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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徐士龙

时间:  2024-01-11   阅读:    作者:  金阿根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由于担任了好几届萧山作协主席,不少人叫我“金老师”,小区里的邻居以为我当过老师。其实我除了六年的军旅生涯,六年的机关工作,其他三十年时间都是在工厂。也许是文人之间的尊重,也许是我担任作协主席期间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人,介绍他们加入杭州市作协和浙江省作协,才有了“老师”的桂冠。

  此刻,我想起萧山文化馆的徐士龙,他才是真正的老师,更是我的老师。有人问,你是他的学生?他确实当过小学老师,还当过萧山所前镇岱山中心小学校长,是名符其实的老师。可原来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在山区教书,而我的学校在萧绍平原的水乡。1961年在杭州读中专。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七十年代我开始文学创作,他才成了我的老师。

  他在萧山文化馆工作了大半辈子,手下有许多徒子徒孙,都尊称他为“徐老师”,我这人,从部队的首长,到地方的领导,都批评我这个人骄傲,我自己也承认,对某些领导顶撞甚至骂娘,而对于徐士龙,却是恭恭敬敬,言听计从。对于就我的创作吧,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不但是我,他培养了许多全国、省市级的作家,还创作出许多炙哙人口的获奖作品。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出生于杭州萧山进化镇吉山村的山里人吧。他生于1935年,系中共党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为中国民间文学艺术协会)会员,萧山第八、九届政协委员。从1986年开始,连续三届担任萧山民间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从1981年1月至开始,先后担任萧山文化馆副馆长、馆长、书记至退休。

  1951年开始从事教育工作,为小学教师,1958年在萧山所前岱山中心小学任校长。其间收录50余首民歌,出版了《岱山人民歌声响彻天》的民歌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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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11月,徐士龙正式调入萧山文馆成了创作干部,自此走上了戏曲、故事、绍兴莲花落、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文学、曲艺创作道路,如鱼得水,收获颇丰。还热心辅导培养了一大批业余作者。这些称他为“徐老师”的徒弟们,有的成了全国和省市的作家、民间文学家,有的担任了县级领导干部。

  徐士龙以戏曲、故事、绍兴莲花落创作见长,被称为“乡土秀才”。1986年,他创作的故事《糊涂村长》在江浙沪二省一市故事赛中获二等奖,后改成绍兴莲花落,被浙江省曲协推荐,由翁仁康参加全国第二届曲艺节。他创作的莲花落《新乡长上任》获得第四届杭州文艺奖一等奖,又获得浙江省第三届曲艺会演一等奖,参加首届中国曲艺节演出获文化部全国第三届群星奖铜牌奖。改革开放后他创作的小戏《拍照相》获浙江省文艺会演优秀创作奖,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刊单印本。1996年,他的故事集《乐土屐痕》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97年获得了杭州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退休后仍然笔耕不辍,创作不停。由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大赛中,他创作的小戏《邻里之间》在2001年“中国曹禺戏剧奖.小品小戏奖”暨中国剧协百优小品大赛评选中获得剧目三等。绍兴莲花落《桃园约会》也获得国家级奖项,和徐苏萍合作的大型绍剧剧本《热血忠魂》参加杭州戏剧节演出获得好评。2006年,他荣获浙江省曲艺家协会颂发的“在绍兴莲花落创作繁荣、艺术创新、扶植新人中的突出成就奖”。

  萧山历史上属绍兴管辖,六十年代初才划到杭州,所以剧种就是绍剧越剧。说到曲艺绍兴莲花落,肯定要说到翁仁康。翁仁康现在是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曲艺家协会主席,他作为“德艺双馨”人物,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知名度已经很高了。从乡村故事员开始,一路走来,积累了丰富许多素材,也创作了不少作品。《晦气鬼告状》《糊涂村长》《说也说不清》《三个巴掌》《口是心非》《寿堂对课》等,都包含了徐士龙的心血。其中作为重头戏演唱的两个中篇莲花落《千金一笑》《双玉燕》的脚本,都出自徐士龙之手。直到退休,每年还为翁仁康创作七八个作品。

  和翁仁康的渊源,可以说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当初翁仁康在农村讲故事,是时任文化馆副馆长的徐士龙亲自打申请报告,把这个农民的儿子破格录用,成为萧山文化馆正式编制人员,并积极培养和辅导他。1984年他陪翁仁康到定海参加江浙沪两省一市故事大赛,翁仁康的故事《糊涂村长》名落孙山,回来的路上大家感到失落。有人建议徐士龙把故事改成莲花落让翁仁康试试,这一改出人意料获得成功。从县里市里省里一直演到北京,在第二届中国艺术节上获得专家权威的好评。1985年他帮翁仁康修改唱词的《晦气鬼告状》在全国新书曲目大奖赛中获创作演出二等奖。在文化馆,俩人珠连璧合,走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合作道路。他调到省曲协后,忙中抽空不时拜望“徐老师”。

