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奶奶

　　其实人和树一样，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尼采)——借以怀念平凡的爷爷奶奶。

　　——题记

　　窗外的吊钟花开的姹紫嫣红，分外热闹。外人所不知的是，我和父母家人们从不叫它的本名——倒挂金钟，因为我们是在避讳爷爷的名字。

　　爷爷去世已经近六十年了，我没见过他，母亲未过门时奶奶和他已去世。最为可悲的是，去年迁坟的时候，任何和身体有关的事物都没有了，只好用红布包了坟墓中间的黄土然后迁到新的地方，让爷爷奶奶和过去的老邻居们又住到了一起。

　　关于死亡，有多种解释：第一是肉体生命的死亡即生理的死亡;第二是葬礼的举行意味着人的社会地位的死去。第三是这个世界上最后记得你的人死去，那么这个人是真正的死去了。但，爷爷奶奶还活着，活在我们心中。

　　每每家人团聚的时候长辈们就会回忆起爷爷和奶奶。

　　爷爷本姓吴。他小的时候由于曾祖父去世，曾祖母携他改嫁到屈家。屈家在洛川县是大户，号称屈半县。和大户相对应的是包容和宽厚，爷爷也就姓了屈姓。继曾祖父家是大户人家，那时他们居住在老县城的叫做洞子巷的地方：深宅老院、高门大户、雕梁画栋、良田美酒、生活富裕——小时候我每次到西街压面条时，站在洞子巷的巷口这样遐想。总之，继曾祖父对他们很好，娘俩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可惜好景不长，继曾祖父因病去世，娘俩的美好时光就告一段落。为了防止家族子弟觊觎家产，曾祖母就变卖了房产、换得大洋，也不考虑未来如何，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甚至吸了大烟。娘俩又过了一段富足生活，最后落魄住到了沟碥的土窑洞里，一直到爷爷和奶奶去世。上世纪九十年代爷爷和奶奶的画像、姓名也上了屈家的神子，我伯和父亲与屈家的子孙后代一样轮流在过年的时候挂神子、祭神子。虽是如此，毕竟血缘上的不亲多少造就了我们这一支在社会上很长时间无依无靠，孤立无援和贫困。

　　我似乎还记得那个土窑洞院落的情形。沟壑是洛川县的典型特征。沟深坡陡，川狭路窄，弄得坐落在黄土高原的这个洛川县支离破碎。大致是洛川县城的中央从南到北就贯穿着这么一条大沟，沟壑大致中间的地方拦腰横贯着一条的雄伟的土石结构的大桥——东桥。在坡度比较平滑的两岸，人们依靠黄土断面修建了原始的住宅——土窑洞，窑洞们层次不齐凹陷进黄土断面里。每家的院子面前都是沟，院子面前种植得高高低低的绿向下延伸到沟底又向上延伸到对面的人家，横切面肯定是大写的V或U。邻居们有左右的上下的也有对面的，这是穷人们的家园。从沟这面喊话对面是能听到的。那么沿着东桥的东南面的沟碥上一条不宽的小路向南走，逐渐切换成蜿蜒曲折的羊肠小路，七折八拐走下去大约半腰的地方就到了爷爷家的院子。爷爷是勤快的，对未来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憧憬，用自己的双手装扮建设着自己的小院。院子座东面西，有大小两个窑洞，院子虽不规则，但整齐干净，柴火、工具分门别类摆放整齐;养的一条黄狗，既看家护院也是孩子们的伙伴;门前到坡下沟底有爷爷、父亲栽种、嫁接的梨树、杏树、苹果树、核桃树等果木。据说梨树结的是鸭腿梨，一口咬下去味甜又多汁，小时候听母亲说起，口水随着故事不知流了多少。

　　爷爷在沟碥的窑洞娶了从河南被贩卖(逃荒)来的奶奶。

　　恍惚中，奶奶徐徐向我走来，形销骨立，身材挺拔，她和我伯长着一样的面容，一双单眼皮的眼大而有神，面容白净、国字形脸庞，一身布衣丝毫不能掩饰其轻灵秀雅之气。年少时的父亲、如今的我们堂姊妹姐弟七人个个能写能画、略通音律，五人学业有成，其中也不乏出类拔萃者，有工程师，服务与祖国的航空事业，有国外定居自己创业的，大约都是遗传自奶奶吧!奶奶，常常让我充满遐想。她应该是一位贤淑温婉的有追求的女性。她拥有一个古老的姓氏，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殷商时期——萧，名桂敏。祖籍河南郑州——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五帝活动的腹地、中华文明的轴心区、商代中期的都城——这足以让我引以为豪：我们有着最古老华夏文明的血脉。更让我自豪的是她出身书香富庶之家，识文断字。但她又是那么不幸，亲生母亲早逝。后妈进门生下残疾的弟弟，人前视她如己出，人后对她非打即骂，她吃尽苦头，终于在他的父亲出远门的时候，后妈将她卖与人贩子。她随着人贩子、和逃荒的人一路辗转到了陕西洛川，嫁(卖)给了贫穷的我爷爷。约莫记得，二十年前，郑州的老舅还到洛川寻亲，其时奶奶已去世四十来年了。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父辈们和郑州始终没有来往。

　　在沟碥的窑洞里爷爷奶奶生养了四子一女，两个小儿子是所有子女里长的最英俊，最排场的，都是浓眉大眼双眼皮，而且聪慧过人，邻人亲友们称为人中龙凤，都说长大了不得了。生活的艰难、命运多舛，上天选择了幸运的我姑、我伯和父亲留下陪伴爷爷和奶奶。两个小儿子已经长到六七岁时，一个生病夭折，一个玩耍不慎从院外的坡上滚到沟里夭折。连失两子无疑给两位老人留下深深的伤痛，奶奶时不时会想起自己的两个小儿，经常到小爸们夭折的地方嚎啕大哭，做活计时抽抽噎噎，正说话时掩面而泣……加上贫困，这为疾病的到来埋下伏笔。后来爷爷奶奶早早身患重疾，不治而亡。

