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然也是不把翠湖放在眼里的了。虽然可能在翠湖边上写作谋生的人群中，我是与翠湖关系最密切也最悠久的一个，天天见，早不见晚见的一个。我在这个湖边上出生、长大、恋爱、生活、写作。在三十岁以前，我的“家园”从来没有离开过距翠湖五百米的地区。以后也不会经常超出这个范围。在翠湖以东的一条街道上，我安全地度过了少年时期，从一团肉开始，长成了一个身高一米六的青年，中年，并且可能还要在此获得长寿。但我怎么好意思在“文章千古事”中承认这一点呢。一个充满小市民趣味的湖，既看不出什么孕育天才的风水，也没有什么改变了历史进程的胜迹好为人道。傍晚绕一圈，遇见的不是大姨妈就是三舅爷，或者修单车的马师傅，守大门的石大爷，住隔壁编报纸的张某某夫妇……我是读过诗的人!也读过中文系，当代美学考的是87。我怎么好意思让读我的美文的那些读者发现，改变了这位作家的不同时期的想象力、美学立场、思想深度、泡制了他的灵魂以及他的年龄、生理状况、性趣的等等事关大是大非的一切，居然与如火如荼的斗争、时代大潮的洗礼、九死一生的冒险生涯、或者风光旎旄的异域情调统统无关，我的生命的起点和以及后来的九死一生不过就是在一个“昆明的下水道的水”形成的气味不良的大水塘开展起来的呢。在我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我写过距昆明三百多公里之遥的《云南冬天的树林》，写过迪庆州的《高原上的高原》，写过红河县附近的高山、写过昆明郊区的稻草堆，近来还写了伦敦的教堂、巴黎的米拉波桥、纽约的黑人聚句区……我可以说是已经著作等身了，但我清白无比，洁身自好，从不在我的文字中提及过翠湖。

　　可是偏偏是翠湖而不是青海湖就在我卧室的底下，除非我自愿背井离乡，否则我躲都躲不脱。我天天都看见它，每天我一开窗，飘过来的就是它的气味，它就象是我的家具一样，成为我生活习惯的一部分，在大部分的时间中，我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渴望的是“诗意地安居在大地之上”，如果在我楼下的是瓦尔登湖就好啦，我脱口就可以说“在我楼下，就是那个瓦尔登湖”。够啦!一句顶一万句。可是翠湖呢，我得有丰富无比的想象力，“这个湖就象瘦西湖的女儿一样，在我家楼下梳头。”但要令读者深信不疑，我得编造多少谎话啊!“人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之上”，这句话的出处是海德格尔，他老先生特别交代说：“因为‘诗意地’一词作为诗来看待时，通常总被理解为仅属于乌何有之乡。诗意的安居似乎自然要虚幻地漂浮在现实的上空。诗人重言诗意的安居是‘在这块大地上’的安居，以此打消这种误会。荷尔德林借此不仅防止了“诗意”一词险遭这类可能的错解，而且通过附加‘于这块大地上’道出了诗的本质。诗并不飞翔凌越大地之上，以逃避大地的羁绊，盘旋其上。正是诗，首次将人带回大地，使人属于这大地，并因此使他安居。”我在大地之上的安居何在?就是翠湖。我的家(二室一厅)在此，故乡在此，父老乡亲在此，我说的话只有在此才有心领神会的耳朵，我的舌头只有在这里发言的时候才不会发硬发僵。翠湖就是我自己的大地的一个核心，我的生命是由此地开始向大地和世界逐渐广延的。“条条大道通罗马，”但我无论从哪一条道路前往罗马，那是天堂也好地狱也好，诗意也好、庸俗也好，首先必须路过的就是翠湖，绕不过去的。所以，要不靠编诓闹卯(昆明方言，扯谎、胡编乱造之意)混诗人牌照，我还得老老实实把我的出处交代清楚。可是即便我真的想老老实实把翠湖放在眼里，把自己的出处放在眼里，我还是交代不出的。我肯定不可能像梭罗交代瓦尔登湖或范仲淹交代洞庭湖那样交代的。我将要交代的并不是一个处女般的湖，这种湖，说什么就是什么，说什么都是开始、都是第一回、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翠湖却是另外一码事，它在我生下来之前就已经一言以蔽之：翠。再写，不过是在“翠”的基础上小打小闹，“翠欲滴”啊“翡翠似的绿孔雀”啊之类。在“翠”之后，它还能有什么绝妙好辞呢?不可能写出《瓦尔登湖》那样的传世之作;不可能像怀特那样再到湖上，为那“永远不会失去光泽的湖，那不能摧毁的树林，牧场上永远永远散发着香蕨木和红松的芬芳……”而叹息，也不会吟出什么“气蒸”“波憾”之类的千古绝唱。并且，我说不出翠湖本身，我只能说，它的某处像西湖，某处象扬州的瘦西湖、某处像苏州的沧浪亭，某些树像柳永写过的那种……从外表上看，你看不出翠湖象的就是翠湖的地方，中国有多少与它一模一样的湖啊。它的树不是它的树，它的水不是水，它的楼台亭子不是它楼台亭子。关于它的记忆不是它的记忆，关于它的描写不是对它的描写。我还写什么?