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章宇斋，字大谟，1902年生于浙江温岭县新河下章村，大学本科学历，中医师。一生悬壶济世，救危扶困，侠肝义胆，疾恶如仇，其人其事难能可贵，鲜为人知。

　　家父从小喜欢读书，9岁入村学，经六年时间，读过《论语》、《孟子》等书籍。祖父认为农家子弟应务农为本，15岁就硬要他学种田。在他勉强应付种田的三年内，立志求学意愿愈烈，甚至大雨天在田间劳作不戴箬帽，以示反抗，祖父无奈，只得应允。19岁到七八里外的路边村和长长桥村的私塾读书，从此学业猛进，所作论说文如《为富不仁论》、《沛公入关与民约法三章论》等，塾师批语称“语意清新，笔亦顺适”。他的诗也富有新意，如《端阳》：“佳节端阳最好天，家家蒲剑插门前。香囊美酒儿童乐，庆赏良辰又一年。”此外，他的书法也大有长进，楷、隶、行、篆等都尽得要旨;还有二胡技艺同样精湛。后因足疾，在家自学中医。

　　家父22岁考入由中国近代著名中医学家兼画家傅崇黻(号懒园)任校长的浙江中医专门学校(现为浙江中医大学)学习。当时，以画梅称著杏坛的傅崇黻校长，与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家、学者章太炎是至交，便聘请太炎先生为名誉校长，从而对中医的发展和书画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家父在校期间，既学习中医中药知识，又跟章太炎先生学习书法艺术，先学钟繇后习“二王”。预科、本科共五个学年，连续读完。由于成绩优异，傅校长将亲手画的一幅《梅花八哥图》(上题“泥滑啼复啼，故乡心事，何处寄相思。)在毕业典礼上赠与我父亲，以示表彰。

　　家父为节省书簿费，曾用毛笔手抄医书，诸如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及《温病学》、《针灸学》、《妇科学》等书籍，其书法水平是现在大多书家无可比拟的。

　　家父于1927年毕业回乡。那时农村的医生均自学成才，称“土太医”，家父出于正规医校，就不同凡响，被附近各中药店争相聘请。以后又到石塘、淋头等地多家中药店应诊。1939年返乡，在金佛桥鹤龄堂、长屿阜康堂、新河保春堂及麻车桥、联树桥、萧家桥等中药店，按市日轮流到店坐诊。他在认真望、闻、问、切的同时，详录每一患者的病历，建立个人医案，并学习前人经验，对各类疑难杂症作深入的研究，逐步积累临床经验，不断提高自身的医疗水平，成为温岭东南乡闻名的中医师。

　　以行医养家糊口的父亲，却向来不计报酬，淡薄金钱。他生性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对乡邻及远村相识的请他看病，大多不收“表手钿”(出诊费);对那些实在无钱买药的贫苦者，还在处方笺上注明“代付药钱”，各家药店就以此为凭，在薪金中扣除。由于代付的人太多，年终结算，所剩无几。再说，家父性格豪爽，喜交朋友，对有难亲友，会倾囊相助。下举两例：一是我的堂哥不幸罹患梅毒，生命垂危。家父知道他家无钱救治，就不顾自家经济拮据，拿出六块银洋，买来“六零六”(治梅毒针剂)，将我堂哥从死神手中夺回来。二是我的表兄在上海做小生意，表嫂和表姐寄养在我家，二人的生活费用由表兄负担。不料表兄染上赌博习气，出去半年多，还是无钱寄回家。为此，让祖父心焦，教表嫂和表姐为难。家父为使祖父得到安慰，也让表嫂和表姐不至于尴尬，就偷偷借了十来块银洋，假说是我表兄从上海寄来的。表嫂和表姐信以为真，马上转交给我的祖父。以后，表兄得知此事，非常感动，从此不再赌博，一门心思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一年以后，他回来将表姐的婚事办了，并把表嫂带往上海去一起生活。你想，家父本来就没钱，对人资助却如此慷慨大方，加上平时嗜烟好酒，且不善持家，所以连年行医收入皆不敷支出，并负债务，我们六个兄弟姐妹，还要依靠祖父种田酿酒养活。

　　民国三十年(1941)七月，乡长卸任，乡民代表们将我父亲推选上去。家父对坐衙门弄权术一向反感，曾数次向县长夏高阳请求免任，但未能获准。有老友指点：“套上了缰绳，好歹要拉一趟车，才可交代，”于是就勉强任职。他把乡公所钤记和个人印章交给乡文书，让他处理日常一般事务，自己每日仍去坐店应诊并兼理乡公所重要公务。

　　任职后，他主要做了“买壮丁”和“封仓积谷”两件事。抽壮丁本是当时乡、保长敲诈勒索的好机会，而两袖清风不与人同流合污的家父，却采取“买壮丁”的办法。即凡是抽到壮丁不愿去的，拿出钱来给愿意顶替的人，这笔钱双方当面交接，免去中间舞弊。同时，他还为贫困户壮丁向人们劝募救济款，自己带头拿出六十万元(当时法币)。“封仓积谷”属于对走私的限制，此举利于贫民，不利于财主。家父所做这两件事，让贫民庆幸，财主侧目。