  其实这不是徐士龙第一次发现人才。魏德平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支农在安吉天荒坪农场,后来在萧山的兵团,就是一家农场劳动。因为是嵊县籍大文豪魏金枝的侄孙,文学细胞浓郁,创作水平较高,特别是诗歌和报告文学,可惜在农场(兵团)没日没夜和泥土打交道。爱才如命的徐士龙发现后,和当时的吴忠富馆长四处奔走,终于调到文化馆为创作干部。有了肥沃的土壤,魏德这颗种子发芽生长开花结果,诗歌、报告文学不断发表,后来被调到杭州市文联成了《西湖》杂志的编辑。

  再说本人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创作的,先写了个小演唱《原来如此》送到文化馆,徐士龙把作品推荐给杭州群艺馆,并带我参加创作会。会议参加者有浙江京剧团、浙江越剧团、浙江婺剧团的编剧,有省戏曲研究所长,越剧《胭脂》剧作家,名人高手云集,第一次与他们打交道,要我介绍素材来源、结构、情节、冲突、高潮、悬念、包袱等如何处理,吓得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还是徐士龙帮我出招解套修改,作品终于在《杭州演唱》上发表。有次写了个反腐倡廉剧本《杨梅红了》,徐士龙特地到厂里,关起门来修改了一天,在萧山剧院演出获得创作、演出一等奖,得到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肯定和赞赏,指定该剧到全县各地演出。还有一个配合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八场越剧《红河狼烟》,徐士龙帮忙改了6稿,终于搬上舞台,并下乡到各公社演出。因为剧本需剧团正式演出成功后才能发表,而县以上剧团是不可能为业余作者编剧的作品演出,于是我开始创作小说、散文,并在全国征文中获奖,县委县政府发文,分配三室一厅房子一套,加工资一级,看看,那时候政府部门真的重视!徐士龙比自己得奖还高兴,特地来我家祝贺。后来我正式出版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集子九本,春节文艺座谈会上,他满腔热情地介绍我的创作历程和成果。

  徐士龙在文化馆工作大半辈子,三日两头下去,到工厂农村甚至家里。业余作者来载璋当年住在钱塘江边的草屋里,妻子在轮渡口补鞋修伞,生活拮据。出于对文学创作的热爱,常常赤着膊,打着烟堆,扒在桌上写作。好容易写了一个相声,省里一家刊物要发表,打了小样让当地党委审核盖章,一位领导说他家庭成份不好不同意发表。徐士龙得知后特地乘公交车赶去,好说歹说总算签字盖章,使来载璋的文章成了铅字。

  陆亚芳的《沙地》初稿出来后,徐士龙立即让馆里把它打印出来,向文化局领导汇报,专门召开专家权威座谈,邀请文学界前辈、著名作家毛英为她改稿。还利用政协委员身份,陪同政协、文化局领导去她家看望,联系传化集团给她安排了工作,解决了实际困难。

  时任农一场党委书记的杨贤兴也喜欢写点东西,当时《西湖》杂志出一期萧山专辑,杨贤兴的作品几易其稿还是通不过。老杨有点洩气,说“徐老师我不是这个料,你饶饶我好哉,让我逃回萧山了吧!”徐士龙对他说“别急,今天晚上你休息,我帮你修改好。”改了一个通宵改好了。文章发表后老杨说:“其他都改了,只有作者的名字没改,实在难为情。”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所以他不但是我的老师,也是萧山众多业余作者的老师。萧山文学创作活跃,成果累累,这其中就有徐士龙的功劳。

  那是个细雨蒙蒙的日子,徐士龙结束了他从爬格子到敲键盘的一生,时年78岁。得知这一消息后,把他作为良师益友的作者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长吁短叹的,放声痛哭的,省市文化部门、兄弟县市文化馆,和他的“徒子徒孙”们都送来花圈。

  追悼会上,文旅新局的主持人,用徐士龙生前曾说过的话:“只有醉心于人民群众,耕耘在生活这块沃土上,用自己的心血和情感,才能写出热情洋溢、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作结束语。他的的话,早已刻印在广大作者脑海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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