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九零年到昭通教育学院读书的，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五六年了，然学院师友的很多趣事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刚到学院报到时，我见到了我们的班主任许小安老师，感觉他很严肃，不苟言笑，我们心里感到很紧张。但相处下来觉得他很直爽，爱憎分明，对班上的歪风邪气一针见血的指出，从不给谁面子。时间一长，大家都觉得他是“刀子口豆腐心的”。他当我们班主任没上什么课，每周给我们上一节“政治课”，主要是开展“整风运动”。他当了我们一年班主任就去华东师大深造了，后来也没回学院工作。

　　许老师去读书后，学院安排刘岚老师来任我们班主任。刘老师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学院来，年轻漂亮，思想前卫，心很细，很和善。她善解人意，对我们管理很人性化，总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她经常跟我们谈心，让我们认知社会，明辨是非，教我们学做人学做事。她处理学生之间的纠纷总是以柔克刚，让我们打心眼里敬佩。在她任班主任期间，我们班各方面成绩都很突出，教室黑板上面的墙上，奖状贴得满满的。她教我们《心理学》，她讲课非常专业，简直是信手拈来、游刃有余，每讲到一个知识点她总要列举生活中的实例来佐证，让我们融会贯通。我最记得她说过的一句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神经质。”

　　作家刘廉昌老师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老帅哥，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能写一手非常好的粉笔字和钢笔字，懂英语、俄语，他会写小说和文学评论，还会唱京剧和流行歌曲，我们觉得他非常有才。他教我们《文选和写作》，每天上课前他总要拿扫帚认认真真的把讲台打扫一遍，仔仔细细的抹一番讲桌，才开始讲课。他课讲得潇洒自如，我们非常佩服。他有时也会发火，有一段时间学校安排他兼任我们的普通话口语教师，当时好像因为没有《普通话口语训练》这本教材，他就用《语文基础知识》这本书给我们上课，同学们都认为用《语文基础知识》这本书上课对我们学普通话效果不好，所以强烈要求我(我当时是学习委员)去学校教务处反映这一情况，我公然天真无邪的去教务处反映，后来他当着全班同学拍桌子打板凳的向我发火，把我批得痛哭流涕的。后来我想，这事还是怪我，我应该向学校教务处反映我们没有《普通话口语训练》这本书，要求学校尽快征订才对，当时竟反映他没上我们的《普通话口语训练》课，我被挨骂真是活该。后来他也不计前嫌，对我仍像其他同学一样看待，我对《文选和写作》学得也很起劲，后来能成为一名文学爱好者跟他的影响关系很大。

　　邱宝林老师治学严谨，从不允许学生迟到，他上数学课，教案写得板板扎扎的，批改作业一丝不苟，不但指出我们的错误，还在我们作业本上写出解题意见。他监考非常严格，从不容忍学生作弊，有次有个同学作弊被他发现，被他当场就扯了试卷。听数学系的校友说他跟陈景润是大学同学，但他从没说过这事。

　　沈雪松老师知识渊博，她先教我们《马克思主义基础》，后来又教我们《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她除了传授书本知识外，还会讲一些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比如当时昭通的“三丑”：南大街的金凤凰、辕门口的公共厕所、利济河的臭水沟。

　　钟鹰老师属“高大帅”之列，戴一副眼镜，讲课声如洪钟，化学知识倒背如流，只可惜当时我们都学得不太认真，听得似懂非懂。

　　吕林老师风趣幽默，爱跟学生开玩笑。他教我们政治课，他说：“我从小对文科是很感兴趣的，但最怕数学，特别是什么甲乙两列火车，分别从甲乙两地相向而行，甲车每小时以多少公里行驶，乙车每小时又以多少公里行驶，问几小时两车相遇?我当时觉得编数学课本的人真是吃饱了撑的，你管人家几小时相遇呢?这是铁路局的人操心的事嘛!”

　　杨婉青老师教《生物学》，她讲课非常生动。每到学期末同学们都要她“钩”复习提纲，但她钩给我们的复习提纲很多都考不着，后来大家再也敢不喊她“钩”复习提纲了，只好老老实实的复习考试才能过关。

　　张莹老师很有音乐天赋，二胡拉得出神入化，听说当时他拉的二胡在整个云南都是一流的。后来他潜心佛学，最终皈依佛门，像李叔同一样。

　　顾泽旭老师很有艺术家的风采，一头长发，不修边幅，很浪漫。跟我们讲古今中外著名的画家和画派，教我们素描、水彩、水粉、工笔、手工、版画等，还经常组织我们到户外写生。他的油画当时在昭通属一流，多次获国家级大奖。后来他调昆明一所院校任教，听说2013年因病去世了，才五十多岁，真让人难过，然而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体育老师向洪勇高大健壮，像一堵墙，打篮球时对方队友撞到他身上被他强壮而结实的身体反弹出很远，但他却纹丝不动。他上课很专业很认真，同学们都不敢跟他二气，有次有两个同学上体育课不专心，被他痛批半天不敢作声。那两个同学后来说：“他那么个高大健壮，像我们这样的人三五个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敢硬拿鸡蛋碰石头吗?何况他又是我们老师呢。”

　　在教育学院三年，我遇到很多很有才华和个性的老师，但我却没珍惜当时的大好机遇，学业成绩平平，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