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如果活着，今年应是八十岁了，可是他早早地走了，只有四十九岁的寿路，在我们这个以魏姓为主的家族式村子里，他一个外姓人享有的声誉经久不衰，远远超出本族人，尤其是在他死后的三十年。更是被人推崇，我们村子随着国家的发展变化，变化也是天翻地覆的。说有钱人，五十万元以上的也有六七户;论做官的，县处级干部也有三四个。可是茶余饭后，红白喜事人们扎堆相聚的时候，说村子里的事，说人品，讲禀赋，人们真正念叨的还是他，尤其是近两年，与他同龄的那一辈人相继下世，我回村参加了几次吊唁，追念哀思之时，人们对他的怀念不仅是强烈的，而且已到了让现在的年轻人嫉妒的地步。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人格魅力在我们村难道就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三十五岁以下的人将信将疑，而像我这样从懂事起就眼看着他在村子里呼风唤雨、力挽狂澜、驱难呈祥，亲身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绝对是认可的。且不说三十年前他突然去世，村人乃至附近几个村子为之恸哭送葬的悲痛场面，仅就他去世后三十年村子遭受几次大的劫难;人们盼望他的灵魂回归镇妖避邪平息事态的殷殷之情就足以叫人仰视。尤其是我在经历了很多很多之后，越发感到人们推崇他的道理是从骨子里渗出来的，那是一种真诚的崇敬。

　　他原名叫范有德，土改的时候参加读书班，他自己把名字改成了范一大，说这样叫起来音差不多，好写。他人高马大膀阔腰圆，皮肤泛红紫黑，左眼还有个萝卜花，论形象，属于粗人一类。不懂事的孩子见了他哭得嗷嗷叫，刚懂事的孩子见着他撒丫子跑，年轻的妇女哄淘气的孩子不说狼来了而说范一大来了。就是这样一副尊容的人，从1953年到1973年的二十年中，他是我们那个村子的门神、荣耀、名片。

　　大体上讲，他是一个顺潮流而动的人，土改分地、互助组、初级社、人民公社，从十九岁起走上本村最高首长位置，样样工作走在前，颇得上级赏识。全县开四干会，县长点着名问范一大来了没有，学大寨外出参观，他是全县生产队长的唯一代表。波浪渠采弯，全公社的人拉到工地搞竞赛。他听说我们队的人没拿着优胜红旗，就亲自上了工地，不仅夺得了红旗，而且一直保到了工程结束。工地上休息的时候，民工们兴掰手腕、摔跤的游戏，他力压群雄，没人能跟他抗衡，同时上两三个小伙子也被他摔得一路跟头，公社民兵营长跟他开玩笑，说你干脆再改一次名叫范大驴，他一笑说大驴就大驴，也比羊羔强。那时候农村人唯一的体育活动是翻石滚，一般的人折七八下就退下阵来，而他一气子可以从打麦场这头折到那头，折上几十个。在我们公社他力气大是出了名的，可争强好胜不服输的劲头更叫人咋舌。每年春节舞狮子是我们村的传统，有一年他听街上的人议论说我们村的狮子没有大庙桥的狮子舞得好，便亲自上阵，顶着狮子头挨村串户，直把个狮子舞得欢蹦乱跳，威风凛凛，英气逼人。

　　他做事风风火火，说一不二，有时有点鲁莽，但更能掂得出轻重。大锅饭后期，粮食危机直接考验着每一个脸皮泛绿的生命。一天下午开饭，面条刚下到锅里，等着打饭的人已从锅台边排了十几米的长队，范一大到锅台前嘱咐几个负责打饭的人一定要公平掌勺。正说话间一位炊事员一勺捞出一个菜团子包着的东西僵在了哪里。锅边的几个炊事员都看清楚了，那包着的是一只癞蛤蟆，顿时，大家大惊失色。范一大顺手抄起锅边的一个盆子接过那一勺饭，我尝尝盐放多了吧，说话间，菜团子包着的东西被他吞进了肚里。不咸啊不咸，接着打饭吧。这件事是十多天后才在村民中传开的，他们对范一大见惊不乍应变如神的做派更是信服有加。谁都清楚，不是队长那一着，全队的人那一晚就要挨饿了。即便有人不在乎愿意吃锅里的饭，那几位炊事员那晚的日子也不好过。当然范一大也不是轻易能饶得了谁的主，事发后的一个星期，人们看到不但食堂的卫生大变了样，五个炊事员也全被他换掉了。有一年生产队的黄母牛下崽难产，兽医站的人守了两天两夜没生出来，眼看着奶牛翻着眼睛快没气了，范一大着急了，要了一盆水挽起袖子洗净手，硬是把小牛从肚子里掏了出来。三天后大牛安然无恙，小牛欢蹦乱跳。

