子，甭提多开心，嘘寒问暖，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父亲，带父亲玩遍上海滩。

　　父亲在上海最难忘的、最值得一提的事是在姨妈家蒸馒头。父亲会蒸馒头，这手艺可能是和爷爷学的。

　　很快，在姨妈家不足几平米的狭小灶头间里，父亲开始忙碌起来，和面、发酵、摘面剁子、放蒸笼、火候大小、时间的拿捏，父亲每一步都掐得很精准。

　　上海弄堂里的街坊邻居听说姨妈家来了个苏北乡下会蒸馒头的姨侄，老远闻着馒头香来围观，都纷纷竖起了大拇指，啧啧称赞。

　　父亲蒸出来的馒头饱满香糯，卖相好，有质感，口感好，有嚼劲。每年到过年，我们那里家家户户都蒸馒头，父亲的这一手艺就被发挥到淋漓尽致，在我们童年的年味记忆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父亲的手确实很巧，除了会蒸馒头，他还会砌墙造屋，劈木组柜。

　　老屋的灶披间就是父亲一个人一天天一点点造建的，鸡窝、鸭棚、茅厕、粮仓、农具房等，一应俱全，砌得有模有样。

　　但父亲却没学过一天瓦匠和木匠，就凭着自己的悟性和平时多观察，这手艺就这么琢磨出来了，真是一绝，高!妙!

　　父亲最拿手的绝活当是砌锅灶，我们那里叫“治锅”。父亲治的锅，形体好，牢固，烧菜做饭快，就连一般的瓦匠都没他的锅治得好。

　　许多邻居、亲戚朋友都请父亲治锅，父亲从不要人家的工钱，最多吃顿饭，弄两杯小酒、包把香烟的事。于父亲而言，看重的是一种过程，一种乐趣，一种成就感。

　　父亲人生最辉煌的阶段，应该是在不惑之年承包窑场(砖瓦)。

　　之前，父亲打过砖坯，烧过窑，对窑还是比较熟悉精通的，当然，我指的是在技术层面上。

　　可父亲是个老实人，性情耿直，性格倔强，刚愎自用，不谙世事，缺少生意人的那种精明。

　　工人工资不比人家少，土地、燃料等成本不比人家低，砖瓦价格却卖不过人家。再加上耳聋，卖了不少力，吃了不少苦，最终干得半生不熟。

　　1991年，苏北平原大水灾，大水冲毁了父亲的窑场，损失惨重。

　　父亲包了几年窑，没挣到多少钱，好在最后落得残砖残瓦运回家，盖了套青砖瓦房。

　　次年，我正读高二，由于家境变故，我辍学了。

　　但我决不怪父母，因为他们已经尽力了，这些客观因素的发生存在，也是无能为力，没办法的事。

　　相反，我要感谢父母，我十分怀念父亲包窑的那几年美好时光。

　　因为父亲的窑场离我就读的高中很近，我经常中午骑着自行车去父亲的窑场蹭饭。窑场的工人有时会聚餐，聚餐就有鱼有肉吃，相比学校的伙食要好得多。

　　尽管父亲的事业没有成功，但这段经历对他整个人生来说是辉煌的。

　　父亲对我们子女的教育和关爱是无微不至的，严格而慈爱，可怜天下父母心。

　　可惜儿子并不争气，没有在读书上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只是做个实实在在的平凡人，做着平凡的事，过着平凡的日子。

　　但从父亲沉默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一种宽容，一种仁慈，一种厚爱。不优秀不怪你，不全是你的错，但你做人要正直，要踏实，要善良，底线决不能偏。

　　读初三那年，有件事是我记忆犹新的。那时为了怕自己晚起，耽误清晨起床读书，我有点犯愁。父亲看出了我的心事，很快给我买了一块手表，我记得是全钢上海牌手表。

　　那个年代初中生戴手表，还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但父亲为了我的学业，他愿意这么去做。

　　那天，我记得是春天的一个午后，天有点灰蒙蒙的，离中考不到三个月了。父亲骑着自行车从窑场特地赶来(窑场离初中学校距离有点远)，我正在学校宿舍里看书，父亲找到了我。

　　他从蓝布旧中山装口袋里掏出一块崭新的手表，用那双粗糙的像树皮样布满沟壑的手，示意我戴上试试，表链的长短是否合适。

　　当时我懵了，没想到父亲会给我买表，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我受宠若惊。我随即戴上手表，表壳亮锃锃的，直晃眼睛。