　　那时乡公所的经费是乡里自筹的，主要靠屠宰税收入，而乡文书和收税员相勾结，贪污税款，中饱私囊。如此，若不搞摊派、搜刮，公务开支就难以维持。但家父宁愿自家吃亏，也决不搞伤天害理之事。当时，有上级的、同级的和各部门的与乡公所的公务交往极其频繁，来人的酒饭，不得不由我家接待。当时，光招待费就难以招架，更何况还有其它方方面面的杂务开支。比如乡公所的纸张用完了，因无钱去买，父亲只好把自己用来练字的毛边纸也搬去。在此情况下，家父觉得再继续下去，就要将家私败光，才不得不下定了辞职的决心。经他的一再请求，终于在1942年1月，获准辞去乡长职务。

　　家父当乡长7个月，旧债未清，新债又添，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无奈之下，变卖了4亩良田，才勉强还清了部分债务。

　　众所周知，那时的乡长保长，是捞钱致富的好职位，像家父那样当乡长卖田还债是绝无仅有的。

　　解放前，土匪活动十分猖獗，百姓深受其害。为防匪患，村里有钱人家相继建造炮台(碉楼)，并自制土枪，赖以自卫。当时全村共有炮台5座，土快五(土枪)20余支。这样，有炮台、枪支的少数几户人家倒得到自保，可绝大多数人家仍遭受土匪的抢劫。为确保一方平安，家父冒着与土匪结仇的风险，积极做说服动员工作，牵头组织“联防队”，将有枪支弹药的人家联合起来，互相支援，只要土匪敢于前来，就联手出击。一次土匪刚进村，就被联防队打得措手不及，其中一人负伤，群匪落荒而逃。从此，土匪再也不敢冒险前来，就连毗邻的几个村庄，都不敢前去骚扰。

　　为此，土匪对家父恨之入骨，匪首扬言要“做”(杀)掉我父亲。为防不测，家父出门常带手枪防身。一次，在小屿山前与匪首狭路相逢，家父马上将右手插入大衣口袋，握紧手枪，匪首见有防备，加上家父与多人同行，故不敢贸然行事，才有惊无险，侥幸躲过一劫。

　　解放后，家父当选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县卫生局推荐他到浙江中医进修学校为时一年的进修。进修回来后，担任乡卫生所负责人。他工作认真，防病工作成绩显著，1959年被评为县一等卫生工作者。当年县卫生局要任命他为松门区卫生院院长，他却坚辞不受。

　　在卫生所里，仅家父一人是中医，而当时西医的收入远远高于中医。家父认为，全所的工资他最高，而收入他最少，心里过意不去，盘算着将自己的工资降下来。于是，他多次向县卫生局领导要求降低工资。但领导认为一个同志没有犯什么错误，且工作认真负责，成绩显著，工资没有提高，反要降低，没有道理。但最终还是经不住家父的再三“纠缠”，无奈同意给降了一级工资。

　　家父向来反对建坟土葬，他说这是死人与活人争地盘。上世纪六十年代，家父为他死后的埋葬问题，召集全家人开家庭会议，并请姑父参加。家父在会上提出，他死后不要建造坟墓埋葬，将其“酿坑”，即将遗体放进后门的清水板坑，进行密封，待遗体完全腐烂后，作为肥料用来肥田。这一提议遭到全家人的反对后，家父又提出了另一种方案，即是在楼岙西山脚下挖一个深坑，将他的遗体用草蓆包裹放入坑中，再将泥土夯实，并在上面栽一棵树。对于家父的意见，首先我们做子女的接受不了。姑父也认为，“酿坑”不近人情，如此做法闻所未闻。至于“蒿毡筒嵌山”(草蓆裹尸掘地掩埋)，乃贫困人家的无奈之举，作为拥有六个子女且有一定声望的中医师，死后又怎能如此埋葬呢?最后，家父还是固执己见，说可以不“酿坑”，但不准为他建造坟墓。

　　在家父年过七十，多病缠身，身体每况愈下时，我们偷偷买来石板，放在楼岙堂，准备为父亲建造坟墓。家父知道后，就托人行销石板，说卖了石板买老酒吃。我弟弟得此消息，连夜将石板转移到难以被人发现的地方。

　　晚年的父亲，医术炉火纯青，常有疑难杂症患者从城市大医院转来请他诊治。下班回家，常有病人等他看病，节假日亦如此，他从来不厌其烦，有求必应。平时他日出夜归，早晚在家不是读医书就是看小说，或是种花栽草，整个庭院姹紫嫣红，四季花香。每天晚上，他那简陋的书斋里，经常聚集一群男女老少，听他讲《聊斋》说“三国”话“水浒”，他还泡茶递烟，与大家谈天说地话家常，异常热闹。家父乐于这种悠闲的生活，陶然念着《古文观止》中的《陋室铭》：“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还把其中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改为“谈笑有知己，往来无坏人”。闲来还欢喜练练书法，写写诗词，拉拉二胡，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家父78岁时，双眼白内障加重，看不了书报，开不了药方，无奈办了退休手续，为此他非常痛苦。大家劝他戒掉酒烟，他当然也知道酒烟有损视力的道理，但他是个嗜酒如命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说“呒眼还好摸，呒酒勿呵落”。当年做了白内障手术，但效果不佳，最后是老年痴呆，让他的生命旅程终止在八十年轮上。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倡导雷锋精神、反腐倡亷、厚养薄葬的今天，家父的所作所为，无愧为人们的表率。我们作子女的受其熏陶，“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老人家的言行，将永铭肺腑，代代传承。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家父其人其事，已在人们的记忆里渐渐淡忘，在世事沧桑中悄悄飘散，只有为数不多的耄耋老翁，闲坐在屋檐下，就着冬日的暖意，还在津津乐道地评论它，称颂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