　　说他是我们村的门神，一点不假。两口子吵架，邻里之间发生纠纷，只要范一大出面事情准解决。在他的治理下，大家日子虽艰难，但却和顺，很少有人犯事。一年夏天的傍晚，村口涌了黑压压一片人。张三的儿媳妇碰头撒死要跳井，乡亲们怎么劝都劝不住。范一大被叫来了，他问了问情况，扯着嗓子吼道：“大家说，张三跟儿媳妇那个了谁看见了啊，说呀!”人群中静悄悄，谁也不吭气。“你们不说我说，这几天张三天天跟我往县里跑，联系淘厕所的事，他哪有时间干那事。”他过去把一直蹲在墙脚的张三踢了一脚，“你个窝囊废，长着嘴不会说话呀。”一个难断的奸情案就被他如此简单地抹平了。有一句话叫有水平的人是把复杂的事情理简单了再干，而没能力的领导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再去处理。作为一个初识字的人他或许不懂得那样多的道理，但在那生活还十分艰难的时期，家长里短频发的岁月，我们村很多难缠的事情都被他简单地处理了。在他死后的近三十年里。我们村先后也发生过很多事情，可后来的十几任生产队长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一件纠纷摆平到他那样的水平，时常搞得鸡飞狗跳墙，每每说及此，人们共同的看法是，人哪要想服人，那可得有禀赋呀，首先得人正，光靠嘴头子，不为大家办事谁服。

　　说起范一大为群众办的好事，我们村五十岁以上的人，几乎人人能说出三五件。在强调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的年月，城里公共厕所的粪便成了农村生产队的抢手货。范一大出面，长期承包了几个厕所，天天能往回拉肥，邻村的人羡慕的不得了。文革开始，城里的红卫兵跑到村子里，要把一个在青铜峡当干部回家躲难的人拉去批斗，范一大得信往村口一站，黑虎着脸，你们能把我拉去就把他给你们，看他凶神恶煞的样子，红卫兵们只好退却。至今人们还记得范一大送葬的那天，两个比他小不了多少的中年汉子跪在他的棺材头前大放悲声的情景。村里人都知道，这老哥俩如不撕心裂肺那才叫没良心。出于穷，这老哥俩年过三十还没娶上媳妇。范一大到县里开会，听说有几个因偷盗被劳动改造的年轻女子结束改造后不愿回原籍，他便要了两个领回来说给了这哥俩。这积的是天德呀，如今这老哥俩的孙子都七八个了，你说人们能忘记他吗。上一些年纪的人说范一大护村里的人就像老母鸡护着他的鸡娃娃，看着哪一个都心疼。几乎每一家都受过他的恩惠，每一家都让他断过难断的家务官司。

　　他也有犯不识时务的时候。那就是认死理不来虚的。“四清”运动的时候，范一大犯“错误”了，被作为“四不清”干部五花大绑着抓到县里劳动改造。罪名有三，一是低标准的时候提前解散了我们村的人民公社大食堂，还把上交的公粮给每户分了五斤;二是给值更的队干部在队房里煮着吃了山药蛋;三是为了给两个光棍结婚，用生产队的钱扯了两个红殷单被面子。范一大被押走的那一天，全村的人堵在村口求情，一些老者痛哭失声，你们到他家里看看，比我们还穷哪!为了公平，生产队出粪，他的女人背篓里的粪要比别人的上的满，现在还一身的病。你们咋说他四不清呢?是我们四不清，把我们抓走吧。范一大就是范一大，他不喊冤不叫屈，深深地给乡亲们鞠了一躬，跟着工作组走了。他想的是三年低标准队里没饿死一人，没一家为了饥饿两口子离婚，没一人外出逃荒要饭。天塌下来他一人顶着是分内的事。那一年正是小麦入库的时节。范一大劳动改造的任务是背麻袋，那时的麻袋一般都有两百斤重，别人一次背一袋，而他一次背两袋上跳板腿不打软，为此他当了犯人队队长。一天四清工作组请县领导视察“四不清”分子劳动改造成果，范一大负重若轻的矫健身影镇住了每一个视察的人。县长特批放回了范一大。回村后乡亲们仍然拥戴他当队长，直到他突然病死的那天。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却依然活着。这些年我一直在琢磨这句话，尤其是为了生存不得不曲意逢迎的时候，我自己会偷偷地脸红。象范一大这样一身正气，一身剽悍，一身大义凛然的人太配用这句话给他作总结了。难怪人们在念叨他，难怪乡亲们并不把家有万贯，甚至当了大官的人作为崇拜的对象。虽然范一大四十九岁的寿路里没吃过一顿大鱼大肉的饭，没穿过一件像模像样的衣服，但人们还是说，像范一大那样活人，寿路长短都值了。人们追寻的是什么呢?我想是一种从里到外一样实在，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敢担，什么事难不住的气度，是坦诚的胸怀超人的禀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