　　爷爷是什么样呢?据说要想知道爷爷相貌就看我姑，浓眉大眼，双眼皮，大花眼，他比我姑的眼还花还大，眼眉更浓。人高马大，身体粗壮，膂力过人。小时候以为我伯就是心目中的高大的人了，可母亲说爷爷比我伯还要高大，大概最低一米八五的样子吧。力气大的惊人，一人能扛一口袋粮食不说，另一个胳膊底下还能同时夹一口袋粮食。过去的口袋不能和现在比，听大人们说，那时一口袋足以顶现在的两袋米，估计一百斤是上去了。所以，在那个年代，爷爷就是生产队最好的劳力了。奶奶和那个时期的大多数女人一样，内外兼顾，既在土地上劳作着，又兼顾一家人的缝缝补补，洗洗涮涮，一日三餐。闲暇时，给儿女说古论今，讲书本上的故事，讲大城市的情景，偶尔也读书，给贫困的生活以憧憬，给孩子们开启智慧的天窗。就这样爷爷奶奶过着苦乐相伴的生活。

　　在那个年代，能读书上学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这时爷爷和奶奶的远见和追求就表现出来了。他们竭力供孩子们上学。那时候，爷爷家的日子尤其难过，用吃糠咽菜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玉米芯馍、麸子馍很常见，豆渣馍都是稀罕，糜子馍硬的用刀子切都不易。据母亲回忆，后来她嫁过来的时候，爷家穷的几乎什么也没有：炕上一张席，是破烂的;一个柜子还有一条腿是坏的;两个土陶大肚面缸，其中一个是破的用绳子箍着。我父亲和我伯珍惜这读书的机会。据我姑回忆说，我伯和我爸念得好，她一天要帮家里做很多事，也分心、也笨就念不进去。奶奶常常抽出时间考他们几个的学问，不会了就再给教。谁不好好学就跪在地上，头上顶砖头以示惩罚。我姑就是那个跪着就记起、站起来就忘记的人，因此常常被罚跪，最后实在坚持不下了就自己不念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样艰苦的岁月里，我伯初中毕业，父亲因奶奶生病小学毕业，后来跟着沟对面的我外爷学打算盘。父亲的字隽秀飘逸，算盘打得叮叮当当，后来当上了大队会计(我父亲实际还是被耽搁了，他学习很好，以至于若干年后多年不见的同学都问他在哪里工作)。我伯更厉害，在上世纪七几年就当了城关中学的会计，端上了公家的饭碗。

　　好劳力是好劳力，爷爷嘴口不好、脾气大，看到什么不平的事情，总要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此得罪了队上的人。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是谨言慎行的，唯恐避之而不及。爷爷就被扣了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再加上胃上的病不好，戴着这顶帽子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而我伯和父亲也因此受影响，被队里的人所孤立、冷落、排斥。年终分红的时候，无论他俩干的多好，领到的总是最少最不好的。

　　爷爷用现在人的话说是直男一枚，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明明爱娃却不能以和善柔和的方式呵护和表达。人到中年，奶奶得了不好的病，父亲辍学，每日汤药伺候，最终是没有挽留住奶奶。生活贫困艰难，又中年丧妻，教养两子的重担就落在了爷爷一人的肩膀上。爷爷陷入悲痛之中，也许他很怕失去更多，常常不能调控自己的脾气。听母亲说，奶奶去世后不久，父亲因为和爷爷发生冲突，爷骂了几句父亲，而父亲思念奶奶，就负气跑到了三十多里外的我姑家。当时我姑在坐月子，不能及时送他回家。等我姑生娃四十几天后回娘家，我爷一见到我父亲，心中的思念以埋怨的形式表达出来，开始数落父亲，父亲犟了几句，爷就拿起水担朝父亲身上打去。边打边说：“你现在还这么小我说话你都不听，长大了还得了!”娃躲哩，爸打哩，父子俩在狭小的院子里你躲我追，水担“啪、啪”的落在父亲身上，娃哭着嚎着：“妈呀!妈呀!你在哪里?!”爷也哭也打!父子俩的哭声喊声训斥声传到了对面沟我外婆家，外婆哭着说：“好娃哩，埋你妈的时候你都没哭，现在你爸打你，你想起了妈妈。”

　　在那难熬的岁月里，吃的不好，住的不好，重体力的劳动往往使人难以支撑，爷的烟瘾就慢慢上来了，后来很重，买不起烟的时候，用大量的的劣质茶叶泡或者煮浓茶来替代，用以支撑一天辛苦的劳作。

　　纵观爷爷奶奶的一生，从家族上说孤立无援，屈家不亲、吴家不爱，奶奶远离家乡亲人，无人扶持。从社会地位上来说那样一顶大帽子足以使他们不能翻身而受尽排挤。他们始终在贫困与希望中挣扎。

　　时代在变迁社会在进步，父亲和我伯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孙子辈们在各行各业努力奋斗且各有所成。父亲常和我说他是幸福的知足的，想必爷和奶泉下有知也是欣慰的。父亲说去年搬灵前，他在爷和奶的新居前手植了最好的松柏。如今他们住在新居，背靠北坡面朝南阳，有旧友相伴，每日暖阳和风，估计心情甚是舒畅，那么就多护佑儿孙们幸福安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