　　我转动着手腕，点点头，微笑着说，大小正好。父亲也放心地露出了憨厚的笑容，那对浓浓的乌黑的眉毛缀在那张黝黑的脸颊上，显得格外俊朗，而又将岁月的沧桑表露得那般彻底。

　　父亲没有多留片刻，他确实很忙，很快就走了。望着父亲曾经那般伟岸，现已被生活蹂躏得有点佝偻的身影，我百感交集，我一定要好好读书。

　　我每天枕着那块表入睡，听着“嘀嗒——嘀嗒”的秒针摆动声，迎接每一个读书的清晨，迎接每一个美好的明天。

　　也是读初三那年春节，父亲给我买了一双新皮鞋。我可从来没穿过皮鞋，和我同年龄的伙伴们也没穿过。

　　以前，每年过年能穿上母亲亲手纳的新布鞋，就已经开心得不得了了。今年父亲却给我买了一双新皮鞋过年，想想都奢侈。还没到年初一开穿，就已经兴奋了好几天，并到处炫耀，我爸爸给我买了双新皮鞋。

　　年初一早上，我迫不及待地小心翼翼地穿上新皮鞋，谨慎地迈着步子，生怕皮鞋被泥土弄脏，或被硬物划破。走着，瞧着，一起出来拜年的庄邻小伙伴无一不羡慕我有一双新皮鞋，搞得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而父亲却开心得合不拢嘴。

　　我走上社会后，和父母之间的联系就变得特别少了。那时还没有电话，只有靠书信的方式和父亲交流。

　　后来有了电话，和父亲联系得就更少了，因为耳聋，打电话他听不清，每次都是和母亲通话聊天。只有每年过年回家，才能见上父亲一面，也就简单地说上几句话，完事。

　　看着父母渐渐老去，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总感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晚年，父亲罹患肺气肿，不能再干重活了。就钓钓鱼，张张长鱼(黄鳝)、龙虾，来消磨消磨时光。

　　张来的长鱼和龙虾，父亲自己不舍得吃，却拿去卖了钱，补贴补贴生活家用。这让我们心酸不已，感觉自己没有尽孝，没有尽到做子女的责任。

　　父亲一辈子嗜烟如命，殊不知，烟却害了他的命。医生叫他把烟戒了，戒烟对一个瘾君子来说，何等容易。

　　母亲严格把守，尽管如此，即便在肺气肿最严重的后期，父亲还是会偷偷在茅厕里吸烟，没少被母亲挨骂过。

　　后来，父亲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我们都在外打工，全靠老母亲一个人照料。每到天气转凉，肺气肿发作，都是母亲一个人送父亲到医院，有时也会叫上本村的姨哥(强哥哥)帮忙，这里要特别感谢他。

　　住院、咨询、拿药、挂水、擦身、洗脸洗脚，甚至端屎端尿，都是母亲来。一日夫妻百日恩，一辈子，父亲和母亲也会为家庭琐事争争吵吵，但他们的恩爱是真挚的，含蓄的，平实的。在生命的最关键时刻，足以见证他们爱情的坚贞和力量，这是浮躁的现代人难以企及和超越的。

　　今年初，父亲查出肺肿瘤晚期，已无法医治。我和弟弟轮流回家照顾陪护父亲，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长时间”陪伴父亲。

　　在医院的病榻上，父亲已没有往日的精气神和我说话，只是默默地望着，心中似乎又有许多的话要和我说。

　　我给父亲喂食，父亲一口一口慢慢咀嚼着，小时候，父亲也是这样一口一口地喂我，现在我一口一口地喂父亲，这是等价交换吗?生命在这种交替轮回中延续。

　　望着父亲没有血色苍老瘦瘪的脸，心中说不出的难过，曾经那个书声朗朗的翩翩少年，俊朗伟岸的父亲，你又去了哪儿呢?

　　父亲在弥留之际对母亲说：“你和匣子(孩子)慢慢过哦”，母亲顿时泪流满面，我们听了也潸然泪下......

　　父亲驾鹤西去了，他或许有太多的放不下，但不留一点遗憾，带着儿孙满堂的幸福，走得那般从容!那般安详!他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们眼前浮现，他那悠扬的笛声一直在我们耳畔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